(文/吕正惠 淡江大学中文系教授)
一
“当代台湾大学生”是“太阳花”学运的主体，这个主体的形成是李登辉以来的台湾教育制度，尤其是高教制度“改革”的结果，而教育“改革”的背后，又是以支票换选票的“民主化”和党派权力斗争的逻辑。
在上世纪国民党执政时代，台湾的公办教育措施总体是较为得当的，尽管高考竞争较为激烈，高校准入制度严格，但制度设计本身的公正性是无可置疑的。国民党一直将台湾的高校招生率控制在30%以内，这一政策基本适应了台湾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要，也成为台湾社会代际流动的重要途径。借助于公平的高考制度，底层人士获得了学而优则仕、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向上流动机会。事实上，陈水扁本人也就是高考制度的最大获利者之一
但自李登辉时代开始，便开始着手从多个方面清除国民党的政治—社会影响，以树立自身在台湾的执政合法性。但其提升合法性的策略却不是为台湾确立长远的发展规划，而是用眼前暂时的利益来收买民心。在此期间，台湾高校扩招速度加快，很快出现了“僧少粥多”的现象，大学录取率从国民党执政时期的30%左右，狂飙突进到近乎100%。甚至有些学校招生不足，成绩仅有十多分的考生也获录。因为入学门槛低，岛内一些学生入学后自然对“唾手可得”的大学教育表现出漫不经心的态度。
高校扩招尽管损害台湾的长期利益，不符合台湾长远的教育和人才发展战略，但其所以能够为李登辉带来巨大的政治声望，在于它能够满足社会多方短期的个人私利要求，是各方私利共谋的结果。首先，对学生及家长而言，由于上大学一直以来被视为荣耀，政府大幅度扩张开放更多的入口，让几乎所有想上大学的学生都如愿进入了大学；其次，对于高校工作者而言，更多的招生意味着更多的教师岗位和更丰富的教师待遇，更多的博士毕业生也会因此有了更好的择业出路，这也得到了台湾几乎所有高校教师的一致赞同。再次，对于台湾地区的精英贵族而言，以前国民党时期的高考制度过分严格，扩大招生后，高校招生政策宽松，也有更多的可能通过经济财富影响子女的升学，使他们更为容易进入自己理想的大学。最后，大学生也是重要的消费群体，扩招无疑会对高校及其周围相应的产业有好的刺激作用，符合高校服务业的行业利益。
事实上，无论是国民党高层还是民进党精英，都清楚地认识到高校扩招所实现的短期利益与台湾未来的长远利益不符。台湾的产业结构根本无法保证如此多的学生就业，更不用说兑现他们所许诺的美好就业愿景。但对于民主选举而言，为了迅速地赢取民众的选票，讨好民众以保证尽快上台执政，民进党选择了眼前的短视私利。高校扩招这一看似具有民主合法性决策，实则是极不负责任的政治决定。看似通过讨价还价和民主选举实现了公共利益，其实维护的是一己私利。
二
在党派权力斗争和“支票换选票”的“民主”困境支配下，台湾的治理难题就可以通过政治运作被巧妙地转化为对大陆的排斥意识和“拒统”思想。
早在1968年，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曾在经济学领域提出“公地悲剧”的集体困境。即在一块无主的土地上，对于每个牧人而言，其短期最优选择都是尽可能最大化地消费(这种消费迅速发展为浪费)公共草场资源。尽管短期的疯狂消费不符合所有人的长远利益，但如果个人不遵从于这种短期的最大化消费选择，这种公共资源便会为他人所消费。选举民主所带来的也是类似的一种集体困局。政府不加限制地讨好民众，而民众则尽可能地透过牺牲公地利益而满足自己私利。如果某个政党致力于实现长远利益而牺牲短期的民众私利，则会被其他追求私利的人所挫败，无法获得民众的选票以上台执政。从路易十六的“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发展为台湾政治的“我执政之后，哪管洪水滔天”，选举民主已然蜕变。执政党以牺牲社会的长远利益为代价，去迎合民众的激情和私利。
除此之外，在民主制度下，执政党要想维护自身的合法性，也会诉诸于对民众虚荣心和优越感的培养。自李登辉执政开始，去中国化教育和台湾“黄金时代“的浮夸便已充斥着台湾的政治宣传。台湾学生以文明自居，并天真地认为大陆永远无法赶超台湾。他们幻想，台湾学生将会全部涌入高新产业，借此过上相对富裕的中产阶级生活，而将更为底层的体力劳动全部转嫁给外地劳动力。这些虚假的幻镜宣传极大地膨胀了台湾学生的自尊心和优越感，也使他们对大陆逐渐隔膜。
但是，问题在于，伴随着台湾高新产业的逐渐衰落和大陆经济的快速增长，台湾学生在民进党执政时代所培养的优越感受到严重打击。加上台湾内部利益分配格局的巨大不公，台湾民众近十年来鲜有实质性的生活提高。在韩国、大陆等地区经济兴起之后，台湾的高新产业也受到相当程度的挤压而趋于衰退。当前，台湾虽然以高科技产业闻名，但却有六成就业人口从事服务业，而且这些人长期处于低报酬的工作环境。日前据台当局最新数据显示，台湾雇员今年上半年的实质薪资倒退至16年前。吕教授以自己的个人经历为例，台湾大学普通教授今天的工资和十五年前处于一个水平，如果扣除货币贬值等多项因素，台湾大众的实际收入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日益缩水。在“经济复苏缓慢、薪资停滞不前”的社会困顿局势下，民众对台湾经济的“虚增”和政府的不作为强烈不满，从而逐渐积累了对台湾当局的不信任，也使台湾一些青年学生失去了奋斗目标。
此次太阳花学运的另一个颇为吊诡之处在于，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尽管他们根本不知道服贸协议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他们却能激情澎湃、理所当然地反对这一协议。更为可能的是，这可能只是他们借机发泄不满的一个途径。他们在民进党执政时期被灌以各种虚幻的理想愿景，但当他们走出校园踏入社会时，却在日常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被利益集团边缘化，找不到好的出路。只有在应精英煽动，去反对台湾必须面对和接收的服贸协议的过程中，才能找回一丝失去的自尊心和优越感。
来源：《经略》网刊，原标题为《“太阳花”学运背后：台湾“民主化”困境与统独意识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