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官员打交道的尺度:批评上级的分寸

与官员打交道的尺度:批评上级的分寸

与官员打交道的尺度:批评上级的分寸

最近,官场都在批评和自我批评,触动不少人。

10月16日,成都市公安局宣传处民警李威佟就在微博上感叹:批自己易,批领导难。所以批什么,怎么批,批到何种程度,如何让领导面子里子都能接受?很考手艺,不停地想!

让李威佟觉得“很考手艺”的,就是官员们批评上级的的分寸与尺度。大家难道不奇怪吗?中央三番四次出台规章制度,要求各地官员必须每年开一次民主生活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制度几十年了,难道还没有成型的经验吗?为什么当下官员们还在困惑如何批评上级呢?

为什么?因为这些规定并未真正得到有效的落实,有的地方流于形式,有的地方干脆让制度留在纸上了。

湖南株洲茶陵县纪委的闻铭曾总结,一些地方官员,“在向领导提意见时,先是对领导大加恭维,大唱赞歌,然后提出一些诸如不注意身体、家庭观念淡薄、不讲亲友情谊、对人对事太严肃等表面上是批评、实际上是赞扬的所谓的意见建议。”闻铭说。

湖南常德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易建设,是我最近结识的官场人士。他前几年就发现,一些单位早就不开民主生活会、不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了。他曾去某局考核党务工作,查到民主生活会记录时,该局官员说马上去找记录本。等了四十多分钟后找来了,“我们工作人员在记录上一抹,满手未干墨迹,原来民主生活会记录是临时补写的。”

该市一官员告诉他:不说假话,两年没开民主生活会了。业务工作这么忙,招商引资任务这么重,哪来时间开生活会?开了又有什么作用?”

9月份《学习时报》刊登刘云山的文章说: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一些地方难以开展,这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原因。从历史看,主要是在过去一些政治运动中批评过了头、过了火,搞成了大批判、大批斗,伤害了许多同志,让人们心有余悸。从现实看,主要是一些同志为人情所困、为关系所累、为利益所惑,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勇气。

读完这篇文章,感觉此次批评运动的发动者是想解决某些问题的,也是有一定针对性的。但我还是很好奇,这一次的批评运动能坚持吗,会有效吗?

于是,史无前例地出现了习近平等七常委分赴各地参加各省民主生活会的情况。

大员现场督战,效果自然不一样,所以河北省委书记与生长之间的批评还算较真。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批评省长张庆伟“官僚架子,张庆伟批评周本顺政绩观偏差。这,真算认真了。

党政一把手,向来比其他上下级关系敏感,在这种有更高层在场相互批评中,双方都高度认真,发言的力度较为均衡,不可能只让某一位对另一位做严肃批评,这也算给其他官员做表率,因此马虎不得。

其他人如何批评上级,分寸真的很难。正如成都警察李威佟所说,如何把我批评领导的分寸、尺度,十分考验各级官员。细读河北官员们的相互批评,不难发现一些规律:官员们对“批评”一词用得很谨慎,尤其谈及自己的上级时都回避了“批评”这个词,谈及省委书记基本都是“我向本顺书记提了点意见”。

在中国官场,一般只有上级批评下级、上级偶尔自我批评一下,下级则经常要在上级面前自我批评。官员们基本失去了批评上级的训练机会,顾忌多、胆气不足。上批下,日常化了,自然批得流畅到位。比如,周本顺批评秦皇岛市委书记田向利“急于求成、急于证明自己、急于让领导认可”。

当然,大家都懂,批评内容要对社会公开,财产、是否廉洁、生活作风等问题自然不能谈。

有人说,这些批评还不够激烈、不够真实,还在演戏。我倒觉得,跟过去一团和气、你好我好的官场惯例比,已经十分难得了。有些事情,急不得,步子大了容易扯着蛋。

当然,也确实有些官员的自我批评分寸则把握得相当巧妙,坐越野、挂军牌、出行警车开道、高脚杯端得多、接待超标,这些基本都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他的同僚们都存在的问题。这种自我批评,基本不会出现有些人担心的“对自己下手太狠是给对手递刀柄”的可能。

最近,陕西省委副书记孙清云在《学习时报》撰文《为什么强调领导带头》、中央第三督导组组长张柏林在《求实》撰文《做好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篇大文章》,强调一把手带头是关键。细读这两文,发现都在传递一个信息:一把手要带头批评,更要带头自我批评。

在中央大员的监督下,让各省一把手带头自我批评,能避免“一把手”独大、避免再次出现“独立王国”?

此话题,只能点到为止了。看官们,咱们走着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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