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如晨
阿里开始将自己定义为“国家企业”。这是今年7月马云跟知名互联网观察家方兴东聊天时的言论。于我心有戚戚焉。
阿里IPO后，我曾写过一篇文章，称它为幽怨的民企，有着民企的幽怨。当时我就是因为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汇来形容它。幽怨的民企只是一种姑妄听之的词汇。
马云期望，未来阿里之于中国，就像苹果之于美国，三星之于韩国，奔驰之于德国，都是一种国家级的竞争，全球人才的竞争。所以今后融了钱，不是急于要拿回来，而是服务全人类。
这表达里，蕴含着很多内容。有国家认同，有自信，有全球化概念的重估，更有一种事业的冲击力。
马云就是期望阿里能成为中国这个国家的名片、观察中国的窗口、中国的符号与形象。当你想到中国时，能很快想到阿里；想到阿里企业的时候，能立刻感受到背后的母国文化与形象。
这句容易理解。不易理解的部分在于，“国家企业”其实不是刻意渲染民族主义情绪，而是新一波全球化热潮下的回归。就是说，你必须高度认同自己出生的国家，重塑国家形象。
我称阿里为“幽怨的民企”，有着“民企的幽怨”，当时引发很大争议。其实我何尝不知道阿里的资本背景。
我措辞的矛盾在于，它最早以普通民营企业的身份诞生在中国，依托中国土壤拓展商业边界，活力四射，后来引入日本软银与美国雅虎的资金，虽然阿里确实难以回避外资背景，但后两者更像财务投资者角色，在企业真正的属性上，我依然定义它为民企。
阿里的这种多面性，无形中给它带来很多障碍，让它难以在许多领域施展手脚。这对于一个建构生态的企业来说是很麻烦的。你看到马云抽身阿里之外，做了许多投资，为阿里补足短板，其实就是一种曲折的反映。
马云多年来的批判言论，以及我提到的阿里的“幽怨”，很大程度上，同样也是本地遭遇一的自然反应。
我也一直想在民企与国企之间寻找一种融合的语言表达通道，但当时没有找到。
民企与国企的二元结构命名，充满着一种割裂感。它确实吻合了两类企业的法人、资本来源差异，但却人为制造着一种经济的分裂与矛盾，长久以来，也是一种文化的分裂。民企的自由与多元为它带来诸多原罪质疑，国企的垄断给它带来许多寄生虫咒骂。
民企是私有制的符号。过去30多年来，甚至追溯到建国后一段，中国官方在公有制、私有制的措辞表达上，可谓费劲心机：一面想表达对于私有经济的某种宽容，一面又以不容置辩的口气渲染公有制的伟大前程。最后语词不但没有发挥中和作用，反而不断强化了分裂，宽容成了某种“施舍”。
哪怕你去读中学政治教材，都能体会到官方话语体系的暧昧：最初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的象征，后来成了资本主义的尾巴。然后它是公有制的“一种补充”，再后来它成了公有制“合理的补充”。直到今日，官方倡导起所谓“混合所有制模式”。而公有制本身还有变异，就是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
这种措辞、词汇的变异，反映了一个国家从封闭到开放的历程。最初是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然后有了一些胆子，摸着石头过河。如今，混合所有制即便以公有制为基础，但也终于给了私有制一个相对体面的称呼。《物权法》之类就不多说了。
如果有人仔细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发展史里的语言学现象，一定是有很多乐子，呵呵。
定义阿里为“国家企业”，在这个层面，其实就是中和的措辞。我从中体会到了马云与阿里对于这个国家发展现状的一种趋势认知。
如果上升到马云所说的国家级竞争，“国家企业”就是对国家主权、经济发展、母国文化的高度认同。
但容易为人忽视的碰撞甚至矛盾也在这里。你能看到，马云谈到“国家企业”的时候，他是从全球化、全球竞争的角度切入的。这就有了一种视野的冲击力。
我的体会是，“国家企业”不是一个简单的命名，而是阿里集团面对全球化时代的一个新的战略诉求。
一方面，纵使未来规模再大，阿里也不敢淡化中国土壤。这里是它的后盾与关键驱动力，一个不认同中国市场的阿里，是没有任何出路的，也不会有真正的投资价值；另一方面，面对全球竞争，阿里需要整合全球文化、人才、资本、技术、线下等各种资源，构建服务全球的生态体系。
这就需要，阿里未来的拓展，必须在海外市场有所倾斜。IPO当天晚餐会上，马云对着我们一干人马说，募资的相当部分会落在海外。当时，这句话一度引发争议，阿里后来还侧面做了解释。其实，从脉络上说，这跟马云与方兴东聊天时的表达一致。
这就是“国家企业”的一种隐喻特征。我眼中的阿里，已经走出民企的幽怨，开始展现真正的全球化风范。马云本人也没有否认阿里的民企属性，只是他说，阿里不是“普通的民企”。
不过，这只是我的体会，公众肯定有不同的认知。而且，从语言学角度来说，“国家企业”这个词汇的表层，并没有完整表达上面的用心。辞不达意的时候太多了，它是名实矛盾，也是语言与意识及思维的矛盾。
这个词确实也容易产生误解。如果传播不当，很容易被人当成渲染民族主义情绪的靶子。而且，这是一个相对敏感的时刻。过去一年，中国经历了去IOE化的舆论热潮，反垄断打击了几家外企的无良行为。而阿里本身，又是一个倡导过“去IOE化”的企业。这就很容易留下一种印象。也许会有人问，此刻定义“国家企业”，阿里是否在抱本地政府大腿？
这就是辞不达意的矛盾了。而阿里证明自身的方式，肯定不能依靠词汇辨析，只能依靠生态构建的指向，拓展一个全新的全球商业边界。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中国名片的它，才真的有更多价值。
而站在我的立场看，一个敢于直白渲染民族国家形象，渲染自己的出身的人、企业，是值得称赞的。我很难理解那种越来越不敢说出这些的行为，而这本来是一种最基本的情感。
另外一种行为则值得警惕，就是说，刻意渲染企业的国际化是一种超国家主权的行动。这个诉求，不但会失去文化根基，而且也容易引起某种警惕。中国这么短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固然有许多不堪与不美，但若换个国家，也许更丑陋。马云定义阿里为“国家企业”，我认为，不但传递了他对出身于这个国家的自信与高度认同，而且也是阿里对于“全球化”、“国际化”概念的一种重估。
当然，马云表达也并非完美。他的欠缺处在于，不应该将阿里与三星、苹果们对比，固然它们是母国的名片、全球化的成功者，但它们成长的不堪，或许更为严重。
三星可是一家国家财阀，攫取着整个韩国许多特殊资源，压制着中小企业创新，朴槿惠上台执政的主要思路，就是要打破三星这类垄断财阀，给中小企业开拓新路；而苹果成功的全球化，建立在它对产业链的压榨之上，而且，面对母国，它浮在海外的富可敌国的资金，相当部分是通过避税、不回流美国的结果，它缺乏效率，更多成了回购股票为所谓投资人创造财富的工具。
如果阿里成为三星这类企业，它要想成为中国的名片，反而会自己形成一种阻力，画地为牢。当公众开始不断渲染马云的首富地位，认为阿里无所不能时，阿里就面临着三星一样的命运。而在韩国，三星、现代之类，最大的风险，恰恰就在政治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