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报业集团旗下报纸《房地产时报》正式休刊，成为继《新闻晚报》、《天天新报》之后，上海今年第三张“关门”的报纸。报纸在思维观念、运作模式、人员结构、产品呈现等方面都在寻求“转型”，其中，人员结构的变化最为显著。传统新闻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已经不吃香了，至少不被传统媒体所追求的新锐项目欢迎了。那么，新闻教育该怎么转型？对此，刺猬公社专访了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昆教授。
刺猬公社=C 张昆=Z
C：自今年8月1日起，又有一家报纸《房地产时报》休刊，但却并不如前几次那样引起太大的舆论反响，似乎人们已经很淡定了，习惯了传统媒体的衰势。您是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的？
Z：一批传统媒体被淘汰，这可能是一个大的趋势。这个趋势，从我们的身边也能够感受得到。像我们这一代人，靠纸质文本阅读来获取资讯；但现在年轻一代，比如我儿子，基本上已经不看报纸，连电视恐怕也不看了，所以纸媒在当下的传媒生态格局里面，地位和重要性正在逐步下降，这是一个可以看得见的过程。而想要扭转这个过程，恐怕是很难的。
国外在这方面走得更早，美国也好，英国也好，日本也好，报纸的发行量，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持续下降。中国比之要好一点，虽然也在下降，但没那么严重。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特殊的个案。中国最近的几十年，发生了一个持续的城市化进程，大量农民涌向城市，而报纸又是在城市里生长起来的，报纸对新进入城市的人认识城市、适应城市生活，是一个重要的媒介。
比如美国在十九世纪末期的二十多年期间，增加了几千万的城市居民，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报纸急剧上升。另外，中国教育的普及，也给了更多人看懂报纸的能力。
C：但是看得懂报纸，不见得就要去看报纸啊！
Z：没错。所以，当一种更加便利的信息获取渠道出现后，比如手机上网看新闻，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看报纸了。这是一个趋势，传媒人要面对这个趋势，教育工作者也要面对这个趋势。最近，传统媒体出现了人力资源大流失的现象，有的是流向了网络新媒体，有些是流向了其他行业。比如万达，最近花百万甚至数百万的年薪从传统媒体挖了好几个高管。传统媒体要想继续生存，就必须转型，与新媒体进行实质性融合，并借力发展壮大自己。
C：传统媒体要向新媒体转型，最根本的条件是新媒体人才，新闻教育的改革恐怕首当其冲。现状是，传统新闻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已经不能满足当下的新闻市场需求。那么，您认为，高校新闻学院是否应该转型？应该如何转型？
Z：当然是需要转型的。事实上，高校新闻学院的转型其实也是适应着媒体的转型，适应着社会的转型。应该说，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是高校的基本目标，而当下新闻市场需求的巨变，正在倒逼新闻学院转型。
最早办新闻教育的美国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等，他们的初衷主要就是满足当时的报纸对人才的需求。后来广播电视、电影出现并普及后，新闻学就过度到了传播学，培养的人才也就更加多样化。现在我们又面临着一个新的媒介转型，也就是网络的普及。媒体的运行方式，包括媒体本身的技术特征，对未来要进入这个职场的人提出了新的要求。
可是，我们现在的新闻教育专业格局还是按照上世纪四十年代的媒体格局来设置的。比如说，按照教育部的专业目录设置，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下面，设有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后来又加了编辑出版学。这实际上是把现在日益融合的媒体格局，依然按照原来分裂的模式去培养人才。高度细分化的专业设置其实已经不符合实际。
所以，专业设置要重新考虑。而跟专业设置相适应的是课程体系，与课程体系相适应的是培养模式和师资队伍。这些改革的源动力在于媒体格局的变化和整体社会需求的变化。
C：目前，课程体系和师资队伍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Z：按道理，每个专业都应该建构一个完备的课程体系，以培养学生合理的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可是现在我们的专业是分裂的，这就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合理、完备的课程体系。所以，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专业设置的不合理。
而什么课程就得安排什么老师去讲啊。所以，不合理的课程体系又造成了不合理的师资结构。现在的新闻教育越来越趋向于学术化，而越来越忽略了职业化。在新闻传播领域，当然是有很多学术问题是需要探讨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这群学生所要面向的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传媒行业，说大一点，是文化信息产业。
所以，新闻教育也应该面向文化信息产业，向他们提供“来之能战”的实用型人才。这是最基本的出发点。因此，我们必须考虑，这些人才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然后根据这种需要，重新设置专业，重新建构课程体系和师资队伍。
C：师资队伍应该从哪里来呢？
Z：按我的理解，总的来说应该有三个来源。一个是具有新闻传播学术背景的人，来自一流新闻学院的博士、硕士，是专家型的教师。第二个是来自与新闻传播有关的社会学科领域（比如法学、经济学、文学等）的专家。第三个是业界的精英，因为新闻传播教育有很强的职业化的要求，让那些只懂理论而不懂实践操作的老师来讲授业务课，肯定是讲不好的。
华科的老校长朱九思有一个原则，业务课的老师必须要有业界经历。所以，华科新闻系从上世纪80年代创立起，就一直延续了从业界引进老师的传统。我们新闻系的第一任系主任汪新源就是从湖北日报评论部主任的岗位上调过来的，党总支书记是从湖北省广播电视台过来的。
最近，中国人民大学也从中央电视台等重要媒体聘请了五位业界高手过去担任业务课程的老师。如果一个新闻学院全都是传播学、政治学、新闻学的博士、大牌教授，它绝对不是最好的新闻学院。
可是我们现在也有很多新闻学院，都过于重视学术型师资的配置，重视博士学历，重视论文、项目和课题，因为没有这些东西，评估的指标就上不去啊。这些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没有业界的师资，那么学生们作为未来的传媒人，受到的业务训练都是纸上谈兵，这不就是害学生吗？当然了，最近有越来越多的新闻学院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了，在想办法解决，包括部校共建，好像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现在还不好说。
C：可是，您也曾多次在一些学术场合反对新闻教育“技能至上”的理念，提倡回归教育本质，重视人格塑造，关照学生的内心精神世界，培养思想深刻，富有创造性的职业媒体人。这一理念和您刚才说的新闻教育职业化是否有冲突呢？
Z：这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都是同样重要的，而我每次只是强调了其中的一个方面。用一句话来表达，我希望我们培养出来的是有思想的传媒高手。我曾经在一个学术会议上也提到过，如何评价一个人是“传媒高手”？我觉得可以从长、宽、厚三个维度进行立体衡量。长度是专业技能，宽度是知识面，而厚度是思想和人格。我们培养出来的应该是一种全方位扩张、均衡发展的人才。
现在呢，有的是太重视技能，有的又把“重视思想”和“重视政治”等同在一起，这都是一种误区。其实，思想、思维、人格要重视，同时我们也要重视专业技能的培养。而这对于“全能型”、“全媒体”记者的培养有着极大的意义，因为思想思维和技能的全方位综合训练，可以帮助他们适应各种不同的媒体环境，并具有超强的学习适应能力，以应对不断变化着的媒介时代。
C：新闻学院要想在教育体系中融入新媒体因子，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Z：最大的障碍其实就在老师本身。首先是他们的理念，其次是知识结构、能力结构。要想充分融入到网络化的新媒体时代里，老师们，包括院长们，也面临着一场革命，革自己的命。因为这种新的媒介环境，是始料未及的。老师们没有精神准备，那些技术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掌握的。所以要适应这种环境，甚至要引领新闻传播的实践，老师们就要开始过“不安生的日子”了，过去不会的现在要从零开始学，过去熟练掌握的现在可能已经不需要了，必须忍痛斩掉。
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人毕竟是有惰性的，三十岁的人可能还会有学习的激情，四十岁的人勉强一点，到了五十岁，可能就没有这个动力了。他们是既得利益者，是改革的最大阻碍。
C：但是我们不能把改革的希望都寄托在这帮既得利益者身上，而应该建立相应的体制机制来进行约束吧？
Z：现在的院长们就是在思考这个问题。要让老师们认清这种趋势，感受到这种压力，这种压力既是软的，也是硬的。如果他们不顺应这个趋势，不去继续学习、推进继续教育、自我充实自我完善，那么他很可能无法在这里立足。
所以我们要在制度上、规则上做一些必要的调整。比如在职位、职称、薪酬等关系到老师们切身利益的问题上，变“固定”为“流动”，过去是“死的”，现在将变得更有弹性。比如说我是三级教授，不管我的工作做得有多差，我的工资、津贴都是死的，谁也不能动，但是现在，如果你学术做得又不好，教书又教不好，那么虽然你的工资不能动，但你的津贴将会降低相应的档次。
相反，一些有为的副教授、讲师，如果学术做得好，书又教得好，虽然你的工资比较低，但可以将津贴提高相应的档次。这不仅在待遇上有了灵活的变动，也关系到大家的面子问题，于是大家也不得不重视起来，从而倒逼老师们实现自我革命。
C：为了做好新媒体转型，华中科技大学新闻学院准备怎么做？
Z：我们现在正在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第一是组织一些研讨会，解决老师们的思想问题，让大家知道，现在是非改不可了。比如今年7月5日请了全国十几位重量级专家学者和华科新闻学院的老师们一起开学科建设研讨会，就是希望学院的老师们意识到变革的紧迫性，把“求变”作为共识，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在所有的变革中，思想的变革一定是走在最前面，没有思想的变革而贸然拿出改革方案，非但收不到效果，而且只会引起混乱。
第二个是解决队伍问题，我们马上将会聘用一批业界高手来学院做全职教授，其中一个现在正在办手续，是一家重量级媒体的一把手，曾经获得过中国新闻奖的。第三个是解决设备问题，目前已经投入了400万，添置教学实验设备，后续还会有新的经费投入。这一系列的措施，都是为了下一步一个比较大的改革奠定基础。
C：都说新闻学院是“文科中的工科”，需要各种实验设备，因此想要办好新闻学院，就得有足够的经费支持，以改善办学条件，引进各种资源。
Z：办教育确实是需要基本的物质条件的，但并不是钱越多就能把学院办得越好。孔子当年办学，非常欣赏他的学生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意思是，即便物质条件贫乏，颜回也丝毫没有改变向道的乐趣。
其实，中国也好，外国也好，办得最好的大学一定是效率最高的大学，是产出与投入比最大的大学，而绝对不是谁投得钱越多，谁就越好。用一百块钱能办好的事情，为什么要花一万块呢？我一直认为，办大学的投入，我们只能做到最低的必要的限度，需要钱的地方太多了，我们没必要把学校、学院做得多么豪华。
对传媒而言，学校总会落后于业界。试想一下，如果新闻学院都去追求主流电视台那样的先进设备，谁办得起？这是一种败家子的做法，我不赞同。我们现在都强调“和谐”，强调“绿色”，我们也应该言传身教，把这种精神、理念传达给学生们。
其他学校的情况，我不是很清楚，华中科大新闻学院创办了三十年，如果在全国范围内做一个排行榜，考察学校对新闻学院的资金投入，华中科大新闻学院绝对进不了前十，但是华中科大新闻学院的发展，进入了全国前五。这也就是说，除了钱以外，还有其他的东西，还有人的力量。
【张昆及华中科技大学新闻教育简介】
张昆，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新闻传播学科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与传播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规划评审组专家、2006-2010年教育部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传播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学会副理事长，入选国家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第二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其主讲课程《外国新闻传播史》为国家级精品课程；《传播的历程》被纳入国家视频公开课建设计划。先后主持四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担任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跨文化传播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研究”的首席专家。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教育创始于1983年，1998年正式成立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结合该校的工科背景，实行“文工交叉、应用领先”的特色办学模式，是国内拥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的六大新闻学院之一。
学院目前拥有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广告学、传播学、播音与主持艺术等五个本科专业，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与公关、传播学、编辑出版等五个硕士点，新闻与传播、出版两个专业硕士学位点，新闻学、传播学、广播电视学、广告与公关等四个二级学科博士点和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在教育部2012年新闻传播学学科评估中，华中科技大学与清华大学、四川大学并列全国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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