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再反思：过度放任与高度控制都不可活

文/王如晨

　　上周在深圳参加了英特尔几场创新生态活动，体会到处理器巨头为深圳山寨企业群灌注的不同气息，我觉得，又到了一个重新反思山寨的时间点。

人们心目中的山寨仍是粗制滥造的代名词。前段时间，我在北京参加新媒体大会，会上有一次研讨，提到了中国山寨。其中，因为写了一本书而被标榜为“中国互联网史研究第一人”的某作者，在面对尼葛洛庞帝“山寨是不是一种剽窃”的提问时说：“可以这么说。”

我觉得这断言与认知根本就不负责任。

山寨从来都有。它是一种文明与文化的跟随，一种拿来主义，一种仿真庙堂的江湖气质。在我看来，100多年前的日本是个山寨，更早时，它是中国唐文明的山寨大国；200多年前的美国也是个山寨，山寨了不列颠与欧洲许多文明；700多年前的欧洲，也山寨过元帝国。

深圳的山寨文化，也不是这些年才有。华强北电子业流行前，纺织服装产业群曾大盛一时，已有相当浓厚的山寨氛围。

为什么到了深圳，所谓“山寨”才最终成为一种言必称的社会现象？我认为，原因在此：

1、得益于改革开放之先，毗邻香港，更易于把握全球资讯、技术、商业趋势，从事贸易。

2、得益于2000年以来，全球ICT业的发展，尤其是以手机为标志的消费电子的普及。

3、得益于高度发达的IT产业水平分工，以及周边发达的物贸基础设施等。

4、得益于淘金与创业的文化氛围。

山寨引发那么多争议，确实与模仿创新有关。多年前第一次去华强北，我曾被那种疯狂的人流震撼，马路上甚至还有许多扛着编织袋兜售各种电子产品的农民工。当然，内心也对那种复制海外巨头产品外观、调侃式改动一个商标字母的行为充满了鄙夷。

但很快我就对华强北充满了尊重与包容。应该这么说，深圳的电子业的山寨文化，就是一种国际电子业的衍生品，一只价值放大器。甚至可以说，没有华强北、中关村、上海虬江路之类的电子卖场的诞生与发展，中国的消费电子业不太可能蔚为大观。再没有比这类卖场更能有效教育大众市场的了。

再度刺激起我的神经的，还是前不久的百度新媒体大会。尼葛洛庞帝提到“山寨”文化时，至少3次表达出贬低。而台上的嘉宾，除了山寨发布会创始人阳淼几句言论外，我没有听到，他们为中国山寨正过名。

当时，我真的难以理解尼葛洛庞帝为何多次流露鄙视。因为，多年前，他的那本《数字化生存》一书，就曾讴歌了山寨式的创新精神，只不过那时他定义它为一种“去中心化”趋势。

说实话，当那个所谓“中国互联网史研究第一人”发言时，我为他感到羞耻。后来回到上海，我写下这么一段话：

　　“到现在，一帮人还在漠视中国市场的创新力量，真是无知。山寨是一种琐屑的卑微的平民的姿态，就是大众生活的体现，它是以粗糙的、短暂的、蚂蚁雄兵式的，饱和的微创新打败巨人的。具体产品与公司会死，山寨生生不息。”

是的，我心目的山寨就是这样一种生态：它就是民主精神，是以粗糙、短暂、饱和的微创新打败巨头的方式，它是一种生生不息的精神。

深圳的山寨文化就是一种典型的“去中心化”：它是以一种高度发达的水平分工对抗高度垂直一体带有体系垄断的巨头的前沿阵地。

我还是重新反问，你知道，诺基亚前CEO埃洛普说谁打败了诺基亚？他说的是联发科与谷歌的体系。

当然，在我眼中，如果说得更合理，应该是ARM体系谷歌体系打败了诺基亚。当然还有摩托罗拉。只是说，联发科当年创新的交钥匙工程，与谷歌的开放体系一拍即合，构建了一种标准化的基础，这才是山寨快速崛起的核心基础，所谓手机外观的创新、复制与抄袭，不过是皮相。

在这种内部标准化的基础上，山寨的效率优势就充分体现出来。当发展的成熟期，整个市场当然会竞逐外观气质，充满了强烈的嬉皮士精神与游戏心态，它确实胜在效率与媚俗。因为，它做的是江湖生意，而不是庙堂文化，对于严肃、装逼、效率低下、以远离大众的精英式文化强奸消费的营销与品牌，充满了巨大的反讽。

你会说我过于乐观或者盲目。但我绝不是为盲目为一种粗制滥造正名。若说山寨里有粗制，我认同，因追求效率，它确实牺牲了品质与服务。走到极端的山寨，就一种粗制滥造，甚至带有恶意，它是山寨文化里的糟粕。

我所期待的是，人们应该尊重、正视、挖掘山寨文化的前一部分价值。就是说，尊重一种水平的工业分工体系，一种原生态的标准体系。

上周，英特尔区域技术总监高宇透露，公司交钥匙模式涉及到与PCB和模组企业合作，其中MRD7和MRD8的列表上，“100%都是华南的供应商”，“没有一个台系厂商。不是有偏见，台系厂商也会加，策略性会支持华南的供应链，这个方向非常清楚”。他对高度发达的华南产业分工表达了敬意。用英特尔中国区产业链营销总监洪力的话说，深圳代表了全球IT业的民主精神。

当然，过度的自由与民主，肯定会出乱子。深圳山寨文化背负的鄙夷就是这样来的。这个产业链里，许多水平分工的生意，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心理促成的，那种底层的生意经根本用不着多说一句话。当一个巨大的群体都这么集体无意识地思索与行动时，就会产生许多盲动。

在这个效率至上的文化里，要山寨企业群像苹果那样在硬件与软件之间优化上深耕几乎不现实，加上市场本来就有许多行业壁垒，这种盲动带来的风险自然高企。一旦行业不景气，多米诺骨牌效应更大。

知名平板企业亿道总经理石庆表示，这是一个巨大的杠杆，里面还隐含着财务的链条，许多上下游企业捆绑一起，一旦一个环节出现资金链断裂问题，很容易导致一个链条崩溃。

平板显示屏主力供应商弘鑫泰宇美女总经理谭晓玲透露，前段时间，已有两家企业跑路，其中是一家屏企业，一度引起大家紧张。

　　你能看到，山寨文化里有许多属于江湖气质的东西，契约建立在一种共同的生意情境里。这个遵从效率之上的巨大的群体，在品质、备料、流程上有某种缺失，一直隐含着地雷风险，引爆点往往就是关键供应商的财务面。应该说，这是山寨产业群的脆弱性。

如果要我说，山寨目前最大的任务，那就是应该在保持效率的基础上，尽快灌注一种品质感。

事实上，在上周多场沟通会上，山寨企业负责人几乎全部表达了这种期待。真的，只有在那种氛围里，你才能体会到，山寨企业群对于自身处境有深刻的体察。它们对于ARM谷歌的体系，可以说是爱恨交加。

是的，一种过度开放导致的风险预警已经高企多时。而这一体系，由于缺乏一种集中的管控，从而将这种风险进一步推高。

市场确实急需新的机制，在保证效率的优势下，重新激活山寨群体，发挥华南水平分工的产业力量。所以，这也是我上周对英特尔参与深圳山寨产业链表达敬意的原由。我直接采访的3家企业人士、间接认识的更多论坛企业人士，对英特尔的方案推崇备至，显然已经成为他们未来的创新基础，能为它们提供品牌与品质、技术与工艺、流程、服务的支撑。

应该说，英特尔的交钥匙工程，能对整个产业链灌注一种信任感，不用担心它会跑路。巨头的工艺、制造、品牌、技术服务、直达消费端的渠道确实非常出色，许多方面，远非主要依靠下游伙伴的ARM所能及。ARM过度的开放体系，让它对下游鞭长莫及，虽然生态活泼，风险却很难控制。

相比ARM，英特尔将许多风险转移到自身环节，大大消除了下游合作阵营的忧虑。

我这么说，也并非意味着英特尔的模式就能一劳永逸。事实上，我对它的平板能否成功之路仍充满一定质疑。因为，它的交钥匙工程是一种折中：英特尔IDM模式，决定了它不可能像ARM那样给予下游更大自主权。

英特尔固然能通过工艺与生产环节将产业链风险自揽，但会降低整个山寨企业群的效率。昂达电子副总经理柳徵、亿道电子副总马向军都提到了这一点。相比ARM，英特尔供应链效率低不少。

而且，在我看来，英特尔参与进来，还可能抑制下游创新的热情。因为，英特尔控制着最核心的技术研发，它只是在临门一脚给予终端与系统厂家自由空间。当ARM将平板电脑推到高度同质化的地步后，英特尔平台的产品大规模之后，恐怕也将难以避免这一处境。

此外，英特尔人士演讲中，常常强调所谓“高端”平板路线，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兆头。英特尔应该进一步顺应产业趋势，帮它们建立一种商业模式，而不是刻意强调走向高端。那回抑制山寨群的参与度。

也许，重新激活深圳山寨IT文化的模式是，英特尔与ARM的融合。但是，我们根本不能指望两家公司会携手。

可以期待的是，无论英特尔能发挥多大作用，它的到来，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新的选择，过度的放任与过度的控制都不可能出现健康的生态。在竞争的过程里，它与ARM的二人转、以及它们与深圳山寨群体之间的合作，一定会生发出不同于以往的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