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众筹”可能是（或许必须是）一个“四不像”：有点像普通公司、有点像传销企业、有点像宗教组织、有点像人民公社。
在注意力经济的时代，IT大佬们总有办法为自己的产品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名字，最新的案例是京东在7月1日推出的众筹平台——“凑份子”。这个土得掉渣的民间俗语生动的描绘了所谓众筹的本质，没错，众筹——这个听上去有点高大上的词汇就是互联网时代的“凑份子”。
其实“凑份子”本身就是一种隐性的民间借贷行为。所谓金融，完成的是财富的异地和延时支付功能，“凑份子”行为具备金融产品的所有必要属性。至今，在中国绝大多数县城和乡镇中，“凑份子”还是一种年轻人结婚的主要筹资渠道。每个成年人在他工作之后，持续地将一部分收入“投资”在他的同学、同乡、同事、战友、亲属的账户上，若干年后，在自己或者子女结婚的时候会一次性收回这笔投资。通常，“凑份子”的投资回报率会跑赢通货膨胀率，以保证在投资人的早期投资不会亏损。这种投资方式，要比同样数额的货币在银行零存整取的回报率高得多。
一位乡镇公务员曾经拿着一张大红的婚宴请柬向我苦笑道：“红色罚款单”又来了。对于工薪族来说，凑份子的确是大多数人的负担。官方和民间都把这种集资方式当成一种落后的民间陋俗，但这种“陋俗”之所以在常年的抱怨中顽固地存在下来，真正的原因就在于，对大多数人来说，通过这种融资方式举办一个体面的婚礼是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最理性又无奈的选择。
将熟人社会中的“凑份子”，利用互联网变成“众筹”，最大的障碍就是信用风险问题。
在传统熟人社会，除非个别远走高飞、杳无音信的人会让投资人的早期投资血本无归，在漫长岁月中，熟人们总是会通过各种方式让投资获得相应的回报。而“众筹”以陌生人网上投资为融资方式，其信用风险又该如何解决？尤其是在目前中国骗子批量产出的年代。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到有效的解决思路。所以，众筹概念进入中国虽然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但一直没有大的进展，根本原因也在这里。
众筹概念进入中国，许多人认为这将是互联网金融最有前景的融资模式，幻想可以用极低的门槛实现不少普通人的创业梦和天使投资梦。但信用风险问题在现有社会环境和法律框架下很难找到解决路径。
京东众筹业务试图避开这个死结，首批登陆平台的12个众筹项目中都是些文娱项目，说白了，就是团购预付。这种众筹更接近于消费而不是投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风险。
在中国现有信用条件下，我更看好的是和互联网无关的“中国式众筹”。不久之前，我曾经应邀考察了几个已经运转起来的众筹咖啡馆。和基于互联网的众筹理念不同，这种“中国式众筹”更多的依赖熟人社会的诚信背书，也就是说更接近于传统社会的“凑份子”。在北京今日美术馆楼下，一家由20多个媒体人众筹的一道咖啡，在中关村海淀图书城一家由众多IT界知名人士众筹的3W咖啡和在北京大学东门外一家由北大校友众筹的1898咖啡馆都属于这种模式。实际上，这些众筹项目和互联网众筹的核心理念相去甚远。
在1898咖啡馆，创始人杨勇和他的伙伴向我介绍他们的运作模式的时候，言语之间有一种抑制不住的亢奋。杨勇设计的众筹模式是：设置200位“联合创始人”入股，所有创始人地位平等，等额资金。首期100人，每人3万元；第二期100人，每人5万元，入股费用转为消费卡，可以持续消费。创始人推选出执委会负责重大问题的决策，其他人不干预咖啡馆的日常运营，创始人还有为咖啡馆组织活动、轮流值班的义务。按杨勇的说法，从某种程度上咖啡馆实际上是一个松散的EMBA，创始股东们可以建立自己的圈子。
在见到他之前，我在微信圈子里读过他写的一篇有关如何开一家众筹咖啡馆的九点忠告。说实话，对于其中的每一点我几乎都高度认同，包括选址要选交通便利，靠近地铁的地方，位置偏一点没事，但停车场足够大，最好借用免费的公共停车场资源。不选门面房，租金不能贵；包括开咖啡馆不是卖咖啡而是做圈子，股东之间相互之间要有需求；包括筹集总金额不能少，要能扛过风险最大的早期阶段；包括对股东资质的选择、对投资人回报预期的管理、股东征募的方式、日常管理机制等等方面。
但在了解了杨勇真正的背景之后，我才发现，杨勇在他的“九阳真经”中没有讲到的一点才是1898咖啡馆成功（如果说算成功的话）的真正原因，那就是：杨勇过去十几年在北大校友创业协会担任秘书长的经历。也就是说，1898众筹咖啡馆的信用背书是北大、北大校友以及杨勇过去十多年服务于北大创业校友的付出。这就产生一个悖论：杨勇的1898咖啡馆做得越成功，就越不能证明这种模式可以轻松地复制在其他项目上。
在此番见面后，我自然被拉进了杨勇建立的微信“众筹实战交流群”。这是我参加的所有群中最活跃的一个，各种奇思妙想多如泉涌，在刚加入的头几天，群友们大多在探讨几百万的项目，但仅仅数周之后，我便惊讶地看到已经有好多人认真地探讨几百亿甚至千亿规模的项目了。可从年龄和履历上看，他们未必真正自己操盘过哪怕十来万的小生意。
在我看来“中国式众筹”可能是（或许必须是）一个“四不像”：有点像普通公司、有点像传销企业、有点像宗教组织、有点像人民公社。像普通公司意味着这是一个商业组织，股东、管理者、员工一个也不能少；像传销企业意味着经营者同时也是消费者；像宗教组织意味着股东必须有相近的价值理念和富有号召力的首领；像人民公社意味着生产资料为大家共同所有，不以股份多少分配剩余价值。在这四个要素中，核心要素是一个在某个圈子里具有感召力和影响力和宗教般热情的发起者，这个发起者用自己多年积累的信用和热心解决了成立组织的信用背书问题。而这种信用背书的使用权限通常只能是一个项目。一旦发起者的信用被多个项目所稀释，项目的运作就会面临新的信用风险。这也是我之所以对他滔滔不绝的介绍的若干个激动人心的项目充满担忧，没有办法送上廉价掌声的原因。
不久前，我随同一个农业考察团考察美国农业。在华盛顿州哥伦比亚河地区，我惊讶地发现在美国——这个资本主义的老巢，一种“类人民公社”的组织还非常健康地存在并且运行着。虽然中国人把这种组织翻译为农业合作社，但其实比合作社的集约化程度更高，更接近于曾经的人民公社。在这个由徳裔美国人组成的生产集体中，除了土地依然归各户农民私有，所有的农业机械及其他生产资料都归集体所有，集体还甚至建有大食堂和幼儿园。看上去，完全符合我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完美想象。也完全符合我对“中国式众筹”“四不像”组织的描述。
在这种合作社中，管理权由社员选出的董事会来行使。每个社员在选举董事时只有一票表决权而不是像公司那样按照股份分配投票权；所有董事必须同时是社员，必须参加农业生产。在赢利方面，以一年内利用合作社的总量为基础进行分配，或者说按社员一年内与合作社所作业务的数量进行分配。
在美国，各种组织方式不同的合作社和单干农场及公司制农场和平相处，共同形成了世界领先的美国农业。
工业化社会创造了公司这种最有效的组织模式，但公司制以资本为纽带、以盈利为目标、以纪律为手段的生产经营方式并不被所有人喜欢和认同，人们渴望用更公平、更平等、更符合人性的组织方式来代替公司制。这种内心深处的愿望，正是20世纪轰轰烈烈席卷全球的社会主义革命心理背景。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通过多样性的组织模式组成新的生产经营模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遗憾的是我们虽然知道它在，却并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中国式众筹”也许是一条发现彼岸的新航道？但愿。
作者：刘戈，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