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启阵：文科生的落寞时代
“百无一用是书生”，这句话流传已久。但无论是纵观历史，还是举目四望，都不难发现一个事实：书生分两类，文科生和理科生。百无一用的是文科生，并不包括理科生。
光荣归理科生，落寞归文科生；财富归理科生，清贫归文科生。最近几十年，半个世纪左右，可谓是文科生的低谷时代。
在我准备考大学的年代，有一句口号响彻神州，叫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所在的乡村中学，理科班明显比文科班繁荣昌盛。每年考上大学的人数，理科班通常是文科班的两三倍，而且总有两三个进入人人羡慕的全国重点大学的，而文科班考入全国重点大学的却总是寥若晨星，屈指可数。
大学毕业，工作二三十年后，文科生除了两三位一度进入政界并小有职权风光一时（后来都出事了，不是离开官场，就是离开人世），其他人都默默无闻地过着各自平淡无奇的养家糊口日子。而理科生，出国留学定居发达国家过上富足生活的，凭借专业知识发家致富、多个城市置下房产的，有不少。高我一届在二类大学念过化工专业的一位校友，毕业后跟一个同学合伙开办化工厂。上市后，身价十几亿。考大学前，文科班同学爱引用陈涉造反前伙伴的话，“苟富贵，勿相忘。”实际上，文科班并未出现真正值得叮嘱“勿相忘”的对象。相反，不爱引用这话的理科生，他们的同学中，倒不乏“富贵”者。
当今国情，理科诸公花大钱，文科学究掰硬币。年龄职位相当的，理科专家可以申请到动辄几百万上千万经费的课题，而文科专家，最多不过几万十几万，买糖不甜，买盐不咸。一二十年前，就有理科教授可以一下子拿到几千万，而当时全国的文科研究资金竟然只有两千多万。
在财经、法律之类后起专业的明星教授，露个脸，讲个课，都要收几万十几万的时候，全国最杰出的文史领域权威（最正宗的文科生），辛辛苦苦讲两个小时课，往往只能得到三五百元的酬劳。
当理科生驰骋在央企与大公司，出入于商务酒店与高级会所，左右逢源，捞得盆满钵满，住别墅，开名车的时候，文科生却有不少人在城市中苦苦挣扎的同时，自欺欺人地做起田园牧歌的春秋大梦，美其名曰“隐居田园”，“诗意地栖居”。或者逃向琴棋书画，搞点小情小调，自娱自乐，自我麻醉，自比羲皇上人，自以为风雅脱俗。
国家最高科技奖，高达数百万元；而国家最高文学奖，不过区区数万元，只有前者的十分之一。
也许有人会说，理科生之所以容易申请到大笔经费，容易获得财富，是因为他们于国家于社会有切实的作用，他们的工作更需要资金，他们直接创造了财富。
但是，请别忘记：这未必是“必须如此”的事情。古往今来，至少在我们中国，绝大多数时间，是文科生吃香喝辣的年代。
那些名垂千古的历史人物中，除了工程专家女娲精卫、农学家黄帝、水利专家大禹、军事家姜尚孙武诸葛亮、木匠鲁班、医生华佗张仲景李时珍等少数人物等之外，大部分都是文科生，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司马迁、朱熹、王阳明、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苏轼、李清照、陆游、辛弃疾、关汉卿、曹雪芹，不胜枚举。刘彻、曹操、李世民、毛泽东等人，虽然于军政上大有作为，但骨子里还是文科生，对诗赋情有独钟。现代文豪，鲁迅早年学过地质、医学，但后来弃其所学，以文艺写作安身立命，死时赢得“民族魂”的赞誉。
十载寒窗，研读经典，写诗作文，中举人，中进士，中状元，然后进入官场，飞黄腾达者可以位极人臣，尽享人间荣华富贵。神奇的是，国家并不因此贫穷落后。相反，文科生活得最风生水起的两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王朝，汉朝和唐朝。汉朝，武帝刘彻开诗赋取士之风，大量任用研究经学的文科生；唐朝，太宗李世民，凭着十八学士起家，登基后又给了文科生们充分的言论写作自由。李唐王朝，近三百年里，无一人因言获罪。
几千年的中国封建史，理科生极少有混到呼风唤雨地步的。修水库的李冰父子，发明造纸术的蔡伦，修桥的李春，鼓捣活字印刷的毕昇，懂水利的郭守敬等等理科生，一是数量有限，二是官位通常不高，有些甚至迹近匠人民工。汉朝人张衡深知想要流芳百世，搞地震预测不如写诗。因此，有《四愁诗》传世，“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从之梁父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从之湘水深”，“我所思兮在汉阳，欲往从之陇阪长”，“我所思兮在雁门，欲往从之雪纷纷”，缠绵悱恻，非常文艺。
诚然，工业时代、IT时代、互联网时代、财经时代，多是技术活，跟文科生关系不大。文科生的落寞，理所当然。
但是，正如庄子困惑于“天之苍苍其正色耶”，我也困惑：人文情怀，文艺滋养，难道这么不重要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