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社会的自由度与政治幽默
过去两年我大部分时间在国内，所以有了与我在1984年出国前的中国一个强烈的对比。中国社会深刻的变化，也体现在政治幽默上。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其政治幽默的水平及流传的广度，是该国自由度的一个敏感指标。这很像弗洛伊德所说：一个社会的自由程度，敏感地反映在它对“性”的态度上。
一个国家要有高水平的政治幽默，第一个条件就是它刚刚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经历了非常深重的过程。第二个条件，是这过程至少要经历两代人才行；如果太短，人们可能还没达到反思荒谬和醒悟的阶段。第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政治幽默得要一个微妙的自由空间——最黑暗的阶段已经过去，人们刚刚喘过一口气，并且对黑暗时代已经产生了一些距离——因为身在黑暗之中，幽默感也被压抑。若无一定的自由空间，幽默也难以流传。
而吊诡的是，高水平的政治幽默也不易产生于一个太自由的国家。因为如果人们对现有的政治体制、政府、政策有充分的、宪法保护的批评自由，并有独立的法庭予以声张正义的话，不满抗议等很少以幽默的方式表达。
中国在毛时代尤其在文革期间，经历了严酷的大规模和持续的政治动荡与迫害。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从外面看到毛治下的中国的封闭状态以及对文化的破坏、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觉得中国的文化这下完了。在毛刚去世时，只有极少数的西方学者才有机会访华。当他们一有机会跟中国的老百姓甚至一些低级官员接触时，发现中国人还是有幽默的——这一点让他们很欣慰。他们说，得到这些幽默后，发现中国传统中那些博大精深的东西，还没被完全毁掉。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于是，两个人跟我讲了两个幽默，都产生于文革结束到改革开放的初期。
一位政治学的教授，文革结束不久，他去了一趟山东。一位陪他的官员告诉他，林彪一倒台，中国就开始“批林批孔”，当地的农民走上讲台愤怒申讨林彪。一位发言：“你这个林彪，你披上马列主义的外衣！马列主义的外衣，只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才能披，你这个林秃子怎么能披？”
1970年代一位姓王的大队书记曾想幽默一下，却为此被抓了起来。那时，林彪在“九大”后被党章规定为接班人，这位王书记在对群众讲话时说，“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现在就用实际行动向林副主席学习。林副主席在革命战争年代喜欢吃黄豆，给女儿取名叫林豆豆。我王书记最喜欢吃大鱼大肉，所以从今天起，我就把我女儿改名为王鱼鱼，把我儿子改名为王肉肉——用实际行动向林副统帅学习。”王书记旋即被抓，被关了一年多，吃了很多苦头。
政治幽默要在一个国家严酷的政治经济的现实中“发酵、窖藏”，要有足够的沉淀，它的释放需要一个因素才行，即官方宣传已被大部分人认为是谎言，优质的政治幽默才能产生。
斯大林时代的残酷史无先例。三十年苏联的“大清洗”，七百多万人被捕，三百万死于牢里，五分之三的苏共老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被杀。斯大林在世时，人们不敢传播政治幽默，到赫鲁晓夫执政后，它们就出来了。
一个是讲斯大林时期，工厂上班是早上8点。有的工人为了表现积极，7点半就到了。谁知一进厂门，就被克格勃带走。“为什么我提前半个小时来上班，要抓我？”工人纳闷地问。“你提前半小时，肯定是趁大家还没到，进厂里来搞破坏。”克格勃回答。这位工人被捕的消息对其他同事震撼很大。第二天，很多工人特意延迟到8点15分来上班。没想到也被抓起来了，工人抱怨，克格勃的回答是：“八点钟上班，你们八点一刻才到，这不是消极怠工、破坏社会主义吗！”到了第三天，其他工人都准时来上班。结果，又被抓了起来。工人申诉：“我们准时上班，怎么也给抓起来？”克格勃回答：“你们到得这么准时，肯定是藏有走私的外国手表——苏联国产的手表哪有这么准？你们是走私犯！”
这个政治幽默把那个制度的残酷不讲理，以及苏联产品的低劣都凸现出来。另一则是，一批工农代表到克里姆林宫向斯大林致敬。接见结束后，斯大林发现他的烟斗不见了，就怀疑有人顺便拿走了。他打电话给克格勃主席贝利亚：“刚才那些代表，不要让他们把我的烟斗带走。”到了下午，斯大林忽然发现烟斗在他的办公桌上，压在一大叠报纸和文件下面。于是，他又打电话给贝利亚：“烟斗不用找了，让他们走吧。”贝利亚回答：“烟斗已经找到了。”“已经找到了？”斯大林很吃惊。贝利亚高兴地报告：“所有那些人，经过我们刑讯室审问后，都承认偷了烟斗——现在我已经找到20多把烟斗了……”
朝鲜则是一个对比的例子。迄今为止，这个国家已经历几代的家族统治，成为地球上最严酷闭塞的国家。但至今很难收集到来自朝鲜的政治幽默，原因主要是他们还没有起码的自由。仅有的一个带点初级幽默水平的，大概也就是最近一两年才流传出来。一位金日成大学的教授问学生，世界上现存多少种政治经济体制？学生答：“有三种，一种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是我们朝鲜的社会主义的，还有一种就是中国的既有资本主义又有社会主义的混杂的。”教授接着问：“那么这三种体制，哪一种最优越？”学生说：“这个问题难回答。”教授不满道：“怎么会难？再清楚不过，我们朝鲜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最优越的，它一定会征服亚洲和世界，推动全世界的发展。” 那个学生就说：“我们的制度确实是最优越的，只是我担心，如果其他的制度都被我们取代了，那么谁给我们粮食救济呢？”
新加坡《联合报》前社长张先生是台湾最早访问大陆的人之一，那是在1970年代末，他经过颇多周折才进入大陆。他觉得中国大陆的人特别幽默，在北京的一个大国营商店里，他赫然发现墙上贴着《优秀售货员守则》，有十几条，其中一条是“不随便打骂顾客”。意思大概是，只要是慎重一点，即便打骂了顾客，也能够当上国营商店的优秀售货员。
黑格尔有句名言，在东方专制主义制度下，全国只有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人都没有。这从政治幽默上也可以体现出来，比如说，文革期间，谁敢“幽”当时政治的“默”，弄不好就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但全国有一个人可以随意幽默，那就是毛主席本人。美国国务院新解密的一份档案中，收有一条。1973年2月17日，毛接见基辛格，对他说：“我们现在两国之间的贸易少得可怜，中国是一个穷国，东西不多，但是有一样东西我们很多，就是女人多。”基辛格也很聪明，立刻就玩笑地说：“你们中国如果向美国输送妇女，我们可以免关税。”毛马上表示：“在我们国家，女人真是太多了，不停地生孩子。如果把她们都送到你们美国去，就给你们制造困难了——你们负担就会很重了。”毛讲了这话后，他身边的女翻译唐闻生等非常尴尬。毛见此，马上讲，他关于中国妇女的这些话，都是胡说八道，但他不在乎传出去。
毛之后，中国人的自由程度虽然没达到高级阶段，但还是大大提升了。于是，政治幽默就生产得既多又好。比如有个湖南基层干部说的一个幽默：最近几位中国院士经过研究，得出一个新的重要结论并获科技成果奖，就是屁股比脸蛋更优秀。理由有几条：一光滑，不起皱纹；二细腻，不长粉刺、水痘、雀斑；三节俭，不用花钱保养美容；四美观，造型简洁时尚；五庄重，大气且福相；六，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真诚，不会皮笑肉不笑、两面三刀；七谦虚谨慎，深藏不露；八辩证，既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九高尚，忍辱负重，经常代人受过挨打；十踏实，既能连坐连战，也不怕压成阿扁。
这个政治幽默，既把很多中国基层干部的苦处总结出来，又把最近两岸之间的政治互动也概括了进去。
今天中国有了越来越多的自由，我们真是生逢其时！在这个有着悠久丰富文化传统的国家，民间旺盛的创造力虽不能在主流媒体上得以表达，但至少能通过私人间流传体现出来。相信再过若干年，如果把这个时代中国流行的政治幽默收集起来出版，传给后世，一定是个了不起的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