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清川：在中国，我成了一个坏司机
曾经，我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司机。
曼哈顿的路是古老的，拥堵的，但却是好辨认和好遵循的。我不知道专业术语如何去表达它，但是作为一个司机我却清清楚楚：所有南北向的道路都大道，东西向的道路都叫街。主干道，是双向行驶的，而其余的，都是单向行驶。虽然有时不免绕路，但是，作为一个菜鸟司机，我也能老老实实地寻找要去的地方。
出了曼哈顿，当然，道路要复杂得多，尤其是高速公路纵横交错，没有地图或GPS的帮助，上错了一个高速路口，或者下错了一个，半缸油就没了。
在纽约，最怕的是在小区里开车。那里面没有红绿灯，只有Stop(停)标志。看见必须停下来观察左右。如果不停，首先被路人骂，接着被其他司机骂，警察看见，那就惨了。
所以，我会做一个循规蹈矩的司机。因为我永远得知道怎么去要去的地方，我会得到路标的帮助，我畏惧行人们和司机以及警察对我的冷眼。
回到广州。开始我也想做一个好司机，红灯停，绿灯行，不超速，不飙车。
可是很快我变成了一个不会开车的人。道路上的交通标志让我疯狂：因为它们不断地在变化，此处不许左转，此处不许掉头，此处是单行道，此处入口封闭！路上的其他车让我疯狂：因为它们会从任何地方插入我辛辛苦苦排了半个小时的队，它们会在红灯时从我身边呼啸而过，它们会在我小心翼翼过斑马线的时候疯狂按喇叭；道路上的警察会让我疯狂：他们在的时候交通总是堵塞，他们在的时候总是拿着一沓罚单，他们在的时候总是不那么遵守交通规则；到最后，道路本身也让我疯狂：明明是交通稀疏的高速公路，却限速80公里，明明是靠右边的线路却标着左转，明明一路是直行的标志最后10米变成了转弯道。
我变成了一个坏司机：到处掉头，到处超速，到处插队。我只留下了一个习惯：过斑马线的时候，放慢速度。
后来有一次回到纽约开车。10分钟以后一个司机从车窗里面探出头冲我吼：“Man, you wanna die?(哥们，你想死吗)”
1961年，简·乔布斯出版了一本书，名为《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她在导言中批评说：“那些规划者和老师们忽略了从真实生活中去学习成功和失败，他们仅仅遵循一些原则。这些原则来源于已有的城镇，以及想象中的城市——来源于任何东西，除了城市本身。”
城市是什么？是生活在其中的人和人们的生活形态。城市，为居民而存在，而不是相反。
为什么我在纽约是个好司机，而到了广州和上海，就变成了坏司机？因为纽约的交通为我服务。道路服务于我，路标服务于我。我所需要做的，只是不要逾越作为司机的本分。
但是，广州和上海并不如此，我为交通而存在。我必须去留意所有的交通标志，以免被罚款；我必须选择好交通线路，以免被堵车；我必须看清楚每个路口，以免错过方向；我必须留意警察的存在，以免被扣分。压抑的心情使大家都犯规的时候赶紧犯规，在没有警察的时候赶紧飙车，在不被扣钱的前提下做任何的动作。只有一个列外：只要不触及生命的安危。
我心里知道，这是危险的。因为如果大家都没有交通的规则，那么城市交通就会变成杀手，就会变成反对居民的武器，变成反对车的武器。
因而，一个城市交通的生与死，并不仅仅在于这个城市的道路是否众多，也不在于城市的交通法规是否严厉，也不在于城市居民的素质是高是低，而在于这个城市的道路设计、管理是否服务于居民。
我认为，我们多数城市的交通，都是反居民的。它们可能是为了经济增长，为了管理方便，为了城市美观，是的，为了任何东西——除了城市居民以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