钛媒体的赵何娟曾经和我说过一个故事。她认识的一位非常资深的纸媒新闻人，在2009年的时候就打算离开自己的媒体，不过有一个条件——坚决不做公关。这件事磨啊磨啊，一直没有走成。终于有一天，这位媒体人离开了，去向是某个网络公司的公关。
聊起这个故事的场景是，我在和赵何娟讨论媒体人（其实准确的说，应该是采编人员，姑且先这么写之，以下如有特别注明，媒体人均指采编人员，也就是记者和编辑）到底会些什么。聊来聊去，我的看法是，大多数媒体人啥都不会，只会写报道。一旦媒体产生危机，需要跳船谋生的时候，搞来搞去，发现自己还是只能做公关。所以媒体人这一行，跳槽去做公关的，多到不可胜数。
（一）为什么是公关？
首先看外部，也就是公关这一头的需求方，中国很多企业信奉“公关就是和媒体搞关系”，有媒体人出身的背景，自然会给搞关系添加很多便利。就我所混的互联网圈子，网络企业里大把公关都是前媒体人。企业愿意支付较高的薪水招徕媒体人，是媒体人转行公关的外部动因。
再看内部，也就是作为供给方的媒体人。老实讲一句，很多媒体人并不甘心去做公关，道理也很简单。做媒体人的时候，外出都是被称为“老师”，公关们至少面上都是客客气气的，还有很多可以非常优雅地白吃白喝白拿的机会，上班也相对自由。一旦做了公关，那就得换个角色称其他人为“老师”了，精心伺候别人优雅地白吃白喝白拿了。总体说来，公关（PR）不是市场（MKT/AD），预算相对有限，本质上不是花钱的主。企业招募你是想让你凭借过去的人脉搞关系，而不是凭借企业的钱搞关系。企业公关虽然有甲方之谓，但到底还是一个求人的活。
当然，也不排除有些媒体人内心深处有所谓“专业主义”、“媒体伦理”之类，感觉上在和过去的自己反其道而行之——学术圈里的确有视新闻与公关为对立专业的人，有一位学界大拿曾经要求校方将某学院的公关专业剥离，因为他认为这是矛盾的——不过我愿意说句得罪人的话：“这种言语，听听也就罢了，哈！”
很多媒体人最终还是选择了公关，实在是因为这件事的基本原理和自己原来所操行当有些类似，方向虽然不同，逻辑大致趋同。更有意味的是，有的企业招公关，其实就是想让他们写稿。行内一家非常有名的网络公司被人称为公关第一，其实有件活就是写公关稿。它可以做到面向不同的媒体乃至不同的版面，写好不同角度的稿，供媒体选用。拿了红包还不用费力，而且还不担心撞稿，这事深得一些媒体人的喜欢，自然被吹捧为公关第一。写稿这事，媒体人擅长啊，可不就是那帮前媒体人写的！
（二）为什么不可以不是公关？
因为除了这个，实在是，不会了。
商业媒体里的很多报道，有的还写得颇长，不乏佳作，但依然只触及表面。我和一家财经媒体的人开玩笑说，“别看你们一篇又一篇的金融稿子，你旗下的那些资深资浅记者，写起来气吞山河，又有哪个可以跑银行里做个支行、行长的”？
这和媒体注意的东西有关。总体来说，新闻报道要讲注意力——也就是有无报道价值。报道看重的是“非寻常事和非寻常人”。国外有个学者，把社会上发生的事做了两个维度的切割，拼起来一共是四类：好人好事、好人坏事、坏人坏事、坏人好事。最有报道价值的是好人坏事、坏人好事，因为有违和感，容易吸引眼球。比如说韩寒有无代笔的事，就是典型的“好人坏事”，非常容易受到大吃一惊后的关注。包括时下的文章事件、马航事件，都有这方面的影子。
但商业上，其实真正追求的是“好人好事”：对的人做对的事。商业上希望离奇的故事越少越好，一切要按部就班，不可控的事情发生，对企业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但媒体人就喜欢关注这点。有时候企业为了刷存在感的需要，也会故意制造点这类事，但总体来说，它们并不喜欢离奇事件。
有一个专营婚介服务的自媒体人和我聊天，提到她早年在媒体做情感方面的内容时，就喜欢做比较另类的人的故事，这样容易吸引眼球。今天她自己真正做这门生意时，反倒喜欢正常的人，因为正常的人更容易满足婚姻需求。我称之为媒体思维和产品思维的对立。媒体思维追求围观需求的看客，产品思维追求实际需求的用户。两者是有极大差异的。
做商业报道的媒体人，大多数压根不懂商业。有些媒体人在某一行混的时间极久，但还是不懂这一行。还有些媒体人是懂的，但执行力比较差。既然混到极懂的份上，想必也混了很久了。但凡混了个七八年的媒体人，执行力是要打个问号的，毕竟过惯了优哉游哉的日子。从企业那头，委任一个媒体人去做实际业务部门的leader，是有些不放心的。
有一家风投基金，曾让我帮忙找个分析师，所提的条件就是最好是个媒体人（能写东西，且有一定的视野），但不要超过三年。不超过三年的原因就在于，混太久的媒体人，基金担心无组织无纪律。资深媒体人的确会有这个毛病，而且怪话一堆（也擅长制造怪话），都是一个比一个厉害的负能量中心。
事实上，企业的公关对企业自身运作，并不太了然，大多数都是面上的东西。虽然有所谓《公关第一广告第二》这种给公关人打鸡血的书，但我还是要说一句，公关的位置真心不是那么重要的。产品是1，公关是0，产品不好不能满足需求，一切白搭。公关的作用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对企业的影响，有限。
对于同样不太了解商业深层运作手法的媒体人而言，公关的确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选择。
（三）有没有例外？
当然有，也不少。
比如说前《商业价值》的主笔夏勇峰，现在是小米科技的生态链产品总监。
比如说前《天下网商》的主编许维，现在是企业社交软件明道的销售副总裁。
比如说前《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曾航，现在是游戏公司触控科技的战略总监。
嗯，都不是搞公关的，呵呵。而且都有个特点：年轻人，媒体行当的采编资历大致不超过五年，实在是谈不上“资深”二字。
不过细说起这三个案例，还是有些区别的。夏勇峰北航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毕业，本身不是一个学什么媒体学新闻的，具有收敛的理工科思维，他离开媒体所做的转弯，是最大的。许维弯度略小一些，销售和传播密切相关，但明道的销售对象是机构，可以说并不靠大众传播做销售。而曾航的弯度最小，战略这个事，是需要媒体思维的。媒体本身就喜欢聊这种趋势性的东西。
更多离开媒体的人，选择的是创业。仅就互联网圈和科技圈，这方面的例子就极多了。知名度大到例如刘洲伟离开《21世纪经济报道》，小到一个财经媒体里的小销售独立门户去做袜子生意，不胜枚举。
创业的一个好处就在于，没人有资格说你行不行——转道企业去弄个差使，还得企业方面点头。媒体人其实是蛮容易创业的，因为到底看得多。但媒体人创业犯错的可能性也非常大，执行力当然是个问题，但更要命的事在于，很多看似逻辑成立的事，一踏进去，就发现水极深。
媒体人创业去做和媒体相关的事，是很多的，比如《21世纪经济报道》的左志坚做的拇指阅读，就是一个与书籍有关的生意，书籍说到底还是媒体。中企李珉的虎嗅、财新赵何娟的钛媒体，都是至少到目前为止媒体属性极强的创业项目。
媒体人创业很重要的一点是得具备“产品思维”：满足实际需求而不是满足看客。左志坚一直在慢慢打磨他的拇指阅读，以至于有时候我甚至会认为他步子好慢。赵何娟亦声称要做几个满足实际需求的产品，可以继续观察之。李珉弄出了一个“文集”的产品，就我个人而言，倒是满足我的需求（不知道是否满足他人的）。连一开始以标准自媒体形象示人的“罗辑思维”的罗振宇，最近也开始谋划“社群电商”，据说要卖罗振宇牌月饼、罗振宇牌水饺了——只要人一掏钱，这事就不是看客那么简单咯。
媒体人的另外一脉，就是搞经营的，转行相对容易很多。做经营本来就是做生意。不过做经营的人，一般知名度不高，属于闷声大发财的那种，不太受到公众关注罢了。
（四）最后一个问题：可以不走吗？
依然有人选择了继续坚守。后面的原因有两个，其一是实在走不了，没人要啊，创业又不敢。其二是相信媒体依然有价值，事尚可为。
我基本同意媒体有价值且有商业价值：1.媒体是刚需，离开媒体普通人的视野只有100米；2.媒体的毛利很高，基本上属于白粉生意，毛利在5-6成的，比比皆是；3.在中国，媒体这一行可能会有制度红利。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鼓励制作出版、制作播出分离是写在文件上的。
从当前的媒体运作趋势来看，我总结了一个规律：把媒体当手段做的，都还赚了点钱，把媒体当目的做的，都还在那里苦哈哈的。所谓当手段，就是媒体是某一个商业的扩音器，这方面，创业家是最好的例子：它是创业服务的一个喇叭，牛文文本身是靠创业服务来赚钱的。
既有的媒体模式正在瓦解，瓦解的根源在于广告对位置把控的力度在下降。过去，广告附着于一段好的文本（视音频）之上，它与文本之间的位置紧密到受众不可撼动。媒体作为一个商业模式，本身成立。但在今天，位置的强制性正在被消融，受众拥有越来越多的技术工具让广告从那个位置上离去——从这点意义上出发，我认为那些屏蔽视频广告的浏览器也好插件也好，是符合大趋势的。而且，好的内容在被层层转发时，原本附着在该内容上的广告，早就已经不见。微信公众账号里，太多这样的例子，即便是该媒体自己的内容，又有几个会把原来的广告附着在公众账号里一并转出去的？
当广告的位置强制性被剥夺以后，媒体的商业模式就受到了极大的考验，能否成功从这里突围出来，目前并没有看到好的解决方案，于是产生了另外一条路径：我做一门生意，把媒体当喇叭。这条路径的前提是：我非常了解这个生意，甚至都可以不怎么了解媒体，但必须了解这门生意。
是的，的确媒体人可以不离开媒体，但它有个前提：你必须了解一门生意。如果不是这样的，那就只好在那里艰难苦守，等到在媒体既有模式崩溃的废墟上重建一个模式的未来。但这个未来，可能很遥远，遥远到你已经无法静候下去。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魏武挥，新媒体的实践者、研究者和批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