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阑夕（新浪微博：@阑夕）
先是央行紧急叫停支付宝的二维码支付渠道及限制第三方账户转账额度，接着四大银行围剿支付宝的快捷支付功能并将支付宝打上“违法”标签，在这样一个多事之春，马云在一场论坛上悻悻的表态，称“有时候，打败你的不是技术，可能只是一份文件。”
与此同时，面对同样的政策打压，“AT大战”的另一位主角、腾讯公司的最高领导马化腾却表露出了相当软化的姿态，他用“理性中立客观”的历史规律论来消化委屈：“猫总是追着老鼠，历史一直是这样的，喊停、整改、妥协、再试点、大爆发。”
大佬既然已下令箭，中国这两大互联网巨头的行为模式自然也就分道扬镳，阿里上下“举国”抗争，连微博都贡献出来让员工舌战工行，而腾讯则是低调的开了一场内部会议，连线下的POS业务都计划避开，静心等待政策窗口的打开。
很有意思的是，据我所知，不少阿里的朋友都认为腾讯此举十分“不够仗义”，本该尽释前嫌一起做大互联网金融的蛋糕时，没想到友商却莫名其妙的迈步退让，把支付宝的后背留给了虎视眈眈的传统“恐龙”。
站在腾讯的角度，其实不难理解这种偏向保守的选择。无论是蛰伏多年的财付通，还是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微信支付（其实内核也是财付通），其应用场景都在于常规电商以及O2O的交易，支付工具所扮演的角色充其量只不过是资金通道，不需要太强的用户感知，只要社交关系尚未发生位移，腾讯就没有焦虑的理由。在农行的某场发布会上，农行副行长李振江就公开表示过对快捷支付的定位就应该在“小额”二字上，这一刀切下去，对腾讯而言伤到的是皮肉，对阿里而言却是动到了筋骨。
因为阿里已经熬过了要做资金通道的阶段，支付宝正试图攀上名为“电子钱包”的风口浪尖。根据调研公司Gartner的报告显示，到了2017年，全球手机支付交易总量将达到7200亿美元，一旦基于手机的支付方式从“偶尔”趋于“平常”，那么支付工具本身一定会“钱包化”，除了资金储存之外，消费过程中的账单、位置、偏好等数据都将汇集到解决方案的提供方，帮助阿里构建移动生态的需求入口。
在美国，PayPal和Square的并驾齐驱已经引起了苹果、Google、亚马逊等巨头的注意和狙击——PayPal的创始人、目前正在鼓捣特斯拉电动汽车的Elon Musk正在向受雇偶了PayPal的eBay董事会建议将PayPal再次独立出来，目前，投行估算在eBay大约700亿美元的市值中，PayPal的估值可以达到400亿美元，而一旦独立，PayPal则有望冲击千亿美元的市值；而Square由于根基相对薄弱，其上市进程正在遭遇多方的收购阻挠，但是尽管如此，Square仍然没有减慢全球化的速度，其创始人、同时也是Twitter联合创始人之一的Jack Dorsey言之凿凿的称其使命就在于“消灭现金”。
于是不难揣摩，“AT”两位大佬的器量在这项看似对两边都有着不利因素的问题上分歧颇大。腾讯的现金流始终建立在社交网络中的增值业务上，抢占支付上游是锦上添花的价值，如果逆风阻力过大，不做也罢，小额支付对于其用户使用微信或财付通在餐馆买个单、在网店充个话费已经足够。所以面对以央行为首的跨界干涉，马化腾不但不急，而且还说监管行为对互联网公司也是一个“正面的过程”，腾讯能够承受被安排走上“小额支付”这条道路的代价。然而，阿里则极不希望看到一个被银行掐住源头的“电子钱包”，余额宝一边吸储一边消费的设计及其广受欢迎的现状已经在金融层面勾勒出了阿里的某种未来，马云用“虽死犹生”、“死得其所”等激烈的措辞来形容支付宝的身陷囹圄，就是在死守底线了。
以业务形态来说，阿里在中国是与实业瓜葛最深的互联网企业之一，这点不同与腾讯或是百度，正是因此，阿里与“违法”二字的距离也是最近的。除了这次被工行指控“快捷支付一直处于‘违法’状态”之外，就在去年年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座谈会上很直率的对马云说，“你的那些公司（指众多淘宝店铺），要按照我们的规定那都不合法，就在你网上一注册就是公司了？”后来李克强的补充话语，说明了阿里踩着钢丝跳舞的经营本质：“现在你合法了，我们已经规定了，取消门槛了。”通过策动新经济的发展来倒逼政策改革，是马云善于抗争的器量基础，互联网行业动辄惊呼“颠覆”，但是能够被“颠覆”的，其实都是阵痛而非长痛，阿里实际上并未颠覆传统行业——比如线下卖场、线下支付都还活得挺好——它的痛点在于“改造”，用温水煮青蛙的方式来用一套新标准来取代旧标准，就像微博上曾经流传过的一个段子，说大学交学费就应该使用支付宝，成绩出来了再确认支付，挂了科就申请退款，老师跟在学生屁股后面说：“亲给好评呀亲！亲，选这课吧，包过的亲！亲成绩单寄出了！请查收亲！”这就是制定标准的力量，它不见得可以立竿见影的消灭一个行业，但是只要新的标准被普遍接受，所有旧的商业势力若不迎合就都会过得非常难受，“双十一”的时候许多线下卖场管不住商户，就是典型的例证。
在移动支付的产业链上，中国银联早在四年前就试图赢得支付标准之战，只不过中国银联并未将第三方支付视作对手，与其展开战争的是作为运营商的中国移动。当然，用事后的眼光来衡量中国银联与中国移动的较量，是决然缺少所谓的“互联网思维”的，在无论如何都无法抛弃POS机的前提下，中国银联若欲贯彻自己的支付标准，必须争取手机硬件厂商的大规模支持，用户必须先有一个特制的手机，加上POS机的配合，才能够体验移动支付——你能够想象乘客只有更换手机、出租车司机只有装备POS机才能完成在移动场景下完成电子交易的情形么？
然则，如果联想马化腾在去年年底称“腾讯是传统行业的合作者，而阿里是传统行业的摧毁者”这句论断，并以水火之异来简单评估“二马”的器量，其实也过于偷懒了。把时间回拨到2011年，微信被运营商警告不允许匹配手机通讯录，否则就要被惩罚，马化腾最初妥协了，后来发现米聊、TalkBox等竞争对手都开始隐隐发力，马化腾硬气的拍板说宁可被惩罚也要加入通讯录，拒绝按照运营商提供的规则与其“合作”，也绝口不谈干涉的“正面”意义，这就是“屁股决定脑袋、立场决定态度”的表现了。
所以当我们在谈及大佬的器量时，万勿忘记他们的立足之地始终建立于“在商言商”的原则上，最大化的利益，决定了最大化的倾向，他们有时在扮演英武的赫拉克勒斯，有时又在扮演温和的赫斯提亚，但是实际上，他们都是善变的赫尔墨斯。
不过，放任支付宝在前线与四大银行抗争，蛰伏在后方的腾讯的确心思机智——如果支付宝赢了，腾讯旗下的支付工具们可以共享胜利果实，如果支付宝输了，那么腾讯仍是乖宝宝，在这个角度，马化腾的算盘倒是颇为腹黑。
当然，大部分用户是不希望支付宝输掉这一役的——想想看，开通快捷支付，必须要去银行柜台签约，这是多么古老而又愚蠢的解决方案，如果银行赢了，输掉的绝对不仅仅是支付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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