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谈自己的为官之策
作者：褚朝新
因为写一篇官员们今年如何过年的文章，最近颇为焦虑。
春节前，一接到写作任务就开始联系各路认识或相熟的官场人士。手里，有百把个各地书记的手机号码，最初很有信心，于是把描述对象定位在书记们身上。不料，联系来联系去，元宵节都快过完了，勉强完成写作任务。
武汉大学的罗婷同学，受我所托帮助采访。我随机提供了9名县市书记的电话给她。截稿前，小姑娘在微信里沮丧地说，“早上给9个书记电话采访，无一成功 ，创下实习以来最烂的记录。”
罗婷同学，曾协助我工作，单独采访过厅处级官员若干。此次9名书记全部拒绝她，绝非她能力的问题。
我这边，进展也不太顺利。给江西一名从没打过交道的书记打电话，自报家门后，没容他接话就开始阐述采访目的。
听清采访意图后，他表示抱歉，说正在参加当地的两会，很忙，没时间，但今年春节过得确实很简单，回老家看望父母都没用公车，贺年卡也没有寄一张。
简单几句，再次强调自己很忙，书记客气地挂了电话。我在微信里玩笑着感叹：此时此刻对我而言，没有强行挂电话的书记都是好书记。
有几日，我甚至破例跑到微博上发帖征集：大家知道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们怎么过年吗？微信里，我也无奈地玩笑式求助：谁家有好说话的书记，能拉出来聊聊？围观者众，出手帮忙者无。
联系的诸位书记中，也有相熟的。其中一位，平日里敢言，不怕得罪人。春节期间，我短信告诉了他写作意图后，他说自己在外地、忙，此后手机限制呼入或无人接听。
还有更熟的，总算多多少少讲了一些。半个小时后，他给我发来短信：还是不写名字吧。
上面这些故事，只为了说明一点：尽管各种舆论都说今年过年官员们自律了，可是绝大多数官员们仍不愿公开站出来告诉大家他是否真的自律了，以及他是如何自律的。
这其中的玄机，耐人寻味。勉强完成写作任务后，一些朋友开始跟我探讨为什么官员们都不愿意接受采访。
有官场人士分析：站出来公开说自己过年如何清廉，不管真假都可能引起同僚的反感。真清廉，会让其他不清廉的人恼火，难保这些人不找岔子。万一被寻出一点两点的不妥，被人在网上一炒作，自己就惨了。若是假清廉，了解真相的人看了更加反感，更容易被网络曝光。不管怎么样，都是引火烧身。
我不能肯定上面的分析一定是对的，可能只是个别官员的个人想法，但随后一位媒体朋友的遭遇，多少让人摸着了一些方向。
很巧，这位朋友也写了一篇官员如何过年的文章。文章里，他写到湖南永兴县一名基层的科级官员透露，“该县规定年终奖不得超过2600元，其所在单位对外称是发了2400元，实际上也偷偷发了万把块钱。”
文章发表后，永兴县开始调查，组织县纪委（监察）、人社、财政、审计等单位人员进行研究，并成立专项调查组展开“年终奖”发放调查，并在全县县直单位和各乡镇全面开展清查工作。
迫于压力，永兴县一名乡纪委书记主动递交情况说明，主动承认“我们单位偷偷发了万把元钱”系与同学电话拜年时所说的，其实事实并非如此，是“为了在同学面前顾面子吹牛皮说的”。
事情大概就是如此：如今一些地方，官场恶习虽有收敛，但官风绝对没有达到非常清明的地步，令行禁止在一些地方也仍然停留在纸面上。一个记者若是找相熟的甚至是要好的官员采访官场内幕，就会遭遇以下的尴尬：官员们若是说真话，告诉记者禁令之下仍有打擦边球的，就会坏了内部“只做不说”的规矩，影响了这个群体其他人的利益，内部调查也就会立即启动。一旦被调查出来，说真话的就会被当作典型处理掉。若是吹吹牛，后果也很严重，最后还要被调查。查出来，即便是吹牛，将来在官场也不好混了。
我非常能理解官员们遭遇的这种尴尬，这种尴尬背后是一种奇怪的官场处事逻辑——有些地方出了事，若有官员出来自曝内幕，当地官场不是自我检讨反思认错改正，而是忙着去调查谁走漏的消息。一旦查出来，处理爆料官员比处理犯错官员还快。这种大环境里，官员们自然不敢对媒体说真话。
有些地方官场，死守“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让一些媒体记者平日里采访总是诸多顾忌，总担心受访的官员出于正义或者好心说出了一些真相和内幕，结果报道刊发出来让提供信息的官员遭到地方政府的报复。于是，为了既完成采访任务，又能有效保护那些说真话的官员，时下不少涉官的文章里，时常出现化名或者匿名人士。
最近两年，总在跟各路官员打交道。久而久之，自己也发现了一些规律：你若让一个官员评价一下他正在被舆论热议的上级，不管你跟他熟还是不熟、是否同意让他匿名，基本不会开口。他们遵循“内外有别”的原则，把官场里的事情当作机密，希望内部问题内部处理，不愿意也不希望媒体知道和介入。
类似的规律还有：你若让某个官员说说外地某些事情做得好或是好，若可以给他匿名，那可以考虑说几句。你若是让他评价下一个没有具体指向的某种官场现象，他可能会畅所欲言，但绝对不具体指向任何地方或任何具体的人。
你若试图让官员们说说他们自己，等着你的基本都是直接挂电话。
当下，不跟媒体谈或者慎谈自己及自己所在的圈子，成了部分官员基本的为官之策。
（部分内容已发表在2月20日出版的《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