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箐城子
1547年夏天，浙江余姚发生了一起重大的纵火抢劫案件。一伙强盗趁夜攻入余姚谢氏庄园（据说是已故朝廷阁老谢迁的产业），杀人放火，劫掠而去。
关于这起案件，各处史料记载不太一样。《嘉靖实录》说，余姚谢氏是当地的官宦巨室，平时经常和海商合作，代理走私货物在中国的售卖。谢氏惯常拖欠货款，这些海商平时都能接受。
不料这回不太一样，朝廷严厉打击走私，禁止走私物品在内地流通。谢氏手里积压了很多货物，资金收不回来。眼见就是夏天，季风正起，海商们就要出海作新一年的贸易。资金没法回笼，许栋、李光头、王直等人就到余姚催要货款。
谢氏家族被逼得急了，就恐吓他们：再催逼下去，就将你们报官！（吾将首汝于官）。来人非常愤怒，趁夜对谢家进行了洗劫。
这些海商平时为对付官兵剿捕（可能也干些海盗勾当），都是武装贸易；他们的同伙除了中国人，还有葡萄牙人、日本人、马来人等。面对这伙诡异的强人，余姚县令害怕承担责任，仓促以“倭贼入寇”上报。
一本葡萄牙人撰写的旅行著作称，这次洗劫的原因是葡萄牙人借钱给中国人，借款者到期没有偿还，还逃之夭夭，愤怒的放贷者纠合几十人洗劫了村庄。
无论真相如何，有几点基本可以确定：这是一起经济纠纷引发的强盗洗劫事件，参与者有葡萄牙人，事后又被归结到“倭寇”。谁也没想到，这起案件成了明朝海防政策突变的导火索。
余姚谢庄事件震惊了朝廷。接地方报告，嘉靖皇帝迅速作出反应，启用强硬派朱纨为渐闽巡抚兼提督军务，总揽“倭患”事务。朱纨是进士出身，历任武职，为官廉洁，作风强硬。这和闽渐官员暗通海商的作风大不一样。
朱纨到任后雷厉风行，整顿海防。沿海大船全部登记注册，限制出海；渔民则行保甲，互相防范。同时朱纨还调遣军队，目标直指海商（朝廷口中的“盗商”）基地——双屿港。
双屿岛位于温州海岸，孤悬海上。明朝实行海禁以后，居民全部内迁，岛上逐渐荒弃，成为走私商和海盗的天堂。先有海商金子老占据经营，接着又来了李光头、许栋、汪直等人。
葡萄牙人很快也发现了双屿港是优良的贸易中转站。在此之前，他们一直苦苦寻求在远东的贸易据点。从广东到福建，总是遭到海岸官府的驱逐。葡萄牙人占据马六甲海峡，开辟了日本市场，漫长的海途需要给养中转的地方。双屿港简直是天赐福地。一方面这里汇聚了大量中国海商，他们通过这里从事中国和东南亚商品的交换。
李光头、许栋、汪直等人占据此地后，在岛上营建建筑，修筑码头。据葡萄牙人的旅行著作记载，当时的双屿港有常住居民超过3000人，葡萄牙人就超过1000人，来往商旅数以万计。岛上有教堂、医院和住宅。
我们现在无法确知这样的记载是否夸大，但是凭借有限的资料和合理猜想，双屿港汇聚各地商民财货，是远东最大的贸易中转站，必定是盛况空前。
1548年4月，明朝舰船大举围攻双屿港，中日葡的商船经过一番抵抗后，作鸟兽散。明军占据双屿岛，并没有派兵戍守的打算，于是捣毁码头港口设施，填塞水道，以防止将来再被商盗们占据。双屿至此成为废港。据朱纨在《双屿填港工完事》自己说，捣毁双屿港后，因为失去基地而在海上漂泊的商船（朱纨称“贼船”）达一千二百九十多艘。
失去基地的海商汇聚到厦门浯屿，朱纨穷追不舍，又数次发动进攻，将他们赶得无处落脚。在福建东山沿海的一次战役中，明军一举伏击了残馀“倭寇”，歼敌239人，生擒葡萄牙人16人，李光头等首领也被擒获。汪直被迫远走日本。朱纨在给嘉靖皇帝的奏章中兴奋地报告：全闽海防，千里肃清。
双屿港陷落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它开启了嘉靖时代大规模的“倭乱”。失去据点的自由商人由盛转衰，半商半盗的强人成了主角。
明朝从洪武年间起就厉行海禁，民众被禁止和外国人通商，甚至捕鱼也禁，所谓“寸板不得下海”。对于依靠捕鱼和贸易而生的海边民众而言，这无疑是绝其活路。走私商贩、海盗像野草一样地滋蔓开来。
当时研究“倭患”的学者谢杰发现所谓倭寇首领，都是潮漳宁绍人，“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官员王世贞也曾对潮州、漳州、惠州地区的“民寇一家”评论：“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
可见所谓倭寇，大部分是沿海渔民和走私商人。海防松弛的时候，贸易就活跃一些，连内地的官员和商人都在参与分工代售，赚取利益；海禁严厉的时候，胆大妄为的海商就会转为海盗，从事劫掠活动。
中国走私商人和日本人混杂在一起，也实在和朝廷的贸易失策有关。明朝罢弃海上贸易同时，保留着一种奇怪的对外交往——勘合贸易，发放“进贡许可证”，以进贡和赏赐的形式贸易。
1523年，两派日本人因进贡地位发生争端，大打出手，宁波遭受劫掠，前来镇压的明朝武将被杀死。明朝为免外来滋患，索性罢弃市舶司。中日贸易断绝后，很多日本人就选择以双屿港作为贸易基地。出海的中国人为使家乡亲人免受到牵连，通常给自己取日本名字，以掩人耳目。
双屿港被毁，葡萄牙人继续寻找机会，终于1553年通过贿买当地官员取得澳门岛的居住权，以此作为通商基地。汪直则以日本为基地，逐渐扫平东南沿海的海盗。
这个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倭寇”头目，其实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汪直至死都希望明朝开放海禁，并因此死于诱捕，在他之后，倭患长期不绝。
明朝嘉靖的“倭寇之乱”，基本是朝廷为消灭海上贸易而引发的一场战争。这期间不可避免有海盗的劫掠行为，如果没有海禁，海盗将会少得多。
航海贸易本可以造福沿海甚至整个中国的民众，朝廷的封闭和傲慢，使得战争和流血不断，一次现代化的机会就此错过。
罗胖曰：
基于自由的贸易有一桩天大的好处——
每一次博弈的结果都是双方满意。
至今为止，人类还没有发现比它更具普遍性和优越性的连接方式。
所以，阻断自由贸易的结果——
要么就是徒劳，比如扫黄；
要么就是恶化，比如倭寇。
来源：罗辑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