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反的秀才
作者：段志强
从明清两代的造反史来看，不但参与造反的秀才史不绝书，直接领导叛乱的秀才也颇有其人。传统社会中的秀才并不都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书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深度参与地方政治，拥有巨大影响力，可以作恶，也可以为善，可以维持秩序，也可以领导反叛。
山东淄川县的秀才刘德培出身法律世家。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中了秀才之后，也从父亲手里继承了讼师这份职业。虽然那时诉讼行业声誉不佳，但刘德培从中了解到不少政局黑幕，同时积累起许多人脉。
时值清朝咸丰年间，正是风雨飘摇的时代。淄川一带连年遭灾，县令多仁却是个贪官加酷吏，征收钱粮任意加增，致民怨沸腾。
咸丰十年冬天，淄川县预先拟定了次年的赋税办法，要求将粮米折成现钱缴纳，而折合的钱数却远高于当时的比价。刘德培写了数百张帖子，遍贴各乡各村，鼓动大家“纳米不纳钱”，结果被多仁侦知，连夜逮捕，以闹漕的罪名问了斩刑。幸亏刘德培机灵，在被解往府城的路上逃了出来。事情发展到这里，还属于清代后期反抗官府的常见模式：税负过重引发不满，知识阶层从中煽动，结局则是官府取胜。以清朝幅员之广，这样的民变每年都要发生好几起，不过，接下来的事情就有点不寻常了。
刘德培逃脱后，藏到了一位秀才好友蒲人芷家里，又联络秀才司冠平，酝酿更大规模的反抗。当时兵荒马乱，各地都办团练保卫地方，刘德培取得一些团练的支持，也办起了自己的武装，号称“信和团”，并在麾下笼络20多位秀才，结为生死之交，形成信和团的骨干。
不久，淄川换了一个才干平庸的满洲人麟盛当县令，刘德培与他套上关系，竟然带着信和团公然进驻县城。刘德培随即凭借武力整顿市场、平息民怨，俨然成为淄川县的二政府。麟盛一看苗头不对，境外还有捻军随时袭扰，就此称病辞职。刘德培又贿赂守城的军官，接管淄川防务，自称都招讨大元帅，兵不血刃占了县城，其指挥部就设在他读过书的般阳书院，手下奔走的人才也都是一帮“穿长衫的朋友”。济南府派员来调查，书院的山长和满城的秀才都担保，说刘德培只是为了团城自保，别无他意。
同治元年，刘德培打出“反清复汉”的旗帜，公开造反了。他派兵四处征讨，皆未能得利，只好仍以淄川城为根据地，固守待变。此时他已经打造了一个小朝廷，号称“大汉政府”，自称“大汉德主”。般阳书院就是他的紫禁城，书院讲堂就是太和殿，朝会军机处也设在这里，处处显出秀才本色。他还任命秀才杨训为军师，设立各部而以“文部”为首，宣称要百姓“重睹尧天日月，再见汉代衣冠”。最终扑灭这场叛乱的是僧格林沁。城破之日，僧王下令屠城，淄川1万多人口，只剩下孤贫院的男女六人。入城的清军发现，城内的建筑几乎全遭破坏，只有文庙安然无恙。
刘德培的造反，过去被说成是农民起义，这未免有点太简单。叛乱的领袖和领导集团主体都是秀才，无疑属于地方士绅阶层。国家过度征收赋税，农民固然是最直接的受害者，但作为土地所有者，士绅的利益也受威胁，刘德培事件本质上是士绅与农民联合反抗官府的一个案例。
刘德培是讼师，懂律例、知利害，他也是个秀才，知书明理，急公好义。两种身份的结合，让他成了地方公益的代言人。在法律和道德都不能实现社会正义的情况下，他铤而走险，带着一群秀才，以暴力手段纠正战争和腐败带来的社会不公。
秀才造反，刘德培不是孤例。就在他浴血奋战时，那位在南京深宫内的太平天国天王已日薄西山，洪秀全本人就是连考四次也没考上的落第秀才。此前五六年，湖北随州反了一位赵邦璧，也是武秀才出身。至于那些在各式农民军中充当“军师”的乡村知识分子，就更不胜枚举了。
秀才是最低等的功名，这批人在传统社会中的位置是很微妙的：普通老百姓视他们为“老爷”，这让他们具有了一定的号召力；上层官绅则在利用他们的同时，又视之为麻烦制造者。刘德培造反，就是这两种身份共同激发所致。
原文载于《财经》杂志
罗胖曰：
话说，某外国大仙到中国来挣演讲的钱。
有人问他，“中国会发生大乱吗？”
他摇头说，“不会。”
“为啥哩？”
“因为中国精英阶层都是既得利益者。精英不想乱，天下就不会乱。”
此答，虽不中亦不远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