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立飞
这些照片都是2002年拍的。那时候，如果你在北京东直门乘916路或936路车到一个叫庙城的地方下车的话，就会有许多开“摩的”的围过来对你喊：“飞腾五元！走不走？”这是因为这些开“摩的”的把你当成来“飞腾”混的“漂儿”了。
“飞腾”的全称是“飞腾影视拍摄基地”。位于怀柔县杨宋镇，是专门为拍摄电影和电视剧修建的一大片仿古建筑群。经过几年的经营，越来越多的剧组来到这里拍戏。随着这些影视剧的播出，“飞腾”的名气也渐渐大了起来，于是一些漂儿们也渐渐从北影厂、横店等地聚拢到飞腾周围。
所谓的“漂儿”，就是在飞腾周围混的群众演员们。拍戏总是需要群众演员的，群众演员也称“跑龙套”的，就是在剧中演一些小得不能再小的角色，像兵啦、家丁啦、街头闲逛的老百姓什么的，说白了就是做活道具。如果不是遇到一些特殊的剧组，“跑龙套”通常是比较轻松的，当地人看好了这一“副业”，纷纷干起了“跑龙套”的行当。
后来好多外地来京的“北漂儿”慕名“漂”到了这一带，并且越“漂”人越多，现在每到傍晚时分，在“飞腾”周围的高两河村和杨宋镇上，几乎到处都可以见到剃着光头，操着外地口音的小伙子在村上闲逛。这些外地来的“漂儿”们不像当地人，当地人除了拍戏还要种田、上班，他们除了拍戏根本就没有其它的工作，可以随叫随到，久而久之，“跑龙套”的活几乎全让他们给包了，当地人只好退出这个圈子，在镇上做一些卖早点、卖水果之类的生意，把外地人“抢”走的钱再赚回来。
刚来到这里时，有些“漂儿”们心中还带着一些模糊的梦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很快就变得实际了，一天20块的工钱比什么都重要，那意味着今天有饭吃。在剧组，群众演员的地位是最低的，不仅导演同他们说话从来没有好脸色，就连常被导演骂的摄助、武行甚至场工也喜欢以剧组“内部人”自居，对他们指手划脚，发发脾气。有时，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拍的这场戏是怎么回事，副导演让他们把弓拉圆，他们却不知道该把箭对准谁，遇到一些副导演本来是北方人却喜欢满口粤语对他们说戏，结果自然是听不懂，一开拍就出了笑话，但不管责任在谁，挨骂的总是群众演员。
在“飞腾”乘“东环1路”小巴只要一元钱就可以到县城，每到领钱的日子，小伙子们总喜欢去县城玩玩。此时他们手中的香烟由1元钱1包的“凌宵塔”换成了4元钱一包的“中南海”，喝的水也由生自来水变成了“冰红茶”、“冰绿茶”。喜欢打台球的去打两杆台球，爱上网的到网吧去泡一会儿，等下午回到住处时，十天的工钱已花得差不多了。
闲暇时，小伙子们喜欢扎在一起侃侃大山。此时，关于女人的话题总是优于其它类型的话题，什么样的女人“缺陷深”，什么样的女人“能干”是小伙子们永恒的“科研项目”，如果谁在剧组偷到了女化妆师或女道具师的手机号码，大家就会缠住有手机的给她发一则不知从哪听来的黄色短信，结果搞得剧组的女孩子在告诉别人手机号码时像搞地下工作似的，生怕被哪个光头听去。
2002年，信息还远不及现在这般发达，某个小伙子凭着一句“我有刘德华的电话号码”的鬼话就可以骗到其他小伙子的一顿晚饭甚至是哪个成名心切的女孩“为艺术献个身”。
我没有刘德华的电话号码，但是“为艺术献身”的事居然被我赶上了一回。虽然那时候我穷得偶尔会买过期的简装富士，但是那台装着28-70毫米变焦镜头的凤凰牌单反相机确实是和其他群众演员们手里的傻瓜相机有明显的区别，至少在外观上是这样的。我到飞腾不久，在群众演员圈子里就流传出关于我的身份的多个版本。有说我是记者，也有说我是星探的，最不靠谱的居然有人问我是不是XX导演的弟弟。
5月中旬的某一天，一个女孩约我去帮她拍一组写真，说是某个剧组向她要照片。我和她谈好了拍摄的费用，并约好找个没有戏的下午拍一个下午直到日落。我记得当时的条件好像是拍一个胶卷，冲印的费用她自理，一共给我50块钱。拍摄那天，我们先是拍了一些街景和大桥、河边，太阳快落山时女孩把我带到了两河村的一个果园，和看管果园的人打了招呼后，女孩说可以拍了，还说她之前已经付过“场地租金”。我跟她说，这样的背景，其实在河边就可以拍，没必要到这里来，还要花钱。女孩说，河边人多，不好意思，边说边脱衣服，还要求我转过身去。我猜，女孩可能是在里面穿了一身比基尼吧，因为当时确实有很多女孩拍这种更能表现身材曲线的照片提供给剧组或是一些所谓的影视策划公司。
“好了”，女孩说。我转过身去，她浑身赤裸。
“我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你可以和我干那个，但是你得把我的照片印在报纸上”……
在演员村拍摄的日子，这种“香艳”的遭遇只此一次，更多的时候遇到的却是无休止的“借钱”甚至是挨揍的危险。当然，那女孩的照片最终并没有出现在任何报纸上。
每次有群众演员朝我借钱，院子里的群头老马总是告诉我不要信他们的，“他们借完钱，很少会想起来还你”。还让我再遇到借钱的，干脆就说没有，“让他们来找我预支，等到发工钱的日子，我从他们工钱里扣”。
有一天，老马突然跟我说，要我去给镇上的另一个群头道个歉，我问他怎么了，老马说那个群头和我之间有点误会，放出话来我要打我，让我主动点去找他认个错，把事情说开了就好了。我说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干什么要认错呢。老马劝我说，那人就是一粗人，傻逼一个，你去认个错又不吃亏，事情就了了，咱文化人是要干大事的，犯不着被这些小混混坏了好事。
最终，我听了老马的话，去找那个小群头承认了“错误”，保证以后不“装逼”，直到今天，我都不知道自己错在了什么地方，更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得罪了那个人。
2002年6月，我在高两河村拍的照片发在了南方周末的写真版上，8张照片，2000余字，发了差不多整整一个版。之后，我便离开了高两河村，转过年去，东北一家都市报招聘摄影记者，我拿着南方周末的样报去应聘，因为报纸上署的名字叫“毛孩儿”，负责招聘的人有些不相信南方周末的这一个版的报道是一个当年只有19岁的人拍摄的，直到我拿出了这组照片的底片，他们才相信这个“毛孩儿”确实就是我。
从那年开始，20岁的我在这家报纸做了一名摄影记者，一干就是12年。去年冬天，我在一个电视剧的片头看到了老马的名字，上网搜了一下，才知道当年很罩着我的群头马哥已经成了一名作家，不仅出版了几本长篇小说，还编剧了一部票房很不错的电影。
岁月无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