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最后光明的结尾,以及“窃听”这条原来不重要却要渲染成特殊线索的情节,《窃听风云3》完全可以拍成一部科恩兄弟式的黑色荒诞片。没有一个人是好人,黑吃黑,人性在利益、物欲面前不停地沦丧,一个正常人在正常时候在乎的诸如亲情、爱情、骨肉情等等都可以瞬间变成碎片消失殆尽,与此同时,在黑压压的时代风云之下,这也是一种最善意和简单的维生方法。
作为现代人、大都市常驻者,不但追求一个体面的房子是你的梦想,甚至还要以拥有更多来奠定自己的安全感。货币会贬值,股市深不见底,投资渠道狭窄,对于中国百姓来说,买一套房子意味着升值和保障,这当然已经不是什么温饱问题,而是人心问题。
这种关乎体面的梦想越显著,我们就该想到作为房产背后的政府、官、商、原土地拥有者等等环节之间博弈的惨烈。蚯蚓是钓小鱼的诱饵,那么想要钓大鱼,就一定要有远比蚯蚓更有魅力的小鱼作为诱饵。当房地产成为一项决绝而独立的特殊商业模式时,它所能产生诱惑和魅力当然也就无比隆重。以至于从下到百姓、上到高官达人人,都要折服于此。像吴孟达和骆应钧扮演的香港官员那样贪赃枉法,以及郭锋扮演的九叔那种底层农民,犯罪和人性黑暗只是我们用法律和道德做出的判断,但他们背后也折射着现世人们所能找到的一种选择。
人,可能几千年都未变过,之所以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黑暗,是人所处的环境在一点点驯化和改造我们。
(《窃听风云3》电影剧照)
《窃听风云3》中主要矛盾是围绕着房地产拆迁,买卖地皮讲述的,而画面中数次出现的村民抗拆,反对工程车进村,以及面对拆迁制造的麻烦奋起团结反抗。无论是画面的景象,还是这背后的社会问题,我们作为观众都心有戚戚焉。
如果仅仅将地权斗争,看成一种对自己自由和权利的捍卫,或者将之看成官商勾结后对民众的欺凌,那就太小看这个时代最独特的社会结疤了。它至少充分地反映了在金融革命、经济高速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人,正在成为被绑架的囚徒,不管是以刁民气焰对抗只为多要补偿金的抗拆村民,还是为了利益不惜利用肮脏武力手段逼迫村民离开的发展商,他们值得讨论显然不止非黑即白的对错问题,还有人性的得与失、精神家园的沦丧和物欲不受控等诸多当代精神、伦理问题。
打压或者干脆消灭杀人见血的奸商,我们的社会矛盾也不会就此消解。可以大胆地预测,哪怕没有房产商对城市老城居住者、城市乡村居民的挤压,也有会有户主、村长、村民迎头找到房产商。在当下的中国人精神空间里,谁会拒绝发展呢;谁会拒绝现代文明呢;谁会甘心做一个失败落后被物质生活抛弃的人呢?传统的宗族纽带已被撕裂,而新的维系手段和精神尚未建立起来,那么就只能选择一个看上去对的,人人都在做的事情去依附。
在政府官方宣传和权力、巨商的威逼利诱,以及当地地头蛇的恐吓纠缠围剿之下,任何个体村民或者集体群众都是弱势的,他们抵抗不住这种三股势力的合力进犯,与其束手就擒不如让拆迁款、补偿金更多一点流到自己的碗里——这当然已是面对城市发展或者拆迁建房时普通民众的一种考量。
拿很多社会新闻中常见的钉子户来说,成为钉子户和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做一个钉子户,这是要付出非常大的代价的,一个人在付出巨大代价的同时期待的肯定是回报,那么钉子户的期待回报,肯定不会是打算在没有电,没有水,没有路的环境中永远孤立生存。
正如《窃听风云3》中对村中罗兰扮演的老妇的塑造一样,编导并非在理清一种事实后简单地对妄想和贪婪者进行鞭笞,影片展示的更多的是善意和同情,一个老人卖不卖自己的地,更多的是一种犹豫和是否心安理得心情舒畅,卖了高价与其说是贪婪,不如说是他们没有吃亏的习惯和更看重跟其他村民攀比之后不至于落后的顺畅心情。
包括九叔在内,还有那些签字卖丁权的年轻村民,他们不是什么好人,但其身上的坏又只不过是人性污点中的一种常见体现,卑微、贪婪、狡猾、懒惰、耍赖、欺软怕硬,等等。
在表现当今社会一幕重要景观时,难能可贵的是作为香港导演,麦兆辉、庄文强既没有过于渲染黑色情绪,也没有回避现实,而是在通俗和颇具商业卖点的剧情和塑造中,完成了这么一个正面不狡诈接触问题,但却又能满足普通观众审美的强大商业性作品。
从积极善意的角度来理解结尾处的“地不是用来卖的”这种台词,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光明结尾需要的一种诗情画意,而是为了善意的表达和顺利地被商业接受。放在华语电影的场域中,《窃听风云3》不但用关注社会现实、直面当代人困境的创作态度,也用不同于贾樟柯、娄烨之类的创作思维,打通了审查、商业等诸多桎梏,获取了一部有价值电影的最大化。
作者:朱白,书评人,专栏作家,评述作品包括外国文学等诸多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