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59岁的德裔女作家赫尔加·施奈德出席参加种族法制案制定五十周年的纪念仪式。会议中途的休息时间，一位从奥斯维辛生还的老太太笔直向她走过来，爆出一句话：“我恨你！”
她懵了：“为什么？”
“因为你妈妈是奥斯维辛的警卫，我的门牙就是被她打掉的。”老太太已经七十多岁，身形单薄，看着她，仍是满眼憎恶。
她，作为纳粹的女儿，面对这不能还偿的血债——仇恨会否世代相传？无力自辩，只能嗫嚅道：“战争结束时，我才七岁半……”没说出的话是：“她早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抛弃了我。”
赫尔加的母亲一直是纳粹的狂热分子，为之，经常把年幼的儿女交给旁人照管，自己去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家人都反对她的政治主张，也厌恶她的作法，连她自己的父母都认为她是“自甘堕落、狂热盲信”。但在她看来，这些都是“刁难”，是“拖后腿”，这些“落后分子”拦不住她对元首的赤胆忠心——本质上，也就是极端暴力和自负，以及对权力无止境的渴望。
1941年，母亲毅然抛夫弃子，投奔党卫军，成为一个集中营女看守。像她母亲一样的女性，在当时的德国，数量颇为不少，人称“希姆莱（党卫军头目）的黑裙子”。那年，赫尔加四岁，她的弟弟彼得19个月。57年后，母亲对自己的选择依然不悔：“我想成为党卫军的一员，这对我来说，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东西都重要，包括家庭，包括两个孩子。”
从此，母亲的简历便是一条人类的耻辱与罪恶之路。她先在萨克森豪区集中营任职，随后是拉文斯布吕克女子集中营，那里以用犯人做人体实验而臭名昭著：从犯人小腿上取下一截肌肉，观察肌肉组织会不会复原、如何复原；截去犯人的健康手臂、小腿或肩胛骨，移植给有需求的患者——当然是雅利安种，而被截肢者则被注射药物而身亡；为了作坏疽实验，把犯人身体切开直至露出骨骼，往伤口里植入细菌组织，还会加入木屑和玻璃屑，令犯人极其痛苦地死去。而母亲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把挣扎号叫的犯人绑在桌子上，供恶魔医生下刀。
与此同时，母亲还接受训练，为后来成为灭绝营警卫做准备。只有最强壮、最凶残的人才被挑选出来送给奥斯维辛——母亲正是其中一员。
奥斯维辛灭绝营是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的营地，“毒剂通过小孔被注入毒气室，三至十五分钟即可致命。当囚犯的哭嚎声渐渐平息，我们便知道他们已经全被毒死。”是母亲押送全裸的犹太人进入毒气室，也是她把尸体扔进焚烧炉。有时候，尸堆里有小小的身体在蠕动，那是挣扎着捱过毒气的生者。母亲对此无动于衷，生者与死者一样被付之一炬。“焚化炉日夜不停地焚烧尸体，释放出腐臭难闻的恶心气味，扩散到整个地区，周围村庄里的居民渐渐明白奥斯维辛正在发生什么……”
母亲坦承：“我对他们其实很严厉。”打得犯人嘴里吐血，听见犯人为死去或失散的儿女彻夜哀号，就不停让他们干活直到累得半死。“纪律，严厉苛刻的纪录。如果要对一个营区保持控制，这就是秘诀。”
还有贪婪。母亲及其他党卫军，毫不犹豫地掠夺犹太人的财富，让他们为自己打造金项链、金帆船、金相框——那都是犹太人的金子，包括犹太人的金牙。
1971年，当母亲与赫尔加第一次重逢时，她试图把自己的收藏品送给女儿，“一大把戒指、手镯、袖扣、耳坠、胸针、一块手表和好几条项链”，女儿的心却猛地一沉，“这种链子常常被作为生日礼物赠送给四五岁的小女孩”，刹那间，她仿佛亲眼看见：一条戴着这种项链的小女孩，被自己的母亲送进了毒气室……
这非人性的残酷有没有例外的可能性？一位母亲曾经的同志，投奔了抵抗派，被盖世太保抓到集中营，由母亲发落。母亲立刻把她送入妓院，很快，她染性病身亡。希姆莱多次宣称过：“党卫军的成员，对血缘相同的人要忠心不二。”前同志，同文同种，她的死去令母亲“有些难过”。但母亲很快就克服这种情绪，她不能允许自己对被“原本就该关进集中营的人”产生同情和惋惜。此后她果真不曾对任何人稍有恻隐。
（《朗读者》电影剧照）
赫尔加的母亲令我想到《朗读者》里面的汉娜，她也是一位集中营守卫，与母亲做了相似的事。但汉娜只字不识，只是机械地服从命运，而母亲酷爱读书，甚至在奥斯维辛，临睡前也会看上一会儿书。同时她对绘画艺术也有很高的赏鉴力——谁说学艺术的孩子不会学坏？这可能取决于你对“坏”下的定义。
她与汉娜的另一个不同点便是：当汉娜认字明理之后，无法原谅自己造的孽，以死为唯一的救赎。但赫尔加的母亲，直到90高龄，仍在说：“在我看来，对政府来说是对的事情，对我来说就是对的，我无权做任何个人的思考，有任何个人的想法或者感情。相反，我的职责就是毫无异议地遵守上级的命运，就算那些命令意味着用毒气杀死千百万犹太人，我也乐于执行。”
不管对人类犯下多么惨绝人寰的罪行，不管被她弃置于身后的儿女曾遇见过怎样的命运：被继母虐待、饥饿、病痛、在死亡边缘徘徊。她用一句话总结了自己的一句：“我还是原来的我。”
所谓不改初心，所谓不悔，莫过于此。
她没有听见女儿严酷的指责，“你根本不想成为妈妈；权力才是你更渴望获得的东西。站在一群犹太犯人面前，你会感到自己拥有无比的权威。一个看管犹太人的警卫，守着一群被剃了光头的犯人，他们个个目光茫然，饥肠辘辘，精疲力竭，孤苦绝望——妈妈啊，这是多么卑鄙无耻的权威！”即使听见，她更关心的，仍然是，她党卫军的同事们。
这是多么恐怖的母亲，却仿佛东西方的时空在彼此渗透，我依稀读到了熟悉的东西：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反人性、斩草除根、狗崽子……这些话我都还有印象。我曾看过一部文学作品的手稿，第一句话：我曾经是红卫兵。第二句话被重笔抹去：我不悔。是作者前思后想过，决定不触怒读者？还是胆小的编辑代为删削？
儒家文化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忠君之事，君之过就是君的事。服从命令，成为最佳的自我赦免。
只是，伤害客观存在。多少大道理，总遮掩不了切肤之痛，因此我们有那么多“伤痕文学”，包括最新的张艺谋导演的《归来》，说的都是受害者的苦难；但，施害者在哪里？混杂在人群里，随着众人进与退，像湘西赶尸传说中的行尸走肉，是否就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谁能勇敢地承认：指示是他人所下，挥起的拳头是自己的——而与拳头相联的，应是自己的脑自己的心。
《朗读者》里最令我震撼的一句话，男主角米高，在汉娜自杀身亡后，代她向集中营的余生者求恕，对方答：“我没有资格说原谅。”是的，死者已逝，苦难随他们葬于地下，所有苟活者都因自己的存活，对他们抱歉。没有人能为死者代言。
而忏悔，如斯艰难，要抛开一切“不得已”，诚实面对自己的罪与错，像格拉斯的《剥洋葱》，一片一片，剥到自己的内心深处，是非常非常艰困的事。要榨出自己“棉袍下的小”，也得用“永不原谅”的态度。
有时候，上一代不曾完成的事，可能必须由下一代继续。我期待着，在中文写作的世界里，也会有《我母亲手上的血债》或者《我父亲犯过的罪孽》，而不是是红二代红三代、黑二代黑三代一致地为父母鸣不平、诉冤屈以及——表达“不悔”。
德国人有的勇气，中国人也应该有。
作者：叶倾城，作家，湖北作家协会会员。《读者》的签约作家，其作品在诸多报杂志中有很高转载率，著有《情感的第三条道路》、《住在内衣里》、《我的百合岁月》等多部散文集，《原配》、《麒辚夜》等多部长篇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