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电影《辩护人》的故事没有新意。它声称是依据了某一个真实历史人物的故事改编的版本，这倒好，既可以让人原谅它的呆板风格，还可能给电影卖座带来好处——把想看历史传记的人也吸引了去。
结果是，韩国人和中国人都喜欢它。在韩国获得高票房，在中国，获得了德国电影《窃听风暴》似的传播效应。《窃听风暴》打动人的是故事迷人，《辩护人》就凭观众心有戚戚焉了。
（《辩护人》电影剧照）
但是，跟真实的人性和曾经的历史比起来，这些电影故事都不免显得浪漫。有人会觉得它们美化人性，也美化了历史。就说《窃听风暴》吧，在德国，这个故事等于历史的乌托邦，历史有过更残酷，没有过如此浪漫。在全部斯塔西（东德秘密警察组织）里，没有一个警察因为监视到一个女人被玷污和毁损，或者一段悲哀的爱情而被打动，进而不顾职责，在关键时刻帮了被监视对象一把的，因此这个故事基本不真实。当观众发现这一点时，真是既绝望又生气。
唉，问题是，如果电影按真实的历史发生，不就如我们的生活一样沉闷无趣了吗。《窃听风暴》的导演是七零后，东德社会主义“变修”时，他十岁出头，做出这个电影时，他才三十多一点，他凭着想象穿越历史。而历史多么残酷，人性多么悲哀。电影故事浪漫一点，就当它是电影的权利吧。
《窃听风暴》和《辩护人》都是在翻历史旧账，它可以营造让人紧张得透不过气来的情节，但我们看的时候，都知道那是“黎明前的黑暗”，故事一定会有一个“光明的结局”。这就规定了这类电影的本性是浪漫的！两德统一后才有《窃听风暴》，朝鲜永远不会拍《辩护人》。这些故事可以讲出来，只能是过去时态，故事的背景已经崩盘，故事中血泪已经被时间风干。这其实也不需要多长时间，转瞬之间，历史就可以翻到另一页，曾经的痛苦，便只能化作一个数据包，一张宽屏幕，一阵环绕的重低音，一个“浪漫的故事”，供我们慨叹。
《窃听风暴》的故事让人觉得更好看，原因之一是它展示的是国家的秘密手段，能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它从隐秘而且令人感到羞耻的深处去表现人性的悲哀和制度的残酷，要比《辩护人》里的老套故事刺激多了。《辩护人》让人觉得没有新意，并非编剧没有能耐，而是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极权国家已经把所有压制和奴役的手段发挥尽净，你能想象出来的情节，都是曾经被使用过的，导致电影总让人觉得似曾相识，事实上它也是抄袭了现实的蓝本。
（《窃听风暴》电影剧照）
为了加强极权统治，防犯于未然，需要把几个热衷读书，喜欢探索的好青年搞成国家的敌人，需要编造事实，要编造事实，需要刑讯逼供。为了电影好看，你能编出什么样的故事来？你能抛开苏联和德国的发明，另搞一套编造事实，刑讯逼供的手段吗？这既不必要，似乎也不太可能。因为这些手段是基于基本人性而发明的，而基本人性各民族是一致的，也可以说是一种“普世价值”。
电影里的一个阳光少年，被审讯了两个月后，见什么人都立刻闭着眼睛请罪。这效果可以按照一套公式准确地达到。这一套公式不是什么秘密，教科书可以查到。最近有一本普及读物叫《洗脑术》，后面也用了一章来介绍这一技术。
当局对付这个少年的辩护律师宋佑硕的办法也没有新意。威胁他的妻子和孩子，查他的税务，断他的财路，找一伙五毛在他去法庭的路上攻击他辱骂他，把他搞得狼狈不堪，差一点出不了庭，同时，也用利益拉拢（给他找一笔报酬丰厚的生意），以此换取他放弃辩护，如此等等，都是平庸到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的情节，难怪不使人感到电影刻板。如果让他去嫖个娼，搞个婚外情，然后被拿获，再布置报纸电视给渲染几天，电影会好看得多。但韩国人做电影比较老实，拘泥历史。
《辩护人》的故事必须呆板的原因在于，它并不是发生在一个标准的极权时代，而是转型已经注定并正在进行中，这规定了故事不能讲得过分无法无天。当时的韩国，现代社会的要素在形式上已经具备。社会已经开放。律师已经成为广泛需要的职业。律师可以去帮助市民做产权登记赚钱，说明产权这种自由经济制度必须尊重的要件有可能受到尊重。法庭也设置的有模有样。法官，法袍加身；检察官，西装领带，正是体面人物。国民和记者，包括外国记者，可以进入“敏感案件”的法庭旁听。法庭可以找一伙拿国家工资的人把旁听席占满，把被告亲属都赶到法庭外面去，但还不敢直接控制亲属。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形态里，当权者要打击异已，维护既得利益，得通过法律的形式；他们当然有条件作假，有条件暗地里犯罪，也可以实质性地践蹋法律，但表面上得在法庭上过招。在这种形式感面前，强权仍然顾忌虚假的颜面。这就有了律师的机会，宋佑硕律师就出场了。当然，法庭上，法律还是输了，因为坏人太坏。但是，宋佑硕还有一个机会，就是去街头演讲。街头不是法庭，孰是孰非没有现场裁判，只有警察和他们喷射的催泪瓦斯。
这下，影片最浪漫的情节来了。宋佑硕律师坐上了被告席。他的辩护人是他的前辈（前辈律师为后辈律师做政治辩护，这不是好现象）。全市142名律师中，99名申请为他辩护。他们挤满了旁听席。这个场景过于浪漫，但逻辑上有可能，因为多数鸟儿知道黎明到来，都会选择鸣啼。在此之前，只有谁遭到打击，谁才会叫唤。这个依据真实历史的电影最后采用了诗性的手法，影片在审判长唱颂这99个法律人的名字的画面中渐渐淡出。
后面的故事不需要讲了，人人都知道，韩国越变越好，直到今天，其汽车和电子产品在全球畅销。但说句电影以外的话，这个民族既幸运又不太幸运。幸运的是它逃脱了北边同胞的体制；不幸的是，它的转型毕竟流了血——这并非是必须的，在它以后，就有了不流血的样板。
《辩护人》不是一个大故事。这样的故事在极权社会经常发生。但正是这样寻常的故事告诉我们，作为个人，你可能无法看清历史的转折点在哪里，宋佑硕律师并不是看准了时机，而是在那么多“会看时机”的律师选择沉默的时候，他受良心的驱使站了出来。
这个故事还告诉我们，当极权时代开始有了表面上可以讲理的平台，极权就会受到消解，因为在公开的平台，不可能永远讲假的。而当一个社会迈过了转型的坎，再回望当年的罪恶和苦难，痛心之余，还有一种荒谬感。
作者：何三畏,《南方人物周刊》主笔，资深评论员。他报道了“地沟油” 的“ 政治正确” 、富士康与“全国平均自杀率”、中国特色的爱情市场、让劳动者的痛苦有地方申告等文章，引起广泛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