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历史学家曾经说过，中国的历代王朝，只有定都北方，才能长治久安，因为北方清平而刚硬的文化，比起南方的富庶与阴柔，更容易控制一国的话语权。
看过《归来》，想起这一历史论断，不禁宛然。
从小说原著《陆犯焉识》到电影《归来》，这个充满南方气息的故事貌似也走过了这么一个定都北方的历程。抛开那些是是非非的有关张艺谋是否归来的争议喧嚣，看看一位北方的编剧——邹静之——如何改写了一位南方的小说家——严歌苓的作品，是一件饶有兴味的事情。
首先要说的，是邹静之对时间的取舍。这个被掐头去尾的南方故事原本的时间跨度很大，从1921年开始。那时，14岁的陆家大少爷陆焉识因为见不得女人落泪，在父亲去世后，作主把他年轻的“恩娘”（继母）留在陆家。这位善于用爱来编织枷锁的恩娘随后自作主张把她的侄女冯婉喻嫁给陆焉识。陆焉识从此开始了和婉喻之间漫长的情感拉锯，美丽的婉喻对这位博学公子始终如一地崇拜与敬爱，而陆焉识对这场包办婚姻则从抗拒到接受，乃至成为一名新中国的反革命犯人后，在西北大漠的监狱中才想明白，婉喻其实是他最心爱的女人。
这个从1921年开始的故事很难不让人想到新文化运动。而新文化运动的重镇是上海，新文化运动故事最多的在“新女性”这个概念的传播上。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中国文人逐渐失去了文化传统，而与新文化运动伴随的“新女性”运动则让中国的女性逐渐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家园。《陆犯焉识》虽然书名用了男主角的名字，但是女主角冯婉喻对于本书的意义并不亚于陆焉识。这两个人物都是对时代变迁毫不敏感、固执坚守内心传统的人物，而他们的“冥顽不灵”、自我解放也只有用跨世纪的时间长度才能展现。
但是让一个北方的编剧重视南方人绵长的情爱叙述显然绝非易事。邹静之在改编中果断删去了前半个世纪的卿卿我我，这个删除的效果是，把一个特定的知识分子和一个特定的女人经历漫长残酷时代洗礼的心灵史、自我解放史，变成了一个符号化的知识分子在经历过“文革”伤痛后“归来焉不识”的伤痕故事。看完《归来》，对《陆犯焉识》中男女主角的敬意完全化成了悲情的泪水。邹静之虽然努力想弱化意识形态指向，显示生活高于政治的价值观，但是在时间取舍中却不经意地透露了意识形态指向，欲说还休的过去反而让向时代要说法的北方价值扑面而来。
（《归来》剧照）
而在严歌苓的原著中，“文革”的时代虽然残酷，但是并没有让陆焉识深陷其中失去生命力，他自由的灵魂对于时代只有适应而从未屈从。所谓归来后的寻寻觅觅，在原著并没有，他本未失去，又何必去寻找？所以南方文人陆焉识不会去拿饭勺找那位方师傅，决不会，那样寻仇的情节大约只会出现在北方。
在时间取舍之外，时代场景的标识设定是另一个有趣的对照。
电影一开场就展现了陆焉识女儿丹丹跳芭蕾舞的场景，意图把时间带入那个特殊年代。奇怪的是，这个场景变更立刻带来了电影气质的北京腔，成功把一部南方情怀的小说改造成了北方情怀。为了适应这种北京腔，电影在角色、造型、美工、台词上都突出了北方气质。如果单看电影，你很难想象这个故事来源于一部充满南方文化意味的小说。
而丹丹一角在原著里其实是一位生物学家，她的高智商很能显示陆焉识的大知识分子基因，而且，丹丹作为科学家参与血吸虫病电影的拍摄，是原著中非常重要的情节，直接导致了陆焉识的思念家人和越狱。消灭血吸虫病是南方人记忆中很重要的事件，它代表的是在政治挂帅的非常年代里，科学成为知识分子唯一容身的避风港。
电影避开了科学家和血吸虫，反复展现丹丹跳《红色娘子军》的情景，只能说是一个类似《红高粱》里的高粱地的符号化选择。这个选择十分讨巧，是一种北方政治文艺符号的气息，易于表达时代气氛。但是如果细究起来，语言学大知识分子陆焉识和小知识分子冯婉喻，他们的女儿是芭蕾演员，这一家人的身份就很让人费解了，再加上丹丹“文革”后成了毛纺厂的女工，更加不知所云，完全对不上她应有的学历。
按照原著的时间线，丹丹应该是在“文革”前毕业的知识分子，电影的时间线显然是把丹丹归入了上山下乡的知青一代。这一设定让电影的“文革”控诉指向过于明确，而事实上，控诉“文革”绝不是《陆犯焉识》的主旨，“文革”甚至都不是它的时代场景重点。电影无意中偷换了时代场景，使得《归来》的精神内核概念化为一则反思“文革”的北方大制作4K小品。对于多产的南方作家严歌苓来说，这样迟来的反思矮化了她的创作高度，让知识分子的心灵史瞬间变成心灵鸡汤。
不幸的是，电影的话语权和政治、文化的话语权一样，都并不掌握在用生活做史的南方人手中。难道是中国的票房天下也要靠北方话语权来安定？那位史家无意中道出的，似乎不仅是王朝的秘密，也是电影票房与电影政治的秘密。
如果从《归来》再回溯到《一代宗师》，想一想那位南方导演王家卫与北方编剧邹静之合作的产物，造型是南方的细腻，镜头是南方的精致，而台词是北方的浩大，剧情是北方的概念化。南北杂糅产生的如此宏大的很不王家卫的电影，却被一干北方影评家推崇备至，我只能说，北方的电影话语权，确实是大大胜过南方的话语权的。
所幸，《归来》或多或少起到了对《陆犯焉识》的宣传作用，让人们重新再去发现这部2011年的作品，也算是一项功劳。如果观者因而发现陆焉识并不仅是一位怀揣记忆归来的过时文人，而是一位历尽六十年沧桑而精神依旧茁壮的南方大知识分子，那就是功德一件了。
作者：李多钰，资深媒体人，专栏作家，独立影评人。著有文化评论集《感谢丑闻》、《小资之死》，主编《中国电影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