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颐武
在幽黯的电影院中看张艺谋《归来》，有一些影院中不常见的老年观众散落在周围，我突然有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我好像回到了1979、1980年，那是我自己的青春时代，也是这样的“伤痕”故事在文学和电影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时刻。张艺谋的这个故事格外地和当年的“伤痕文学”时代的小说和电影相似。其实北岛有一篇小说的名字就叫《归来的陌生人》，其实格外准确地陈述了张艺谋的这部电影的主题，而那个北岛的故事也和这个故事有些相似。当时那些归来的故事就在我们的身边时时刻刻地发生着。现在我们已经和那时有了三十多年的距离。依稀记起张爱玲的有名的关于绸缎的说法：料子是好的，但在箱底压得久了，有点陈旧了。似乎这个故事可以用这个说法来形容。
当然这也是张艺谋在奥运开幕式的高峰之后经过了多次尝试和一个较长的停顿之后，回到了他的电影的起点处的“归来”之作，连女主角都回到了《红高粱》里的巩俐。这既是张艺谋回到自己的电影的最初的起点的作品，也是他回到了我们共同的走向改革开放的起点的作品。在当年，这样的伤痕的作品是一个时代的集体的记忆，也是当时我们通过对于历史的感伤的凭吊来面对未来的努力，但今天，它似乎变成了已经老去的张艺谋对于自己的来路的那些经验的回溯。这些经验对于张艺谋或严歌苓来说都非常熟悉，但对于中国今天的以80后和90后为中心的电影观众来说，是一些相当遥远的故事。
这是一个仍然有张艺谋惯用的推向极致的美学追求的作品。这个关于记忆与遗忘的故事有似乎让人难以置信的强烈的感觉。失忆的母亲，归来的父亲和盲目而又天真的女儿，都在承受着记忆和历史的痛苦，在痛苦的故事已经过去的时候，他们却依然难以从伤痛中走出来和得到康复。这是二十世纪中国人的无尽的苦难中的平凡的一章，在那个时候，大历史是如此地横亘在每个人的生活之中，以一种残酷的方式让他们付出了难以承受的代价。这是以伤痕的难以平复，美好的一切已经难以追寻为代价的。母亲的痛苦在于她忠贞于感情，由于记忆的过于刻骨铭心而不能不失去了记忆本身。父亲的痛苦在于他力图回到他已经离开生活，归来会让生活恢复常态，但这常态是永远不可恢复的。女儿的痛苦在于她由于正常的自我争取，却是以出卖父亲为代价的。这个故事的复杂性来源母亲对父亲的感情的坚持只剩下对于”陆焉识”的符号的坚持，但真实的陆焉识出现的时候，却无法和这个符号对应。陆焉识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来自古汉语的隐喻，“焉识”当然是一个疑问，“焉”在疑问句中是“哪里”“怎么”之意，这个故事的关键就是主体怎么认识他人，从何认识他人的创伤的陈述。这个熟悉的陌生人已经不可认识，是这个故事的核心。
母亲对于符号的执着，和对于“陆焉识”和方师傅的混淆和误认造成了绝对的痛苦。语言脱离了实在，符号脱离了现实。而那个以“恶”的面貌通过母亲的恐惧作为符号出现的方师傅，却也由于新一波的政治的变化而脱离了家庭，让父亲没有了复仇的机会和愿望，这是真切的悲哀。这里的大历史对于人的命运的捉弄让这些普通的生命变成了一段历史的牺牲。张艺谋其实是希望带着我们重回二十世纪的中国的苦难之中，他试图在这个新世纪里重述那个关于伤痕的老故事，也是让我们能够有机会和中国人在二十世纪所承担的历史的痛苦相遇，在这里凭吊历史，让隐在心中的历史的伤痛得到一个超越的机会。
其实这个故事的有趣之处在于，它更多地来自女儿丹丹的视角。这个女儿见证、争取、承受，但其实她正是和张艺谋等人是同一代人，他们的青春错失了许多，但在一个新时代找到了新的可能性。我突然想到这个新时代给了丹丹和张艺谋这样的人新的机会，让他们在新的历史中扮演新的角色，于是才会有《红高粱》和《英雄》，才会有奥运会的开幕式。故事的最后母亲没有康复，她和真实的陆焉识仍然到车站的大门前等待一个符号的陆焉识。当那扇大门关上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2013年的电影《中国合伙人》，在那里，一扇大门打开了，这是为成东青和他的两个同伴开启的大学之门。从那时开始展开了一个天翻地覆的中国故事。陆焉识夫妇停在那个关闭的大门前，但新的大门从此为中国人开启。于是我们走到了今天。
我突然觉得，经历了这么多的张艺谋老了，他愿意终于有机会回去看看那扇关闭的大门，去厘清他的记忆和过去。他已经历经沧桑。和黑泽明或安东尼奥尼一样，在老年时回到自己的记忆去讲述。但他所面对的今天的中国电影却是有《中国合伙人》和《小时代》的新格局。这其实也是历史的变迁带来的，我们终于有机会有了更为平常的人生，更为世俗也更为具体的生活。
张艺谋老了，他可以面对自己，时代却正在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