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淮海路上的一家电影院看的《归来》。人不少，当中不乏我这样的年纪的人，带着父母，和电影中的陆焉识夫妇，年纪相当。
看电影的过程中，不时听到身边老人的抽泣声。电影散场，灯光亮起，可以看到一位看上去五六十岁的男观众，坐在那里，安抚着在他怀里抽泣的女伴。看不到女伴的样子，猜不出对方的年纪，身后的一对年轻人笑说：“看来还在沉浸在悲伤中。”
（电影《归来》剧照）
之前看到不少批评，认为电影在“文革”的分量上太轻了，也有人担心，这样的处理，年轻观众看不懂。
不过从一个完整的故事的角度，我倒是觉得，关键的东西已经表达了，那就是政治运动对人性的摧残和扭曲。当看到女儿去举报父亲的时候，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年轻的声音：“神经病。”也许这位年轻的观众不了解“文革”，但是明白正常的人性应该是怎样的。
观众为男主人公归来，面对不再认识自己的妻子而感伤，一定会去或多或少地想这样的一个问题：是怎样的时代，才会造成这样的悲剧。观众们也会看到，一个热爱舞蹈，有天分的演员，却最终无法继续跳舞，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
看完电影，马上找到了严歌苓的小说《陆犯焉识》，花了一个通宵和一个上午看完。读完之后，理解了那些对电影的失望和批评。
虽然说，小说改编的电影，很多时候是会被原作迷们批评得体无全肤，但是这部电影，和这本小说，只剩下男主人公还叫陆焉识，当陆焉识归来的时候，妻子已经失忆的情节还算是有些关联。就好像小说中的主人公叫做冯婉喻，电影中的叫做冯婉瑜，喻和瑜，一个四声一个二声，于是就是完全两个人了。
那就聊聊小说。
陆焉识在劳改农场的生活状态，他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如果读过八十年代的那些伤痕文学，再加上关于夹边沟，还有干校牛棚的回忆文字，他的遭遇，并不算是特殊。冯婉瑜和她的子女们在上海的生活，她们的遭遇，矛盾和处境，在八十年代的时候，类似的文学作品就有很多。以至于在读这部小说的时候，我会觉得，所有里面的人物，都在我上海生活的日子里面，当我在弄堂里面玩耍的时候，曾经遭遇过。
但是这本小说，从头到尾都在讲述一个爱情故事，这个故事，没有声嘶力竭的感情释放，比电影要节制太多。
（电影《归来》剧照）
冯婉瑜去车站送别要被转移到西北的陆焉识，她看到了人群中的他，她在雨中淋湿自己，她站在路灯下，为了让他更容易看到自己。可是，当陆焉识终于归来的时候，他没有机会听她诉说当年的送别；陆焉识逃跑到上海，为了看一眼冯婉瑜，但是最终，他选择悄悄地站在她学校的大门外，跟踪她坐车，跟着她回家，跟踪她带着女儿和孙女外出，仅此而已。当他归来，也没有机会向她倾诉，他为了她才逃跑，因为她已经不认识他。
但是，这又如何。陆焉识看到了雨中的冯婉瑜，冯婉瑜知道陆焉识就在校门外等她，所以她特地带上了他最爱的小女儿，还有他们的第三代。他们之间的心意，尽管无法用语言，彼此却是明白的，就好像他坐牢了，她为他剥蟹肉，蟹脚里面一点点肉都不舍得浪费，他隔着探视窗，抚摸她因为剥蟹肉而磨损的手指。
这是他们作为弱者对于时代的抗争，无声的，却又是顽强的。
有一个角色：韦大卫。在电影里面，这个名字的出现，是为了让失忆的婉瑜找到和过去的联系，一闪而过而已，但是在小说里面，却是改变陆焉识命运，给他带来灾难的人物。他充满激情，为了正义的目标不择手段，他不屑讲道理，凡事只看立场，凡是敌人反对的就是战友，凡是不认同自己的就是敌人。
正是因为陆焉识要先辩清楚道理，再谈立场的原则，让他在解放前后，都遭遇了牢狱之灾。当然，最终他被自己那些，有着同样思维逻辑的同志，用他对待陆焉识的方式所对待。在一个不讲道理，只分敌我立场，不谈论事情，只追究动机的时代，谁能享有真正的安全？
看完电影，沿着淮海路后面的小路走回酒店。走过一个弄堂口，从亮着灯光的窗口看进去，里面是专心致志打麻将的几个中年人。
忽然想起来，八十年代的时候，在家里面打麻将还是危险的事情，窗帘一定是挂上的，麻将桌上还会铺上毛毯，不敢让洗牌的声音给联防队员听到。聚众赌博是一项罪名。
时代改变了，进步了。可是时代不一定是向前的，不是吗？就好像陆焉识，他的生活曾经是安稳的、美好的、无忧的，但是最终他没有像他远走他乡的弟弟那样，人生可以安稳度过。
再说回电影，我会觉得，如果把电影当成独立创作，那就简单了，可以单纯地讨论电影本身。如果非要把两个陆焉识看成同一个人，那电影确实让我失望：倒不是“文革”反右的篇幅少了，没有了1949年前的日子，而是在陆焉识归来之后。
政治运动的后遗症，在陆焉识的下一代身上体现得如此具象，具体到了柴米油盐，不是电影中那样温情、单线条的叙述，好像原谅就可以抹走曾经发生的事情。
作者：闾丘露薇 凤凰卫视著名记者、主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