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看过《陆犯焉识》，因此可以摆脱“忠实与否”的争论，就电影谈“归来”。
有一种批评，认为《归来》回避了“文革”，因为电影只取了原著的后半部分，舍去了陆焉识在劳改农场的遭遇，也就是舍去了直接揭露“文革”践踏法律，草菅人命的那一部分罪恶。但把《归来》从头看到尾，我认为指责它回避“文革”是不公正的。从第一场戏剧冲突开始，《归来》就打上了“文革”的烙印：丹丹因为父亲潜逃而失去跳主角的机会，婉瑜被迫表态不见丈夫。种种戕害亲情荼毒心灵的荒唐剧，只有在“文革”时代才会上演。
与此相关的另一种批评是：一方失忆而另一方千万百计地唤醒对方记忆，这样的桥段可以放在任何时代背景之下，并进而把《归来》与《50次初恋》或者《恋恋笔记本》归为一类，这种批评也是不公正的。因为，婉瑜的失忆不是纯粹的脑功能失调，是其遭受不幸之后的应激反应。
婉瑜的失忆不影响日常生活，只是认不出陆焉识，在极端情况下还会把陆认作“方师傅”。这种极端情况共出现过三次。第一次，陆焉识回到家，正把毯子往床上铺的时候，婉瑜突然管他叫“方师傅”，还把他的行李全扔到了门外；第二次，陆焉识在钢琴上弹出婉瑜熟悉的旋律，婉瑜似有所动，正当两人几乎相认的时候，婉瑜突然翻脸不认人，给了陆焉识一巴掌，似乎把他当成了流氓；第三次，婉瑜在陆焉识的努力下重新接纳了女儿，一家人貌似终于可以团圆了，正当陆焉识拿起一张毯子往婉瑜身上盖的时候，婉瑜再次发作，大声喊：“方师傅，不能再这样了，陆焉识没有死！”
至此，婉瑜失忆的原因应该很清楚了。她是要忘记曾经的屈辱。
（电影《归来》剧照）
以失忆为手段忘记屈辱，这是婉瑜与命运抗争的药方。只此一点，《归来》便与《50次初恋》等拉开了距离，具备了揭示民族苦难描述共同经验等深刻作品的潜质。但可惜的是，张艺谋没能塑造出可信的人物，从而也就难以实现“一滴水里见大海”的目的。
首先，方师傅到底是什么人？这一点电影从没正面交待。旁人对此有两次解释，第一次是居委会主任的解释：方师傅当年是革委会成员，婉瑜为了焉识的事，经常与他打交道；第二次是丹丹的解释：方师傅曾经用一只饭勺打过妈妈。综合起来看，方师傅大概出身厨师，“文革”中借造反上位，并且凭借权力满足一己私欲。
其次，婉瑜到底遭遇了什么？电影中有个细节：自从陆焉识逃跑被抓之后，从此婉瑜再不锁门。那么，婉瑜是因为不锁门而被歹人占了便宜？还是在这之前就因为迫于种种压力而委身于方师傅？不同的遭遇，对应着不同程度的屈辱和内疚。还有，婉瑜的失忆和桥上那一摔是什么关系？她和方师傅之间的事，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当然自愿里面也含有迫不得已），是发生在一摔之前还是之后？如果是一摔之前就与方师傅有苛且之事，那么经历了亲眼看到陆焉识被捕的刺激，再加上头部受伤，婉瑜的失忆应该含有更多的自责自罪；如果桥上一摔只是使脑功能部分受损，她是在这之后遭到进一步侵害才失忆的，那么她不应该认不出陆焉识，因为她没有什么可愧对丈夫的。当然，如果剧情的设定，就是要让婉瑜这种生长于封建社会的大家闺秀把失身看得很重，必须要靠失忆来摆脱耻辱感，那么她更应该忘记方师傅才对。
假如《归来》对婉瑜失忆的原因有更清晰的交代，婉瑜这个人物就会显得更丰富、立体、可信。现在的婉瑜，是一个性格、心理、遭遇三不清的人物，是被张导牵引着直奔主题的木偶。
考虑到对女性角色心理的刻画从来不是张艺谋的重点，这个形象单薄的婉瑜我们就先认了吧。
再来看陆焉识。陆焉识这个人，他应该是不轻易服输的。这体现在他不顾一切地借劳改农场转场之机逃跑。这样一个不向命运低头的人，当他被平反、释放、归来之后，见到一个失忆的妻子，合乎性格逻辑的选择就是想尽办法打破僵局，努力唤醒婉瑜的记忆。对于这一点，目前的电影里已经有了充分的表现。
那么，他为什么要去找方师傅呢？
找方师傅，应该服从于唤醒婉瑜记忆这个大目标。在妻子三番五次把自己当成方师傅之后，陆焉识最合逻辑的举动，就是想办法把方师傅叫到婉瑜面前来，指着他的鼻子说：看清了，这个才是姓方的。我是你丈夫，陆焉识。
假如《归来》这样写，那么陆焉识在寻找方师傅的过程中，势必会逐渐厘清真相。也就是说，电影到底还是绕不开婉瑜与方师傅究竟在何时、何地发生了什么，这样一些问题。当陆焉识知道或接近真相之后，他可以有以下两种选择：
他可以放弃寻找方师傅，这也就意味着他放弃让妻子与自己相认，因为他不想揭开妻子的伤疤。为什么非要让妻子直面侵害者（或者自己的受害者身份）呢？真相并不重要，我是谁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生活还得继续。假如《归来》这样写，我觉得张导会离奥斯卡更近。
他也可以选择继续寻找方师傅。从剧情来看，方师傅这时候已经被专案组控制起来了，所以陆焉识要想找到方师傅本人，一定要通过组织。设想组织对此会有什么反应呢？多半会说：一来男女之事，查无实据；二来现如今拨乱反正百废待兴，你最好还是放下个人恩怨向前看。假如《归来》这样写，陆焉的命运也就和时代的荒唐有了更紧密的联系。
张导却让陆焉识拿着一只饭勺去找方师傅。
“饭勺寻仇”可以有，但我觉得应该对此加以铺垫。要么是在前面提到的第一种选择之后，即陆焉识已经彻底放弃了在妻子面前“归来”的可能性，这时，为了自己的心理平衡，为了让坏人得到最低限度的惩罚，陆焉识做出了最后一搏；要么是在第二种选择之后，陆焉识从组织那里得不到支持，无计可施之下，耐心等到方师傅被专案组放出来，才拎着饭勺前往方师傅家私刑复仇。假如《归来》这样写，陆焉识拿着饭勺刚一动身，我们就能感受到荒诞和绝望。
好吧，就算我们接受眼下这个安排，那么我觉得陆焉识跟方妻的对话也还可以再多几个层次，再隐而不发一些，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让方妻义正辞严声嘶力竭地喊出：“我们家老方是好人！你们凭什么关着他不让回家？”
方妻的这句话，实际上喊出了张艺谋想通过《归来》表达的历史观。张艺谋绝对没有回避“文革”，但他想告诉观众：“文革”是制度（或者发动者/野心家/阴谋家）的错。老方是好人，只是被放在了整人的位子上。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不要清算我们要失忆。
好吧，张艺谋可以秉持这种观念，问题在于：《归来》的故事承载不了这个观念。陆焉识来找方师傅算的账，并不是方在革委会任职期间欠下的路线账。组织上也许今天让你极左明天让你极右，可这欺男霸女的罪，跟路线有什么关系？
在这里，我想顺便提一下犯过类似错误的《唐山大地震》。《唐山大地震》一开篇，母亲在残酷的选择面前弃女保子，令一家人从此背上了心灵的重负。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故事设计，尽管它并不新，因为类似的情节我们已经在《苏菲的选择》里见过，但这种两难处境在唐山地震的背景下再次上演依然不减其撕心裂肺的功效。可惜的是，冯小刚也放弃了对人物心灵的进一步开掘。当母亲与之两情相悦的男人向母亲求婚的时候，母亲拒绝了，理由是：“我是唐山人。”当长大后的女儿非婚先孕，拒绝打胎时，理由也是：“我是唐山人。”如此直奔主题的台词，令母女俩原本有些悲壮的选择显得可笑。其实，电影想表达的意思我是能理解的。在母亲这边，因为当初放弃了女儿，所以一辈子内疚，觉得自己配不上幸福；在女儿那边，因为当初曾经饱尝被弃之苦，所以要不惜一切代价留住自己腹中的胎儿。这都是很深刻、深沉的动机，但为什么要扯到“唐山人”身上去呢？并不是所有的唐山人都陷入过你们家这种困境啊！
个人的苦难并不能与集体的苦难直接划等号。要想把两者连接在一起，达到一滴水里见大海的效果，必须要有一个可信的逻辑。假如张艺谋在拍“饭勺寻仇”这场戏时，让方妻的话不是那么直奔主题，而是让她和陆焉识多几个回合的交锋，或者甚至让围观的邻居们也掺和进来，七嘴八舌说几句，从而让陆焉识（其实是让观众）意识到：他面对是一个怨无头债无主的局面。坏人借着乱世犯下的罪，现如今因为种种原因，我们竟然无法对其清算。电影就会传达出更多的沉痛，而绝不会有被当成小清新小文艺的危险。
好吧，就算这场戏是现在这个样子的，那么也还可以做一个调整：把“饭勺寻仇”这场戏，提前到“几乎相认”那场戏之后，而不是放在全剧即将结束之前。理由呢？还是塑造人物。
按照通行的剧作理论：当故事进行到中点时，主人公要么出现性格上的重大转变，要么作出无法回头的重大选择。我在影院里看了一下表，“几乎相认”那场戏大约在电影开演后的65分钟，约等于电影的中点。
设想当两人热泪盈眶，马上就要拥吻在一起的时候，婉瑜突然脸色一变，厉声喊道：“方师傅，滚出去。”那么陆焉识合乎逻辑的举动就是去寻找方师傅。也就是说，即使“饭勺寻仇”这场戏没有铺垫，即使方妻的叫喊还是那么直奔主题，但只要它在故事的中点起到了让陆焉识死心的作用，接下来，陆焉识再给婉瑜读信，效果会更加感人。
因为，到了这时，陆焉识已经有了性格上的转变：从绝不向命运低头，到接受命运的大安排，自己相应地做出小调整。他也做出了重大选择，从此不再企图让婉瑜恢复记忆，而是安于扮演一个给婉瑜读信、陪她去车站接人的热心老头。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甘当备胎。
假如《归来》这样安排，同样是读信这个情节，观众会看到更多的隐忍、苦涩、扭曲、无奈。因为他们知道：这时的陆焉识已经主动放弃了清算，吞下了屈辱，承认了现状。陈道明出色的表演势必能传达出更多的人性光辉。
而眼下的安排是：在“几乎相认”之后，陆焉识又开始给婉瑜读信了。扮作邻居读信，实际是扮作钢琴师傅的延续，是一计不成又生一计。要知道，悲情和遗憾在“几乎相认”这场戏上已经达到了顶点。陆焉识接下来再次回到小计谋小花招的老路上，就只能削弱戏剧张力。根据我在影院的观察，观众在电影的前半部还是比较聚精会神的，到了后半部开始出现走神现象。有人离开座位，有人开始玩手机。至于我自己，虽然对前半部的故事有诸多疑问，但是到了“几乎相认”这场戏，也一样没能逃脱被张导催泪的命运。然而，戏演到读信的部分，我就再难有感动之情。快结尾的时候，陆焉识拿着饭勺去找方师傅，我对他的自甘堕落很难同情。至于剧终，陆焉识举着牌子陪婉瑜接人，我只觉得场面滑稽，陆焉识是在自己拿自己当猴耍。
总体来说，《归来》是野心之作。它没有回避苦难，因为没有苦难，就没有苦难之后的归来。它试图探讨的，是人在面对历史和苦难时应该采取什么态度这样一个又宏大又高深的问题。问题是：多么宏大高深的目标也得通过具体的人物来实现。如果陆焉识不能令人信服地归来，我们怎么能企望整个民族跟在陆焉识身后归来？
作者：王芫，小说家、专栏作家。60年代生于北京，198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北京作家协会签约作家。小说代表作品有中短篇小说集《口红》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