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代沫吸毒、文章劈腿到黄海波买春，八卦的内容虽有不同，但八卦的新闻总是最吸引眼球。警方通报黄海波的丑闻，或许为了教化公众，但文章出轨照片的曝出，却离不开须臾不离明星的狗仔队。
热播美剧《新闻编辑室》第一季的末尾，麦肯兹和尼娜两位中年女性并肩走在街上。麦肯兹是一位优秀的晚间新闻节目制片人，尼娜是一位八卦小报的专栏作家。尼娜问麦肯兹：“当你是小姑娘的时候，梦想长大以后要做什么？”
麦肯兹毫不犹豫地回答：“就是做我现在做的事情。”
“我那时也梦想做你现在所做的事情，作为一个小女孩从来没有梦想自己长大后成为八卦作家”，尼娜回应。
《新闻编辑室》无疑是近年来影视剧中将“新闻理想”这个词诠释得最淋漓尽致的美剧。一群电视编辑室里的精英新闻工作者们，试图挣脱收视率的束缚，摒弃谣言、八卦和窥探，再次跟公众讲文明、讲对严肃新闻的敬意。他们甚至试图探讨政府的根本价值以及人性。然而现实总是不出意料地让人唏嘘。
（资料图：《新闻编辑室》剧照）
近来，当明星文章的婚外情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这一八卦新闻的制作者卓伟的名字也频繁出现在各类媒体之上。这位国产八卦制作者专职跟踪和偷拍明星私生活，曝光地下恋情、婚变和丑闻。如今，他被称为“中国内地第一狗仔”。
卓伟先生也乐于谈论自己的新闻理想：“当记者是我从小的梦想，”他在接受《人物》杂志的采访时说道。但是跟八卦专栏作家尼娜不同，卓伟认为自己至今没有背离当初的梦想，“我从不讳言自己是一个‘狗仔队’，但我也想告诉人们我同时还是一个有着新闻信念和尊严的记者”。
卓伟告诉人们的这句话，引来众声喧哗。
“狗仔队”的称呼源自意大利语“Paparazzi”，曾是意大利导演费里尼1960年的一部电影的名字，电影描述一个专门拍摄名人隐私的记者。这类记者起源于19世纪后期的美国，彼时大众媒体以燎原之势扩张，报纸发行量在40年间增长近十倍。激烈的竞争之下，大都市的日报用尽各种煽情手段吸引潜在的读者，主编们也使尽浑身解数在报纸上刊登富翁与名人的私生活，一批以跟踪、偷拍名人及翻查名人垃圾等活动为业的记者应运而生。Paparazzi传入香港之后，香港人形象地其改为“Puppy”，即“狗仔”，因为读音相近，也因为此类记者的追踪行为与狗相似。
1997年8月，戴安娜王妃的司机在巴黎试图摆脱狗仔队跟踪时发生车祸，致使戴安娜王妃及其男友多迪丧生。这让本就被指责背离近代报业传统和新闻责任的“狗仔队”更加臭名昭著，一度是“人皆曰可杀”。
所以当卓伟先生把“狗仔队”与“新闻信念和尊严”两个概念，以他的方式放到一起时，自然招来了四面的嘲讽。虽然人们说他为自己贴金、寻求精神慰藉，但卓伟走出了更远的一步，他不仅自圆其说，还敢于谈论更多他人不敢妄谈的问题。
比如新闻自由、知识产权、公众知情权，甚至于社会责任，都是卓伟先生对自己的职业追求侃侃而谈之时不断冒出来的词语。
卓伟自信满满地谈论“新闻自由就是没有我不能拍的，没有我不能写的，只要是真实的，没有我不能报的”。
他也乐于谈论“真实是新闻的第一标准”“舆论监督”“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应该让渡大众的知情权”这类专业主义的概念。
对于国内知识产权的保护，他也颇有微词。面对新华网评论《狗仔当道，新闻蒙羞》，他笑谈：“新华网对我们的新闻转载、侵权的次数也不少啊。”他甚至每制作一出八卦新闻，都会做一首诗。
卓伟先生谈得如此认真，以至于听的人一不留神也会被带入到他为“狗仔队”的职业所描绘的精神家园中去，甚至有站起来为他鼓掌的冲动。然而，当他更加坦诚地谈到“我最大的成就感来自于被关注”的时候，有人还是抑制住了这股冲动。毕竟，当一个人由于解释太多而呈现出矛盾，就省了别人戳破这份认真背后滑稽的麻烦了。
卓伟先生代表的狗仔队自有他的道理和存在的理由，但同样是“狗”，西方主流媒体认同的是做公众的“看家狗”（Watchdog），监督政府，而不是狗仔队一样的“拍拍垃圾”（Paparazzi），暴露别人的隐私。
就连靠八卦新闻发迹的黄色报业大王普利策，对记者责任和媒体作用也有一段经常被引用的论述：“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嘹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
正因如此，普利策才在晚年倾其所有，创办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设立普利策奖。看看每年颁发的十几个普利策奖项，尽管几乎都是揭露丑闻和黑暗的报道，但无一例外都指向官员的腐败、公权的滥用、犯罪和贫困问题上政府的不作为。
回到《新闻编辑室》，八卦作家尼娜也曾有同样的自我价值认同危机，她问自己“为什么我就不能称自己是新闻工作者呢？凭什么只有那些整天报道没有人关心的事情的少数精英才可以称自己是新闻工作者？”
这一问正中了痛恨八卦记者的新闻精英的下怀，《新闻编辑室》另一个制片人给她这样的答案：
“看看我们的编辑室，记者在报道社会动乱时被打伤，制片人为此感到自责而将自己关在门内痛哭。屏幕上这个怀揣理想的年轻记者，跨越半个地球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报道动乱中的埃及，而这个将他派到开罗去的助理制片人，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合眼，连续编辑、播出。那边还有一个20多岁女记者，正在调查威斯康星州的教育问题。另外一个女记者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以她的学识和姿色，足以在三英里以外的俱乐部挣到比现在多出20倍的收入，但是她却选择做财经新闻分析。这些人才配得上新闻工作者这个名称。”
也许这段回答恰到好处地回击了卓伟先生和他所宣扬的“新闻理想”。当一个八卦记者一边践行着自利主义，一边又要像康德那样为自己心中的道德准则感到无比骄傲时，那些在一地鸡毛的年代里仍然坚持投身于报道“没人感兴趣或性趣的事情”的新闻工作者们，逮着机会怎能不吐槽？
因此同样是“狗”，媒体和记者是做公众的“看家狗”（Watchdog），监督政府？还是像狗仔队一样“拍拍垃圾”（Paparazzi），暴露隐私？
市场有选择，读者心里也明白。
（注：邵成圆对此文亦有贡献）
作者：乔木，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