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没有电影上映的张艺谋，2014年5月的一场“归来”，在电影上映前的一周，又开始迎来舆论的暴风骤雨。仅仅在半个月之前，这部电影还被万众期待着“载誉归来”，“回归文艺片”、“重拾80年代情怀”。电影上映前舆论逆转，《电影世界》杂志5月刊的封面专题《张艺谋苍白·归来》以一组报道，将张艺谋称为“名为国师，实为顺民”。紧接着，连司马南都在看片后怒指“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政治片，开启‘新伤痕文学’”。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解读。
在某种意义上，张艺谋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是一个执着的电影手艺人，对于人生，对于世界，他从来没有什么质的变化，“如果这个时代庸俗，我就跟上这个庸俗。”
张艺谋：这个时代不需要教父
采访：黄佟佟
发自北京
一、
张艺谋的工作室在北影附近的一个院子里，很小，很难找，七拐八弯，又都是平房。就算找到了，你也不知道哪里是，因为连牌子也只有一本杂志大，字更细若游丝，若眼神不好，还真不知道这是大名鼎鼎张艺谋日常行事所在。
我进去的时候，《归来》的第一轮试片会刚刚结束，出来的人个个面目严肃，小声地嘀咕着，在身边走边带起冷冷的风，让人想起帝都文艺圈那特有的气场。黑漆漆的试片室里只摆了十张巨大的黑沙发，那威风凛凛的样子叫人不敢往上坐。大家各自谦让了一番，坐稳了之后，突然响起一种低悄而异样的耳语，导演来了……导演来了……
伴随着这耳语，人群突然分开了一道缝隙，黑衣黑裤黑CAP帽的张艺谋走了进来，除了那张标志性的刀削斧砍的秦人的脸你分外熟悉之外，真实的张艺谋还真让人有点惊诧，他看上去根本不像一个64岁的人，从穿着来看，更靠近一个滑板少年，脚蹬一双黑色古奇白底平板鞋，一条宽松到有点哈伦的黑色裤子，一件短短荡荡的套头黑色T恤，后来他告诉我这是他自己设计的，他嫌普拉达那款T恤拉链会鼓起来，于是干脆自己找料子让剧组的服装师给她私人订制了一件——这就是别人无法见到的张艺谋，一个家常的，极其注重细节的，爱漂亮的男人。
日本人有一句俗语，叫被时间忘记的人，指那些样子心态永远也不变化的人，他们总是能活很久，把自己活成一个传奇活成一个奇迹活成一个雕像，这样的人，日本很多，中国很少，很少里面张艺谋应该算一个，你怎么也不会想到眼前这个男人生于1950年，他身材样貌和三十年前拍《老井》时并无二致，“我是闲不住的人，”据说他保持状态的秘诀就是少吃多干，他长年只吃一顿，而且处在刱负荷劳动中，看片开会谈事讨论局面，特别是和前任搭挡张伟平分开之后，他一面要拍《归来》一面要同人谈剧本一面还要替自己的工作室找新东家一面还要面对无锡计生局雪片一般发来的罚款通碟以及全国媒体“寻找张艺谋”铺天盖地舆论围攻，可是任尔东南西北风，张艺谋也挺了过来，“放到一般人身上就会搞乱。我还好。还好。”他淡淡地说。
二、
还好，是因为比这更惊险的大风大浪，张艺谋见过不少。
他的成功几乎是一个比“头发丝”还要惊险的神话，出身反动家庭，苦巴巴从咸阳棉纺八厂里挣出来，卖血买相机，1978年终于成了电影学院的一名超龄学生，整个八十年代，他飞扬个性，勇猛精进，不但谈了一场和国际影后轰轰烈烈的婚外恋，也和八十年代那一批最热血的青年拍出了当时最具时代气质的电影，当时他的每一部电影都是人们议论的中心，张艺谋成为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国最引人的注目的电影导演，而且没有之一。
1994年的《活着》为他带来国际荣誉和知识分子的青眼，但随之也遭到被禁的命运，从此之后，他的人生似乎转了一个弯，他慢慢由知识分子的偶像变成了他们的靶子，从《一个也不能少》的小小非议，到《英雄》巨大票房后的严厉斥责，以至于到《山楂树之恋》和《三枪》为他带来的的巨大职业质疑问，而奥运总策划以及神秘的葫芦娃传闻则让张艺谋的形象更加复杂难辩，正邪难分。
“我的这个模样，我的这个样子，我在公众面前的形象，很容易把你供起来。其实，我还真不是的，我不是有意要做一个老顽童，而是我天生就有很多愿意尝试的心态。”对于自己忽左然右的思想取向，他显然没有太多纠结“我其实一直都没有变，我算是用影像讲故事的人，我导演的画面的素质和想法要高于我的文学想法，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作家型的导演。”事实上，就像他在自己的自传里说的，张艺谋对自己的定位很清晰，他有自知之明，而且他喜欢迅速将自己工具化，他也喜欢在手艺里找到的那份实实在在的快感，“我觉得我在视觉上还是有一定能力的，我在全世界导演中都不输给他们几位，我特别想拍大视觉的特棒的东西，大荧幕，4K，3D。”他一直的平稳的声音在最后抖然有了一点拔高，脸上眉飞色舞流光溢彩，在那一刻，你终于明白了那些追随在他身边的人对他的敬意，做为一个西北男人，他的执拧和骄傲。
三、
如果和张艺谋聊得够久，你可以看得到他身上的许多个不同侧面的张艺谋。
这其中有做为名人的张艺谋，对于媒体，他打得一套极精到的太极拳，他那滔滔不绝的口才具有强大的魅惑力，足以把一切人等隔离在安全线之外，当然还有做为西北人张艺谋时的那份血性和刚硬，新片《归来》开始就开诚布公，这部片子我们不谈票房，他把为什么不直面文革的问题用更平静却意义严厉地抛回给记者，那后面的意思是难道只有“把残酷和困难呈现出来就最牛么？”，当然他还有一个旧派男人的老实，提到巩俐的时候会不自然地沉默和回避，当然实在没办法了，他也会坦然承认她一直是他的缪斯，除此之外他还有平常男人的那种得意，比如他把他的潮归结于“我有个八零后的太太”，他甚至不回避自己的庸俗，“有很多人骂你庸俗。但我个人的选择是锻炼我自己，跟上这个时代，如果这个时代庸俗，我跟上这个庸俗，我磨炼它，看我能不能适应它，而后改变它，所以我一直会试水商业电影。这是我自己自觉的选择，不是别人想像的我是被强迫。”
“你一生能认识几个人？大部分人不会走近你。”他瞪了我一眼，眼中精光暴射。“人家说你是大师应该是怎么样怎么样，说你拍的这太小儿科了，什么垃圾啊。可是我就是喜欢尝试新的东西，我真的没有负担。” “时代变了”，在采访中，张艺谋起码说了五次这句话，但对于时代变了，他没有别的五零后导演那种痛心疾首，只是有一些些的惆伥，但看得出来有一种解脱，“时代变了，这个时代不需要教父。”他眼望空中，有一种真正自由主义者的洒脱，是的，教父，他是真的不想做，也没野心做，也不屑去做，“我身体也很好，我自己认为我可能拍的时间还很长。”他平静地说，那语气里丝毫没有中国现下成功人士想要再活五百年的豪气，而是一个精力过于旺盛的男人那手工匠人一般的痴心和狂热，“我们手艺人挣的都是辛苦钱，但是我是真的喜欢拍电影。”
一、关于《归来》
大家也许都低估了我的心态和承受力
时代周报：为什么叫《归来？》这个名字是谁定的。
张艺谋：来来回回，众说纷纭，最后我说还是算了，就直接一点。因为我自己也有一种很强烈的心态，也是希望以这种心态来看。
时代周报：张艺谋的归来？
张艺谋：对。某种碰撞的心态。
时代周报：您的《归来》是不是您的精神指向，还是指向在更为纯粹的精神？
张艺谋：对。我自己想回到那种纯粹的创作心态上，其他不多想了，受众，90后，历史，所有东西不多想了，潮流都不多想了，我们就回到自己的感受上。比如这个电影以内敛和克制的方法去讲述这段历史。不是从回避什么或者试探什么，而是我自己觉得，这个故事应该这么讲，这么讲可能是一个提升，是美学的一个提升。这种纯粹的东西并不是要证明给谁看，也不是要做姿态，只是说，这么想去做一个电影，不受干扰。很难！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我这边刚一开机，超生事件就出来了，然后无锡计生委跟我连发十几封函，三个地方发，广西、我的单位发，家里发，不知道谁把我的家里地址给他们了。三个地方发。很严厉，要我去报到，要我去说明情况，要我去陈述。他们越来越严厉，越来越急迫，有点像十二道金牌似的。接着就是铺天盖地的舆论，“寻找张艺谋”等等各种各样的舆论。
时代周报：当时是什么心理？
张艺谋：当时我印象很深的就是，陈道明屡屡提醒我，导演，你一弄就开会去，一弄就开会去。你不能这样。陈道明那时候很担心，巩俐也很担心，了解我的人都很担心。我知道我一定要把这部电影拍完，做稳了以后我再去无锡。所以，实际上那段时间对我来说很困难。我觉得放到一般人身上就会搞乱。我还好。还好，我觉得还好。
时代周报：听说你为了交罚款好像卖了一个房子是吗？
张艺谋：其实我自己也没有估计到，大家也许都低估了我的心态和承受力，我自己还是承受下来了。所以，我还是排除了所有的外在的东西，我静下心来，回到我需要的返璞归真的创作心态上，回到那种内敛、节制的方向上去，把握每一寸胶片，每一个画面。
时代周报：因为我们看过原著，我们都觉得，如果能够把劳改敞开了拍就特别牛，但是，现在用了结尾不到二十页的内容，我知道有很多不得已，但是大家看严歌苓的小说，前面三分之二都在讲这方面的问题，大家都报着很大的期望想去了解这段东西，看你张艺谋有本事把这段东西的质感拍出来，结果完全没有，这会不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失落？
张艺谋：我觉得不会。我们可以设想那样一个情景，中国没有审查制度，文革的所有内容都可以拍，过去历史都可以拍。那么拍到2014年的时候，还会那么拍吗？会不会大家都看腻了？所以我自己说，一方面当然是政治现状，是你必须做选择。大家其实能理解。第二，它也许是某种重生，某种再生，某种提升。因为我们看，苏联解体就是这样，当苏联遮遮掩掩的时候，它的那种肃反时代，斯大林的那种时代，它遮遮掩掩的，它拍了很多好的东西，彻底放开，可以大声地骂所有的人。迅速地，这种作品的生命力就没有了，外头也看多了。第一个看了，觉得勇敢、真猛，这是破冰之作，后头就没有人看了。年轻人就更不看了。所以实际上，如果苏联今天他们要拍他们那一段特殊的集权时代的时候，他一定要寻找新的方法。
时代周报：哪个角度。
张艺谋：对。这其实是一个艺术的进步。就是我们经常讲的战壕文学、战争文学第几代一样，它慢慢在进行蜕变。我觉得，它是艺术和观念的提升。再过30年、50年，可以自由拍文革的时候，那些年轻人一代他的观点一定不会是只是把它拍出来。
时代周报：只是把残酷拍出来？
张艺谋：对。只是把残酷和困难呈现出来？一定不是的。那个只是勇气的考量和机会的考量。更多的还是在艺术的层面上。这就回到中国我们所说的留白，我们所说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时代周报：其实我感觉你现在留了很多的白，不像你以前的作品全部是满的，是很浓烈的。
张艺谋：对。所以，其实是有意这样做。我不觉得是一个回避和妥协。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种寻找，就是在这一类题材，我如何把严歌苓那么丰厚的、前面那么厚的一个背景，我放在这里，一点一滴，对我自己来讲，就是那一箱信，就是那一箱信的质感。还有各种很小的细节。
二、关于八十年代：我一秒钟都不想浪费
时代周报：是回到八十年代的那种纯粹的创作状态么，我有一个朋友说，80年代是一个特别好的时代，又公平，又正义，又有很多的自由。
张艺谋：我不敢说有非常多的自由。但是，那个时候最大的好处是没有被金钱污染。还有全民的那种对知识和外部世界的那种渴求。第三就是全民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忧国忧民，操心的都是那种大事儿，《笑》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事儿，群众基础特别可爱。而现在这个没有了。
时代周报：为什么？
张艺谋：我觉得，是一个民族经历过大苦难之后的一种反思和自信，这个过程在中国身上迸发的很强烈。最典型的就是比如“四月新星画展”，我去看的时候，就一个小画、一个小照片，也就隔了那么五六层人，哎呀，人山人海，你今天什么艺术也不能火到这个样子啊，那时候多少老百姓啊，而且大家的那种心，那个眼神你就能看出来是多么热烈。那时候没有金钱的诱惑，不像今天。
时代周报：我记得那个时候您在拼命找书。
张艺谋：对。那时候文学非常丰厚。它是从寻根文学演变过来的一种多姿多彩东西，是一种力量，文学非常好。所以，实际上我认为是那一时期的文学养育和影响了第五代。
时代周报：您的80年代是不是您一生当中最灿烂、最辉煌、人性最张扬的时候？
张艺谋：应该是最投入、最纯粹的一个时代。我82年毕业，到89年、90年，拍红高粱这一段时期最纯粹，那个时候特别纯粹。什么都不想，哎呀，电影之至高无上，艺术至高无上，你可以去演一演《老井》，去一个村子里住两个个月，你可以让自己饿好几天，你可以为电影做任何事情，就是所谓的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很可爱！当时所有人都是这样子。
时代周报：但后来为什么会变？
张艺谋：时代变了，节奏变了，信息多了，多元化了。多元化之后接着是商品化。时代变了。
时代周报：你后不后悔前面十年跟张伟平合作？
张艺谋：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时代周报：会不会有人说，张艺谋这么大名气了，比如吴天明他会引导一代电影往前走，但是张艺谋有一句话叫做“孩子没有像父亲一样负起责任”，是不是第五代的导演他们其实没有把自己当成父亲的角色，而是各奔了东西？
张艺谋：时代不同了，现在很难再有人当教父了。
时代周报：大家都指望你当教父。
张艺谋：它没有条件了，我觉得不需要了。在计划经济时代是需要的。现在不需要了，现在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第二，你想当也当不了，因为没有那个位置。你说我自己自作多情我当个精神教父，但人家根本不认你，老早就不要你了，从开始就不要你了，你给谁当精神领袖？所以完全不能自封，所以时代变了，不是说谁要怎么样，它完全是一个新的时代。所以，80年代很可爱就在这里。
时代周报：你现在回忆起80年代，脑子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我们常常会有一幅图，“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很阳光，大家坐在大卡车上唱着歌往前奔。
张艺谋：我差不多跟你是一样的，但我不是想着甜蜜的生活，我想着的是热情的、激情的。因为我是末班车，我上大学的时候是全校年龄最大的一个，完全是偶然上了大学，所以那种搭上末班车的心情，那种侥幸、那个庆幸，很激情。就是一秒钟都不想浪费。
三关于电影：
把商业电影拍好不是件坏事
时代周报：吴天明导演去世以后，您发表了一通感言。很多人都缅怀西影厂时代的中国电影，您怎么看西影厂进京之后里面很多人的转变。你们西影厂的人，比如顾长卫等等，都跑到北京来了，然后各自成了行业的顶梁柱。你觉得西影厂就是一个大军营，对吗？
张艺谋：我觉得，在那个时代，在计划经济时代，十几个电影制片厂的厂长，他们手中握有的权利决定了电影那个时间的表现。所以，吴天明因为是厂长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否则，心有余力不足。这样之后，计划经济基本在电影这个行业上解体了，迅速地变化为市场经济。电影厂都萎缩了。所以，这时候所谓的进京是必然的。
时代周报：你们全部拍商业电影了？
张艺谋：也不是。各种各样的拍法都有。主要是那个历史使命完成了。那是一个时代，现在这个时代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如何在这个大的时代中，保持自己的水平，把握自己的能量，哎呀我觉得对每个人是非常大的考验。
时代周报：在人生的这种变化当中，其实你最看中的，比如你个人气质上的，什么东西是不能够放弃的。
张艺谋：首先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一直主张两条腿走路，我个人选择两条腿走路。当然会有很多人骂你庸俗。我个人选择。我选择的目的是锻炼我自己，跟上这个时代，如果这个时代庸俗，我跟上这个庸俗，我磨炼它，看我能不能适应它，而后改变它，所以我一直会试水商业电影。这是我自己自觉的选择，不是别人想像的我是被强迫。往后更需要两条腿走路。
时代周报：为什么？
张艺谋：我这么看中国电影。中国这么大的市场，我们没有商业电影的强大的创作力量，年轻导演。我们肯定这些东西、这些座位都是给好莱坞留的。到了2000后的观众，他们会培养起一批好莱坞的年轻观众。这个口味就只吃好莱坞，别的不再吃了。在台湾和香港就是例子。所以，我自己不是年轻导演，但我也愿意跟上，去学习拍商业电影，而且要拍好，真的跟你抗争。这个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未来年轻导演的创作群体一定要从票房的弄潮儿身上产生大师级的人，这是一定的。否则，这个市场就被好莱坞拿走了，这不用说。第二就是回到价值观上。其实这么多年，我的价值观并没有改变，我觉得外头只是把我妖魔化了。大家不了解我。当然还有一些客观原因，我也没办法解释，于是乎就被打造成这个样子。我其实没有变过。
时代周报：你的价值观是什么？
张艺谋：我自己当然是艺术观，就是大家所有谈到的东西我都是深有同感的，我当然是艺术观。我只是让大家有误解，只是因为我的作品没有拍好，有时候是在学习等等等等，也有自己迷失的地方。但我个人没有变过。
时代周报：是是不是被某些人绑架了。
张艺谋：也许。所以，无法去解释。我今天拍《归来》其实对我来说，根本就是过去的我拍了一个心仪的电影。不是我突然变了姿态，不是我突然浪子回头了。
时代周报：对，大家都觉得你浪子回头了。
张艺谋：如今你又叫《归来》，你什么意思？你走错路了？我觉得，那就不用解释。我个人一直是那样的，因为，我们是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我们是那个时代的烙印，我们基本上还是文化为大，艺术为大。我们听到别人这样夸奖我们的时候我们很舒服。我们听别人说我们没有文化，价值观缺失的时候，我们也很生气，也很烦恼。其实，我们也没办法解释。因为你做的事情在那儿放着。我只是觉得，我这一点其实没有变，我未来也不会变。但是，我还是觉得我拍商业电影，我把它拍好，如何利用我的资源和影响力，甚至跟好莱坞合作，我把它拍好，我学，我把它拍好，不是件坏事！大家如果还是，“你又堕落了，怎么回事，刚来了又堕落了”没关系，大家评论，我自己拍好，但是我觉得，拍一部《归来》，对我意味着对我自己是个检验。我说我这么多年没有变，我的心态，其实我也常常这样想，我看外部也这样评价，“你大概不会拍了吧。”“你大概不行了吧。”就那么说，确实有很多人最后就丧失能力了，信念一直有，但丧失能力了，就是有花生仁您没牙了。
时代周报：这个很刻薄。
张艺谋：对啊。
时代周报：我记得有一个标题叫做“张艺谋已死”。
张艺谋：对。而我自己知道我还有牙。所以，只是说拍这样一个，能不能有这样的归来的心态，让自己恢复到这种纯粹的心态，当然我们的世界变化太了，已经绝不是80年代了，你的年龄，你的所有事情，包括外部的干扰，但是你只有回到这个心态中才可以把个电影驾驭好，所以你选择了一条最难拍的路，就是那种删繁就简的内敛式的形式，你选择了最难做的形式，也最依赖于有归来这样的心态，才能拍好。我真的对我自己是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在里头。
四、关于巩俐：
你习惯她成为一个大女人么？
时代周报：《归来》，大家肯定会说到，巩俐也归来了。我很想知道，你们两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张艺谋：我们两当然是好朋友，非常了解的好朋友。
时代周报：或者说是亲人？
张艺谋：对。可以这样讲。我自己觉得，她真的已经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的时候。我看她的表演，因为《满城尽带黄金甲》是一个商业电影，所以基本上就是来了以后演完就完了，这次是真正的深入地去剖析和演绎一个人物，而这个人物又极其有难度，我很惊讶她在现场的那种正确。你真的是会觉得，我有印象就是，她演戏的时候，我监视器后面所有人都不说话，很多工作人员掉眼泪，很多工作人员就爱看她演戏，就特别准确。现在是她最灿烂的时候。
时代周报：她演《活着》的时候有什么感觉？《活着》的时候她也是演一个中国妇女。
张艺谋：我觉得，她最难得的现在是张弛有度。这个特别难！就是突然的情感的爆发力和那种稳定，这特别难！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物又有那样的感觉。因为这个人物在剧本上看起来，在后半场更像一个道具。因为病人嘛，很容易就道具了，大家就为她忙活，她就那一个样。但是她演出来，活生生演出来，你不觉得她是道具，你觉得她有很深的参与感，而且互动。我觉得这个挺难的！因为我们最大的讨论就在这里，所以前半段我们还好，后半段以后，她说，我演一个失忆病人，我真的就是一个活死人，我一直是道具，大家都在为我忙为我弄，我自己永远是一层不变地生活地我的世界中。她说，这个我们一定要避免她的道具化，但是她的世界，她生活在她的世界中，她的世界又是那么的坚固，所以我认为，陆焉识最后是必须进入她的世界。所以，最后一个画面那种感觉，我觉得，也许冯婉瑜未尝不是幸福的。因为我们是生活在自己的一个企盼中，那两个眼睛那种殷切的企盼，矢志不移的企盼。有企盼，可能就有幸福。我觉得是那种感觉。陆焉识从无奈而进入这种，尽管陆焉识的眼睛中没有真正地产生企盼，但是进入这个角色，就是冯婉瑜的世界让我想到很多。
时代周报：因为我看过严歌苓的原著。作为女性，我有一种稍稍的失落。因为我觉得，原文最打动我的是，冯婉喻原来很喜欢陆焉识，而陆焉识当时根本就不理她根本不爱她。我觉得，这种东西是一种女性的，就是一个女性她可以用一生来爱你，无论你做什么，然后一个男性用他很男性的方式回报了她。好像在这个电影里面没有表现这一点。
张艺谋：对。我们没有表现前史。因为我们觉得前史的方向，是人的一个自然流程。因为我注意过，高晓松从拘留所出来的时候，我看他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所有里面的人，不想情人，不想女朋友，只想老婆。这个印象很深，在里面的就说老婆好。
时代周报：我也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当你大难临头的时候，你就觉得只有家庭里的人才真正是最重要的人。
张艺谋：陆焉识这个人物在原著中是有很强烈的回归情感的人，前面可以说，对冯婉喻是不正眼、不当事儿的。最后突然发现，所有做的事情都是赎罪，都是对不起她，要重新赎回这些东西，在做一个歉疚的行为。我们没有前史，我开始给自己定了一个标准，绝对不用闪回，因为我要用闪回，我就要换演员，我很难想像两个成熟的演员去装嫩，我们索性丢掉这个命题。丢掉这个命题，我们最后就重塑这样一个命题，就是说，他重新进入她的生活。无论前面怎么样，我现在要做的是放弃我，所以我们曾经叫另一个人，就是放弃我，我是谁不要紧了，我进入你的世界。我只求陪伴，我都不再求我是谁。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转变，这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信息结构，一开始是无论如何要唤醒，我是陆焉识。他女儿也说，妈，他是谁？他不是。我是。他不是。不是。是。最后，女儿的一番话，她自己的思考，到最后的走向是，我是那个念信的，我看最后念信的也忘了。会忘。因为这是我们巩俐体验生活的结果。她说，有许多许多这样健忘的人。最后，她记住这张脸，张三、李四都忘了，但只是这张脸出现，他就安定。这张脸不在，她就(不安定)。你问她是不是谁谁谁，她不知道。最后就是这样。所以，我认为陆焉识最后把自己变成符号了，甚至把自己变成虚无了。
时代周报：这也是一种爱。
张艺谋：这需要很大的勇气！这真的是无私的爱。当这个爱，这个陪伴呈现出来的时候，也不必追究他过去做得对不对了。
时代周报：巩俐是你调教出来的，现在的她和以前的她，你觉得区别应该很大。
张艺谋：很大。
时代周报：有什么区别？以前她是怎样的，现在她是怎样的？成熟了？
张艺谋：除了成熟之外，以前我跟她合作，她根本不管剧本，基本不管，就凭直觉演。现在可不是，现在她从剧本开始跟我进行认真的讨论，哎呀你会觉得，真不一样，她在人物上有很多想法，包括这个电影里面举那个牌子就是她想出来的。
时代周报：你习惯她成为一个大女人吗？
张艺谋：这很正常。人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她讲很多东西你会觉得很成熟，她对生活阅历有自己的沉淀，还有看法。而且她的看法都非常准。
四、关于末来：
我不是个作家导演
时代周报：对。我注意到您说过编剧的问题很困扰您，你有没有考虑过跟80后、90后的编剧合作，还是说像现在这样子仍然是一大堆人讨论。
张艺谋：当然希望，只要他们能有我喜欢的东西。不见得难。是现在人太少，都被大家分流了，被公司签了。编剧、小说家，所有的这些，有可能转化成影视产品的这些生产力，都纷纷地被各大公司瓜分了，所以基本上就没人。我觉得是这样的，很难！不再像过去，不会用长时期一块儿来众志成城地打磨一个作品，别人无法奉陪你。编剧说，对不起，我就写两个稿子，两个稿子以后我底下有活了，而且我已经耽误人家，该交稿了。甚至一个枪手，一个年轻的孩子说，给你来润笔一下，给你写两个稿子，对不起，那不行，人家电视剧要开拍了，订金都已经付了。各种各样的原因。还有一些人根本就不能来，对不起，我已经签了什么公司，那个是排他的，那个已经买了我五年。就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时候我觉得常常是孤掌难鸣。我真有这个感觉。我跟我的文学策划周晓枫说的最多的话就是“哎呀，谁都不能靠，得靠自己啊。”
时代周报：怎么弄啊这个事情。
张艺谋：然后自己跑偏了就跑偏了。因为这就变成什么呢？其实我有时候觉得挺遗憾的，我算是用影像讲故事的人，我导演的画面的素质和想法要高于我的文学想法，所以现在每拍一部电影，我必须强迫自己参与大量的编剧意识，就是打磨剧本。我觉得对我是个浪费。我用两年，《归来》这个剧本两年半，你用两年半的编剧意识去打造它，只有65天，70天去释放我的导演素质，释放我的画面素质。用影像讲故事，我只工作70天，两年半，转换身份做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个浪费，一定是个浪费。我并不想当一个作家导演。如果有好剧本，我就用，不敢说两年半，两个月我打磨一一下，我就去拍了，哎呀，那是很幸福的事情。但没有啊！
时代周报：你对将来自己的期望是什么？是继续拍商业电影？其实大家很关心你将来的(电影)，你已经归来了。
张艺谋：我不敢说，可能下一部又跑了，当然继续拍下去。首先是两条腿走路。像《归来》这样的原著基础，像《归来》这样的心力交瘁的打磨到这个程度，又寻找到合适的表现方式，又把它比较纯粹地呈现出来。这种机会，很难得，我不敢说什么时候再能碰上一次，重演一次。所以，如果两条腿走路的情况下，我自己觉得三比一。
时代周报：就是三部商业片，一部文艺片？
张艺谋：可能三比一。二比一或者一比一那最好。其实我想多拍艺术片。艺术片需要的起点高，高过很多东西。所以它很难得。我有这样的能力但我没这样的材料。很难得！我没有这样的剧本。
时代周报：我就觉得你拍得很慢。
张艺谋：一个好剧本真的很少见到。很难！这个，你应该问周晓枫。她太了解，太有体会了！所以，不是我不想，一比一，甚至全拍艺术片，没问题啊！我不用担心我要给谁挣钱，一定不会啊！但是你没有货啊。没有让你心动的，没有那个质量，你怎么办？为什么说转而拍一些商业片？一个是商业片本身我自己愿意试水，愿意用两条腿走路。
时代周报：你拍商业片的目的是为了挣钱还是为了？
张艺谋：不是的，对我来说不是的，我过去没有挣到钱。这大家都不相信，我也不去解释。我没有挣到钱，在商业电影上，我至少没有挣大钱。实际上商业电影，人家公司分得是很清的，比如导演酬金，商业电影是多少，文艺电影是多少。分得很清，不是天地之别的东西。商业电影和文艺电影的导演酬金差不多就是张艺谋：1.5，或者张艺谋：2。都不会张艺谋：3。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那么我们现在这个机制和我们现在所有的情况，再加上过去我的情况，基本上后头你也分不到钱。你指着这个买房子买地，根本不行，我们是个手艺人，我觉得挣得就是个辛苦钱。
时代周报：你有没有希望，比如有些片子，你是梦想一定要拍的，就是想有生之年一定要把它弄出来的？
张艺谋：有很多啊。就像《归来》这一类的背景下的故事，都很吸引我。在很多年以前，我记得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说为什么想拍的。我说，笼统来讲，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是16岁到26岁，我的家庭，我的个人都受到了冲击，我的经历，那是我的成长期，它留下深深的烙印，我拍的不是关于文化大革命(本身)，而是关于这个时代下人的命运的故事。这一类题材是很吸引我的，我的父辈的电影，但是我要去拍。还是一样的，在我心中有深深的体会。当然，还有一种大商业电影。
时代周报：其实归根到底你还是自己喜欢拍商业电影？
张艺谋：我觉得我在视觉上还是有一定能力的，我在全世界导演中都不输给他们几位，我特别想拍大视觉的特棒的东西，大荧幕，4K，3D。
时代周报：立体的你会不会拍？
张艺谋：会拍。展示自己。真的，我也很想拍，但是那需要大资金大投入。我都是很愿意拍，包括他们讲科幻的东西。实际上，一个导演有很多梦想。我又不是一个作家型的导演，不是自编自导的导演。我是被动的要被别的东西刺激。
五、关于自己：
这个秘密隐藏了很多年
时代周报：大家都觉得你应该是那种事业型的男人。其实生活里，衣服你也会自己去挑，看到好看的表你也会喜欢。
张艺谋：对。是这样的。以前是秘密，现在不是秘密了，可能跟我太太有关，因为她是80后，再加上有三个孩子。其实你看，这个秘密隐藏了很多年。其实大家都走入了误区，以为我是神坛上坐在那儿的不食人间烟火的，但你看，哦，原来他有这么一套，他其实是一个家庭。
时代周报：你有很丰富的后花园。
张艺谋：他实际上是一个家庭，实际上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少。所以我不是一个打坐的人，我其实是挺接地气的。
时代周报：家庭生活给了你最大的营养。
张艺谋：我觉得是的。最早是因为我父亲，97年去世的时候我在他的床前，他最后有个遗愿，就是希望有一个男孩，我就答应了他。现在我记得我答应我父亲，我是说得很轻松的。我父亲说希望你有一个男孩，因为他认为我有出息，我们家弟兄三个，我是老大，还有两个弟弟，我有一个女儿末末，他说希望有一个男孩。我说没有问题。我这时候跟我父亲说的话是有老天爷作证的，不能食言的。我妈在，我说没问题，我保证能生一个。他说那你找谁生啊。我说，有的是，你放心。我就谈得很庸俗，我说，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也不缺钱，没问题，能找到。
时代周报：而且是单身。
张艺谋：对。后来我老爸觉得是可行的，他说，那你要生的是个女孩呢。我说再生啊。他说，那国家不允许啊，独生子女啊。我说我在外国生啊。我说完了，我爸就非常放心，他说我就可以瞑目了。因为我爸去世的时候他是很清醒的，因为他是肺的问题，他很清醒。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做这个事情，所以我立即就有了这样一个家庭。实际上，我自己觉得，对我们个人来说，没有那种大家想像的，不管你是富裕还是贫穷，都没有大家想像的那种超凡脱俗的艺术家的情怀，我们不是那样的，生活不是那样的。
时代周报：你们的生活状态是什么样的？是普通家庭还是说你是一个大哥哥型来和她沟通？
张艺谋：是普通家庭。
时代周报：孩子给你最大的快乐？你是严父吗？
张艺谋：因为我父亲是严父，所以我一直很惧怕他。你想，我都大学毕业了多少年了，给家里打电话，跟我父亲，我们两就没话。
时代周报：现在你不会这么对孩子吧？
张艺谋：对。但我又不太善于跟孩子交流。现在孩子还是跟他妈妈照顾。但是我从来不板脸。我父亲那时候很严厉，严父慈母，非常严厉，传统家庭，所以我见了他就害怕、紧张，直到长大了都是这样。现在我经常不让自己是这种情形。
时代周报：你怎么看待自己这个父亲的角色？
张艺谋：我觉得我不是个好父亲。所以，陈道明那句话说的是我的心里话，因为首先是这种东躲西藏的生活。
时代周报：你为什么要选择东躲西藏的生活？
张艺谋：我不想把孩子生在国外。这是我的心里话。
时代周报：大家都觉得你可以移民。
张艺谋：对，当然，那是易如反掌的事情。也可以去香港生。只是我不想这样做。当年没有其他想法，就是不想。我没有假装爱国，没有上升到那个高度。我就是不想那样，生了以后就必须东躲西藏。你看现在就出现这个问题。现在其实影响已经很大了。对小孩的影响，这些问题他都知道，同学都知道，所以那时候全国人民声讨我超生的时候，他们同学也会说，老师也有，所以孩子回来会问。
时代周报：会问你吗？
张艺谋：不是，问他妈妈。比如现在，你出去以后，老百姓拿手机冲上来跟你拍，小孩都紧张，不知道为什么，会问他妈妈。他妈妈经常会解释，或者我经常给孩子解释一些轻描淡写的东西，但这也没办法，所以我觉得，尽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