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像一个镜子，映照出那个华丽而浓烈的、劲歌遍地的八十年代。不管这种形象，有多少是事实，有多少属于想象，又有多少出于人们的选择性记忆。
张蔷和劲歌时代
文/韩松落
老歌手复出，成功的不多，张蔷是例外，她的新专辑《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凭借点击率和话题性，成为这一年最受瞩目的流行音乐专辑。这个例外发生在唱片业的苍茫时刻，更显奇诡。也许，她能在自己的巅峰期过去二十五六年后复出成功，是因为她从没有真正进入主流，没被过度消费过，那种消费，会令任何一个从艺者潲色，而她却保留了自己的颜色，而且是一种异色。
她的歌唱生涯，一直带着这种异色。1983年，她十六岁，还在上高一，参加海淀区举办青年歌手大赛，声音、台风、装扮，都引起轰动，却没能得奖，原因是“她唱的歌不适合当时的政治气候”。比赛结束，有人建议她去广州的茶座唱歌，多年后，张蔷说，那个建议给她的感觉是，只有广州能够接受她。
事实上，她得到的舞台，远远比这大。八十年代的宽容、大方、勇于尝试，远远超过想象。
她没能获奖，却得到机会，开始录制盒带。她甚至有选曲的自由，在母亲单位（她母亲是中国电影乐团交响乐队的小提琴手）资料室的盒带里，她选出自己喜欢的歌，交给和她合作的影像出版社，由他们找人填词译词、以及配器（编曲）。编曲的主要方针，是将那些歌曲改编为适合跳舞的劲歌范儿，例如张蔷最脍炙人口的《害羞的女孩》，本是一首民谣，沈雁和罗宾演唱的版本，都柔和而惆怅，经过重新编曲，成为劲歌，曲调和节奏都发生了变化。张蔷翻唱过的歌，不论原来属于邓丽君、凤飞飞、千百惠，还是齐秦、潘越云，多半都会向着这个方向演变。
这是张蔷走红的原因。八十年代，舞曲、劲歌是民间的主流，张蔷的声音，是天生电音，她的形象，也是标准的劲歌歌者的形象。
而这都显示着八十年代那种拥抱世界的决心，那种追赶延误年华的热情。要知道，就在内地的迪斯科风潮出现前不久，即便在美国，迪斯科还是亚文化，因其舞蹈动作的性意味，被视为低下层和边缘人群的心头好，迪斯科舞厅，也被当作藏污纳垢之所在。直到1978年，迪斯科才上了台面，那一年，成为“迪斯科在媒体眼中合法化的一年”。1979年，迪斯科进入格莱美音乐奖，“迪斯科”终于“从‘继子’变为‘太子’，美国的乐评人这样说。
仅仅几年后，迪斯科元素，却普遍地出现在刚刚开放的中国大陆，不论是它的节奏、编曲，还是歌词取向（纵情欢乐、享受青春），抑或与它有关的服饰（蝙蝠衫、紧身裤、金光闪闪的配饰、夸张的发型），还有舞厅格局（镜球、灯光、烟雾发生器），都成为风潮。
张蔷差点就要成为咱们的唐娜·萨默（美国的迪斯科女王）了，但她没能完成这个任务。尽管1985年的《时代周刊》，将她视为当时最重要的六位歌手，列在邓丽君之前，但她的歌唱生涯，始终像潜流、像野史，或者副册。
她从没上过电视节目，也极少得到纸媒报道，关于她的资讯太少了，以至于许多人以为她是外国人，因为人们只在她专辑封面上看过她的大头照，又有人以为她患有小儿麻痹症，以至于她的第三张专辑《青春多美妙》，特意在封底使用了一张她的全身泳装照，以正视听。2013年底，为新专辑做首发演出前后，她曾经担心过自己的舞台表现，因为她属于录音室歌手。
也正是如此，关于她遭遇封杀的传言就没断过，1986年，百名歌星在京参加《让世界充满爱》大合唱，张蔷没有出现，人们觉得，她依然没被接受，事实上，是因为邀请张蔷参加演出的人和她错过。张蔷在1987年离开内地，去澳洲留学，也被认为是封杀的结果，事实是，出国是当时的时尚，人们认为“有本事的人都出国”。多年后，她否决一切传言：“不然我怎么能出那么多专辑呢？”
但迪斯科音乐，毕竟也没能以这种高歌猛进的姿态进入下一个十年，即便在美国，也是如此。正如作家汤姆·沃尔夫说，迪斯科属于七十年代这种“唯我十年”，是自我表达和享乐主义的结晶，专栏作家艾伯特·戈尔曼认为，迪斯科文化不是主张爱别人，而是自恋，“是要全身心投入欢乐时光中”。这都不会是主流，不论何时何地。
她之所以复出成功，赢得九〇后喜爱，甚至成为gay icon（同志偶像），也正是因为所有这些复杂的因素，她的潜流姿态，迪斯科音乐的华丽沉溺，以及担任专辑制作的“新裤子” 带来的音乐趣味。也因为，她像一个镜像，映照出那个华丽而浓烈的、劲歌遍地的八十年代。不管这种形象，有多少是事实，有多少属于想象，又有多少出于人们的选择性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