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撰文/梅雪风
注：这是我为东家《大众电影》所做的一个访问。
这是一个被过分消费的名字。作为中国电影的代表人物，他被看作荣誉的顶峰，同时也被当作华语电影沉沦的明证。他既代表了先进生产力，也同时被定义为现在电影圈腐朽的既得利益阶层。他曾经被批判的东西现在成了他的荣光，而这又成了现在他人批判他堕落的有力武器。他的电影和个人，被各种阐释所包围，被各种评判涂抹，而他自己却似乎更愿意缄口不语，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他越发显得低调神秘。
当你坐在这个电影界的焦点人物面前时，你感受不到长期身处舆论战场的焦灼，更多的是一种暴风中心的平静。对于他这部《归来》，他并不愿意从“文革”的角度来谈，他并不想传递“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这样“会离史诗更远”。当我跟他说起他的电影很喜欢找一个视觉化的动作，然后不停地变奏重复时，他变得谈兴大增。相比于价值观的评述，他更喜欢这样实打实的角度，他手舞足蹈地向我讲述他怎么找到“等待”这一动作，怎样将这一意象贯穿始终。他特别提到片中巩俐把手慢慢伸向弹钢琴的陈道明，他如何在写实和写意之间精细协调，恰如其分地表现那种漫长，说到这里，你会突然觉得这是一个嗜艺如命的手艺人，他谈起这个镜头的速度与分寸感，就像一个木匠如爱人般抚摸他打造的得意物件。
当然，你并不能说他不关心影片的意蕴。但与陈凯歌（微博）的黄钟大吕苦大仇深的思想者形象大相径庭，他更愿意把细节播撒出去，然后看它在深耕细作的土地里会结出什么果实。如果陈凯歌等人是站在云端指点江山的话，那张艺谋就是行走在暴土扬尘的大路上，在土腥味中发现这个世界亘古不变的东西。他觉得纯粹的形式会自然形成内容，在《归来》中这个形式就是“等待”，“我把’等’做得不厌其烦地娓娓道来，形而下，不是形而上，就只把等的动作分解放大，分解放大，像《阳关三叠》一直唱下去，重复就是力量。最后陆焉识只要往’等’里头一融，主题就有了。它几乎开始像一个寓言了。”
他有一套相当稳定的价值体系，即使是恶评如潮的《三枪拍案惊奇》，他也有着独立的看法，他说他之前附和别人说这是一坨狗屎只是自嘲，实际上他觉得在惊悚和喜剧的融合上他干得不错，他遗憾我没有看过他剪的国际版，“是挺有意思的”。而对于《英雄》被意识形态这根大棒一下子打死，他则更加耿耿于怀，“很多原创性的视觉，直到今天老外都津津乐道”。他们“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而我们却认为是“臭大粪、垃圾”。
总体而言这是个相当谦逊的人。他总是在一段严肃的话后，及时自嘲或者为这句话降调。这对于他来说，就像是身体本能。他讲到自己这次全然内敛的路线转变，他立刻申明自己未必做得好，他还在学习拍电影。说到自己的风格，前面必须要加上“所谓”。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生存智慧。这个西安汉子过早体会到了生活的卑微而辛劳，父亲的“历史反革命”与“现行反革命”双重帽子，让他被隔绝在主流秩序之外，他在插队时为每家每户画上鲜艳而硕大的毛泽东像，在大家的赞赏声中，他感受到自己被接纳为体系中的一颗镙丝钉的幸福。在事隔多年后，回忆起那段日子，他说他体会到了“工具化”的重要，能够成为工具，也就是说自己被需要，也就暂时没有了被抛弃的恐惧。
但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自省和通透。联想到张艺谋早期看到剧组为他准备了专用导演椅时的勃然大怒，他对黑泽明在领奥斯卡终身成就奖时说的“我已经拍了60年电影，但我仍旧不知道该如何拍电影……我会一直学习下去”的喜爱，以及他总是很决绝地抛弃他所擅长的路线一次次在陌生领域冒险，我更倾向于后一种解释。
解释正确价值观，你就离史诗很远。
我自己倒不是想选一个真理的角度去讲，我自己感兴趣的只是这个故事的关系。你也不要承担太多的野心，好像说出一句话来，大家都认为是说得最对。你不能解释正确的价值观，你解释正确的价值观，你就离史诗很远。我觉得艺术在哪里？比如你拍一个关于纳粹的故事，这个价值观早就定了，纳粹是坏人，杀了很多人。那好，他拍一个纳粹二战后的遭遇，拍得很生动，最后价值观你有点逆反了，我怎么开始同情他了，一种真理的东西突然变得含糊和让你困惑，你觉得他们也有道理呀。这就是艺术。
我还在学习拍电影
他们（指影评人）都说我是泼颜色，所以这个一点都不能泼，一滴都不能漏。其实这个过程自己跟自己也经常斗争，因为你还是有很多诱惑。大家经常说你原来那套拍法特别好，很生动。你非不那么拍，很多人包括你自己就会说，何必呢，那样好看吗？
我自己还在学习拍电影，删繁就简、留白、克制、内敛这几个字特别好说，特别难做。你选择了这样一个方向，这个方向上你一定要做得很纯粹，而且形式会作用到内容上，当某种形式选中之后，这个形式作用回来对内容产生一些新的影响。
我的电影并不带有我自己的寄托
尽管我参与很多编剧工作，甚至最后按照我的意思都改得风马牛不相及了，但是我原则上不自编自导，我习惯或者喜欢去发现一个东西。它感动了我，我就去拍。就像进商店买东西，我根本不知道我要买什么，看中了就把它买了。我喜欢这种创作方向，所以每一部作品并不带有我自己的寄托，不带有我自己要想给自己立传的企图，基本上跟我的个人生活没有太直接的关系。
我在用画面讲故事上是不遗余力的
如果说电影导演是一个什么职业，他是用画面讲故事的人。所以实际上你刚才讲的动作是我很欣赏的看电影的角度。我不是专业学导演出身的，可能现在我们导演系的同学还认为我是半吊子，但是可能是因为天生的敏锐，或者是我的性格，我在用画面讲故事上是不遗余力的。看电影看电影，我觉得电影一定要看懂，一定要看得有味道，不要回来说了才懂。所以我从一开始的《红高粱》就是很典型的用画面讲故事。我跟凯歌拍的《黄土地》，我觉得特别有哲理，但我当时就在想我不能拍这种电影，所以才有了《红高粱》狂欢式的、载歌载舞式的拍法。《红高粱》不到一百分钟，跳了几段舞，唱了几首歌，跟现在的MV似的，代表了一种狂欢的生命状态。可能从那时候开始吧，它就慢慢变成了所谓的一种风格，我的电影差不多都不走特别深的、特别苦涩的东西，不管我讲故事讲得好不好，我都是非常直观的，而且我愿意从故事走。你看我没有拍过很奇怪的电影吧。
我身上有很多悲剧性的东西
我们其实都生活在同一时代中，所以在我身上常常有很多悲剧性的东西，也有很多难言之隐。我远不是大家过去所想的那样，有充分选择和有充分自由度，好像还得到各种各样的权力支持，其实都不是。
江志强在《英雄》大卖以后跟我说：导演今后你的日子不好过了。当时我很惊讶，《英雄》火得不得了，卖这么多钱呢。我觉得这根本是杞人忧天。我后来发现江老板说得太对了。我才发现其实就带来很多所谓难言之隐吧。
其实我觉得这么多年我没有变，我只是做一些很勉强的事情。从《英雄》开始的商业片大潮和现在中国电影市场的巨大改变，让我们以票房为王，我们被票房绑架了很多东西。不是说我现在浪子回头了，我压根没怎么变过。
只求能安安静静全力以赴地拍电影
这么说吧，其实任何一个导演都很渴望这样的工作，就是不要受太多干扰，有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希望能多拍一些这样的好电影。我也许不能拍好，我不知道，就像《茶馆》那句话说得一样，“有牙的时候没花生仁，有花生仁没牙了”（笑）。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从此就只拍这一类，我在艺术上还不是一个很安分的人。以后甭管是爆米花类型，还有苦大仇深类型，还是这种人文情怀类型，我以后只求安安静静全力以赴把它拍好就可以了，没有更多奢望。
我不立标签，不立碑，不打扮自己
我不立标签，不立碑，不打扮自己。我不代言，代言很累的。代言你会有自己的粉丝，你会有自己的阵地，你代言以后就比较好办一点，但我自己从来不做这个事。所以大家有时候把我骂得体无完肤，甚至都开始觉得你这个人的人格有问题，你掉在钱眼里头了，你怎么样怎么样，俗话讲把你这个人彻底看扁了。那你也没办法，人多嘴杂。
我每一部电影都不是胡玩儿着拍的
其实我很认真，认真是个性，认真是天性。甭管什么电影都很认真，没办法。
大家把《三枪》看成一个坏的代表，但是其实我不是那么看，我就是自嘲，大伙说这是一个狗屎，那就是狗屎？其实我觉得不是，《三枪》在惊悚和喜剧的风格中，我们还是认真地追求某种有趣的结合。尤其它的后半段，你没看我剪的国际版。我剪的国际版就没有了小沈阳他们那些搞的东西，是挺有意思的。在柏林电影节孙红雷坐我旁边，看完了我剪的国际版的，说导演这个很不错，之前他光听大家骂了，也就不想看了，看了以后不是那么回事，我说晚了（笑）。
包括《英雄》，大家就很武断地拿一个意识形态就彻底否定了。其实《英雄》很多原创性的视觉，直到今天老外都津津乐道。现在好莱坞来找我拍电影都是说《英雄》，你给我拍部这样的东西，都过去十几年了，人家还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笑）。我们就非常简单，非常武断，一个意识形态，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完了，臭大粪，垃圾。
我们中国人特别逗，否定就否定得特上纲上线
我们中国的评论其实是非常片面的，就是以非常简单的喜好来判断。而且我们中国人特别逗，否定就否定得特别上纲上线，否定得特别圆满，基本上你就没有份，就完了。你看我，我对年轻导演的作品，同代导演、上代导演的作品，都不那么否定。全盘否定也是“文革”流毒，而坚决和彻底的全盘否定，那更是“文革”流毒。所以也许一些人在批判“文革”的时候也在做着“文革”的事。
这种事情在我身上还挺多，我都很理解大家，大家的自由和权利。所以你看我从来不揭竿而起，跟谁对骂。他们说我抗击打能力强，也不是。谁都不爱听骂你的话，我只是看得开，我也只能是看得开，所以习惯了以后就习惯了。
作者：梅雪风 著名影评人，曾任《电影世界》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