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有什么理由为把别人做奴隶这件事来辩护？”——这是困惑亚里士多德的一个问题，尽管他认为拥有奴隶是对的，但困难在于，他想不出为什么这是对的。后来，亚氏得出了一个结论：人们的天性中有一种区别，有的人生来是“作工具”的，有的人生来是“用工具”的，奴隶跟主人尽管在体魄上一般无二，但却缺少理性的灵魂。
在今天看来，这个答案无疑是错误的，因为，有些人缺乏理性的灵魂而另一些人具有理性的灵魂并不为真。那么，亚里士多德的结论实际上起到了一种将现实合理化（rationalization）的作用，尽管他可能确实自以为是在探寻一种合理性。那么，什么是合理化？按照法国思想家埃德加·莫兰（EdgarMorin）的说法是：“合理化是一台辩护机，它丝丝入扣地为一切不能接受理性批判的信仰和思想进行辩护”（《反思欧洲》），例如，时下有一个“复杂中国”的说法，尽管其含有合理性的成分，但同时也不能免除把现实合理化的嫌疑。
不过，现代哲人们却可以说，理性的灵魂在有些人那里并不是缺少而是被蒙蔽了，这便蕴含了启蒙的逻辑——“勇敢地运用你的理性”。康德曾在讨论启蒙的专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启蒙是一个将我们从“不成熟状态”解放出来的过程；人们应该对自身的不成熟状态负责。这里的“不成熟”指的是一种意志的特定状态——即在需要运用理性的领域里，却接受了权威的引导——“不要想，只管服从命令”。康德还举了三个例子：当一本书代替了我们的知性，当一位牧师代替了我们的良心，当一位医生替我们规定了膳食，此时的我们就处于不成熟状态之中。
“启蒙”总是与“理性”难舍难分，那么，什么又是理性呢？我们可以从反向来把“理性”初步定义为“对自相矛盾或者说谬误的敏感以及不容忍”，这可以说是西方科学和文化进步的根本动力。虽然拒绝矛盾是人之常情，大概没有人明知两句话是前后矛盾的却都予以认可，除非是别有意图的明知故犯，不过，人们并不是总能仅依靠自身轻而易举地发现矛盾，而且常常需要借助于他者的竞争性的思辩和批判，所以，这就蕴含了“批判的自由”以及“思想市场”之需要的逻辑必然。
一个思维清晰的聪明人的典型特征就是——能够把应该联系的联系起来、应该区别的区别清楚，以一个简单的亚里士多德三段论为例：
有些A是B；所以，所有A都是B。
其中的谬误一望便知，不言自明，可是一旦A与B被代入具体的事物或词语，有时候谬误就不那么一目了然了，因为词语可能会制造刺激、撩拨情绪。时下正热闹的“抵制杜汶泽”事件中，正集中体现了这种最基本的逻辑谬误和情绪冲动。
杜汶泽在Facebook上针对不友好的留言说：“有时候，对于某些内地网民自以为是的言论，大家不用太在意，其实他们并没有多大的本事，只不过刚好够钱去了个网BAR而己”、“有本事阻止我来（内地）！”，尽管其语言隐含了一种高高在上的自负与傲慢，但却被一些网友甚至媒体说成了“杜汶泽骂了内地人民”、“内地网民自以为是，兜里的钱只够上个网”等，却也是不厚道的。“我必须在铁一般事实的利齿间淬炼我的每一个句子”，威廉·詹姆斯这句话或许对无意识地习惯于不成比例地夸大其词的网友和媒体人有一定的反讽和勉励价值。
不管是由于人云亦云的以讹传讹也好，还是出于明知故犯的趁乱起哄也罢，影视圈高层、明星以及广大网民在网上掀起了一场貌似声势浩大却并没有什么像样的理由的“抵制杜汶泽”运动，不排除存在这种可能——有的人是在“用工具”、有的人是在“作工具”，一种康德意义上的“不成熟状态”，显露无遗。
据说，杜汶泽主演的《放手爱》上映头两天，全国票房不超过100万元，但票房之惨淡究竟是否与这次抵制运动有相关性，若不做有效的数据分析和对比，其实并不好说清楚，影响一部影片的票房的因素的确是太多了。所谓的“网友的力量”究竟有多么强大，实在是一个值得推敲的问题。不过，靠观众吃饭的影视公司却已是杯弓蛇影、吓破了胆儿，惟恐关系撇清之不及，甚至不着调地用了“没有艺德的演员”这样的言辞，今次事件又不是发生在片场，那跟“艺德”有什么毛线关系啊。
（内地影视公司高层网上抵制杜汶泽表示：绝不用他）
不过，仅仅指出“抵制杜汶泽”这种集体不成熟状态中的言辞谬误和理由不充分（不能因一个人貌似装B地说了一些不无道理的话就掀起声势浩大的抵制人家参与的而且还不是独立的作品的运动吧？这种方式是不是与“装B”是同一个道理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傻B”<自我工具化的不成熟状态>？）是远远不够的，我们不能忽视这一事件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即如有微博所宣称的“不是言语之争，而是民族大义”。
当然，这里所谓的“民族大义”并不是什么真正的民族大义，实际上所指的是一种我们共同身处的游戏的结构，请允许我在此再引用一下法国组织社会学者米歇尔·克罗齐耶的观点——是游戏的结构而不是规则（包括逻辑）引导着人们的行为。
【二】
在我看来，“抵制杜汶泽”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孤立事件，而是港台与内地系列摩擦事态的一个延续（该事件本身就有台湾“反服贸”因素），是当下中国（包括两岸三地）正在陷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权力重组和认同危机的缩影，族群身份/认同问题在旧权威体系瓦解的废墟上抽芽滋衍，历史性的顶点时刻很可能远没有到来。
哈罗德·伊罗生在其著作《群氓之族——群体认同与政治变迁》中不无悲凉地说：“科学进步了，知识增长了，自然受到了控制，但是，理性并未胜利，部落主义（tribalism）并未消失。”显然，香港人把大陆人称为“强国人”，既透着一股对大陆人的“非我族类”的嘲讽，又表露着一种“小岛寡民”之政治和文化的部落主义心态。这恐怕是内地不少网友之所以忽视或无视杜汶泽的“某些内地网民”说法中的“某些”而睚眦于“内地网民”的结构性因素的一个方面。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结构性因素的另一个方面，那就是内地人心态中大国经济沙文主义倾向的抬头。我们可以看到，的确有不少人为“中国GDP世界第二”而沾沾自喜、夜郎自大，从头发梢到脚趾甲都散发着暴发户的闪闪“金光”，同时还在不断发明着把不公正的现实“合理化”地解释。我们很难说“抵制杜汶泽”运动中不存在这种毫无美感的气氛。
不管是港台的部落主义，还是内地的沙文主义，都隐含着一种“致命的自负”或者说“虚妄的优越感”，当下的一系列摩擦可以说正是这两种情绪的对冲。因为，彼此的力量正在发生历史性的此消彼长，两岸三地居民的心态也在出现微妙变化，过去出于自负的包容在一种基于地域、语言或政经等多种歧异性因素的冲连纠缠中变成了现在出于自负的不包容——你的“大陆”、我的“香港”（抑或“你的‘香港’，我的‘大陆’”），唇枪舌剑、你攻我伐。当然，这种极端主义的情绪倾向的氛围之所以甚嚣尘上，很大的原因来自两岸三地贫富悬殊地分化的趋势以及诸多社会问题的累积所制造的失望甚至绝望，当然，我们也无法排除其中可能存在的政治操纵因素。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这种“致命的自负”和“虚妄的优越感”背后，其实还隐含着一种不小比重恐惧成分。有学者认为，最近的一系列事件标志着香港、台湾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已经陷入焦虑而迷茫的严重迷失状态。相反，我倒是认为，港台青年恐怕陷入的不是“迷失”，而是恐惧，即基于一种对大陆试图以庞大的经济体量来影响、支配甚至同化（甚至是吞噬）港台政治和文化之心理预设而产生的恐惧，所谓的“去大陆化”可能正是出于这种恐惧感的反向运动。
当然，不管是港台的部落主义，还是内地的沙文主义，都只是一种弗洛姆所说的基于初级纽带（primaryties）的族群主义——只能使人通过自己所属的团体、群体甚或民族而不是以人类的身份去认识自己，进而“会对理性与关键性的能力都是一种妨害”，而无法生成“自由的、自主的、有创造力的个体”。这种基于初级纽带的族群意识可以给人带来安全感，但其并不牢靠，因为其却要靠制造孤立、对立和不安全感来维系。族群意识本身蕴含的这种辩证的力量可以建立一个国家，也可以撕裂一个国家。所以，弗洛姆希望看到“个体化的人”——“通过自发的行动、爱与工作，与所有的人进行主动的整合，使自己再度与世界合一，但不是依靠初级纽带，而是以独立自主的个人身份”。
那么，一方面，我们就离不了前文所提到的一个“勇敢地运用你的理性”把自己从“不成熟状态”中解放出来的过程——既不是唯恐落后的紧张，也不是终于“强大”后的傲慢，而是一种内在的“从容审慎、不易跟从”的态度；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一种把自身所处的文化生活“陌生化”的能力，这种能力让我们能够对自己的文化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而不是仅仅出于不安全感的简单依附，从而我们可以在不断质疑和再诠释的过程中实现“人-文化”的再整合、新认同。
我认为，惟有在这样的新框架中，我们才可能既能安顿好两岸三地中的文化歧异性，同时又能构建出一种新的归属感和相互尊重。这虽然是一个艰卓的挑战，但除了接受它，我们似乎别无选择，否则便只是在甘于一种生来“作工具”的奴隶命运，而任今日之世局在无助无望的处境中日益沉沦，那样的话，我们难道不是既辜负自己的理性天赋又有愧于肩负的对子孙后代的责任？
作者：韩十洲，资深媒体人，独立评论人，致力于中国社会转型和公共传播研究。作有《中国从何处来》、《中国人的活法》和《中国怎么办》等长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