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正与琼瑶的“抄袭”口水战还没结束，编剧圈又曝出“代笔”潜规则，代笔之风已经呈蔓延之势，从“小作坊”到流程化写作，剧本生产已经越来越向出版业的溃烂模式靠拢——来看看中国编剧圈的暗黑史。原文载《时代周报》，虎嗅稍有编辑。
文 / 《时代周报》赵妍
编剧之间是否涉及抄袭，已成近日文化热点事件。4月15日，76岁的琼瑶因不满于正新戏《宫锁连城》抄袭其旧作《梅花烙》，怒发公开信给广电总局，要求停播《宫3》。琼瑶痛心疾首地表示自己“一气之下，已经病倒”。而于正方面，除了心平气和否认抄袭，更说明一切“只是巧合和误伤”。琼瑶后又接受某媒体采访，再谈于正抄袭事件，饱含深情地道出心声：“真的是很心痛！很心痛！很心痛！”4月22日下午，香港著名编剧李碧华通过上海华严文化控诉编剧芦苇“罔顾电影《霸王别姬》团队合作的事实，就李碧华著作权所散布歪曲、失实言辞”，并在“不拥有《霸王别姬》电影剧本出版权的情况下发布拟出版《霸王别姬》电影剧本的消息”。
有意思的是，于正抄袭事件被曝后，编剧李亚玲和微博ID为“瞬间倾城的微博”的编剧又挺身“补刀”，回忆当初作为编剧界的小虾米是如何被于正要求代笔抄袭的。这揭开了抄袭事件的另一维度：在国产电视剧遍地开花的今天，到底还有多少为知名大编剧代笔的小编剧？中国当下编剧生物链又是如何：谁在最底层？如何被剥削？怎样往上爬？
中国民营影视公司出现至今已近二十年，催生了国内影视业大发展。在此之前，中国影视公司极少，电视剧生产量屈指可数，编剧大都由名作家如王朔之流担任。影视编剧专业科班出生的，出路往往是各级电视台—哪怕是中央戏剧学院的老师们，也未必指望能有活儿干。
2000年，中国影视业大发展，投资方开始意识到剧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剧集成败。一时间，剧本需求量增大，编剧门槛降低—只要有人引你入门，无论是文学爱好者还是网络写手，谁都可以成为编剧。
市场繁荣催生行业乱象。如今，没有人知道中国究竟有多少编剧。一个流传较广的数字是几十万。但几十万人里，真正能为人记住的名字寥寥可数—因为没有署名，大部分编剧仍在“枪手”之路上辛苦跋涉。他们的名字从来不会在某一部电视剧的片头或者片尾出现，但正是这些人撑起了大部分影视剧剧本的写作工程。
外人看来，“枪手”定义相当模糊；但在行内，“枪手”明确分为三种：第一种是代笔。只收稿酬，无其他诉求，真正意义上的“枪手”；第二种是参与讨论和执笔，完成后再由成熟编剧定二稿；第三种人负责贡献闪光点，具备基本文字功底。
最底层：与纠纷相伴的压抑枪手
过去几年里，一些知名编剧的个人工作室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编剧工作室通过招揽门徒，以“团队合作”方式谋取利益最大化。师傅和门徒之间，更多是一种老 板雇佣廉价劳动力的关系。对于没门路没关系的新人来说，先做“枪手”是敲开编剧这扇大门的唯一投名状，随后一切除了勤奋，就看运气：也许有出头日，也许永远没有。
2014年春，北京，25岁的春晓正四处求职。他在微博“编剧帮”上发布个人信息：
三年电视剧枪手经验，独立编剧署名《姑娘》，2013年山东院线上映。擅长古装和文艺清新以及喜剧。
春晓原先就在一家知名编剧工作室当“枪手”。干了两年多，写过三个电视剧。他不肯透露知名编剧的姓名，只说“在国内获过不少奖项”，且是他的老乡。
该知名编剧也是带他入行的老师。两年多前，大学刚毕业的春晓在北京某剧组做剧务人员，偶然之下认识了该老师，心生敬仰之心，在对方提出邀请他到自己的工作室工作时，春晓义无反顾地答应了。“在剧组工作，一年四季都可能非常辛苦。如果做编剧，工作量上好不少。”春晓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即便是最底层的“枪手”，尽管赶稿子的时候通宵达旦，但闲下来也可能一两个月无所事事。
促使春晓辞职的原因，是今年年初工作室下发的《×××工作室行为规范》， “我们工作室之前有三四个像我这样的枪手，今年人数忽然多了，所以就让我们签这份合同”。春晓觉得这是一份“不平等条约”。
早在这份“不平等条约”之前，春晓说，已有多次纠纷为辞职埋下伏笔—如提成没有发到约定的数额，如工资拖延，如作为枪手的他想要争一个署名权。
近四年前，春晓写过一个随笔《姑娘》，后来作为约稿发表在报纸上。几个月后，经人指点，春晓将其改编成剧本。2012年1月份，剧本《姑娘》拿到了国家广播电视电影局的审批文件，10月，在春晓家乡、山东栖霞开机。在此期间，春晓加入了知名老乡编剧的工作室。
“这部独立电影是我进入工作室之前就已经跟影视公司签约的，但我还是向工作室上缴了百分之六十的稿费，相当于我在工作室第一年的全部收入。纵然这样，因为署名的问题，还一度闹过纠纷。工作室跟影视公司为了署名的事情打起了官司，影视公司按照最开始的合同给了我独立署名，但是工作室不乐意。人对名利的欲望是很难控制的，为了获得有力证据，我被逼做了伪证。后来有人调停，官司才停了。”春晓回忆。
春晓向记者强调这只是他个人的经历。
并不是所有工作室都这样。有些工作室的待遇或许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年轻编剧缺少机会，有很多时候要忍受不公正待遇。或许有人会讲，你完全可以不忍受这种不公平啊。但是如果不忍受，你不知道如何把自己喜欢的文字维持下去，只能一边忍一边寻找机会。
春晓说，他认识的很多剧本枪手已经四十多岁了，仍然没有出头之日，过得很压抑。“有时候深夜打电话，他们会告诉我一定不要屈服，但是他们自己都已经屈服了。”
在中国影视圈，像春晓这样为知名大编剧代笔的小编剧比比皆是。有时候，大编剧写好剧本分集大纲，让代笔的小编剧写作分集剧本；有时候，大编剧什么也不写，无论大纲、分集大纲还是分集剧本，统统交给小编剧。唯一不变的是，这些代笔的小编剧从来没有版权，也没有署名权。
中层：成立工作室的幸运儿甘世佳
在位于上海乌鲁木齐北路靠近愚园路的咖啡馆里，甘世佳躲在角落里吃肯德基，桌上摆着两个手机、一包烟，以及随手一扔的食品包装袋和纸巾。灌了几口咖啡后，白色鸭舌帽仍然盖住了甘世佳的大半个脸。他说他刚在附近参加完活动，吃相因为着急而显得“狼吞虎咽”。
“我很愿意跟你聊聊编剧的工作和生活。”来之前时代周报记者用微信跟他联系，因为影视圈的朋友说，“上海地区三分之一的剧本出自甘世佳工作室”。他回应“这肯定是胡说，三分之一是不可能的。大概十分之一应该是有的”。
1982年出生的甘世佳，属于靠新概念大赛获奖出道的那一拨“少年成名者”。在他的“写作生涯”里，顶过各种各样的头衔：填词人、作家、各大名人传记的“捉刀人”……编剧是甘世佳近几年才开始干的行当。他参与编剧的第一部作品是《爱情公寓3》，也正因为这部作品以及多年积攒的小名气，甘世佳少走了大部分新编剧原本应该走的弯路。一年前，他成立了自己的编剧工作室。
虽然一直在做文字工作，但甘世佳进入编剧这行纯属偶然。2011年春夏，《爱情公寓》编剧汪远找甘世佳“求助”。“汪远是我中学同学，那时候他已经写了两 季了，跑来跟我说：我实在写不出来了，你一定要帮我写。我也找过其他人写，那些人太不靠谱了！我本来对剧本不感兴趣，实在拗不过就拿了一集分集大纲准备写 写看。”甘世佳写的第一集是《爱情公寓3》中曾小贤第一次遇到诺澜，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那一次，甘世佳总共写了7集，“编剧稿费非常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他首先跟汪远申明了一点：“我不是小朋友，稿费你随便看着办，但要把我的名字署上，我不做枪手。”
后来的《爱情公寓3》字幕显示，甘世佳的名字署在汪远之后。这一署名顺序后来成了甘世佳个人编剧生涯的爆发点。
“可能先是内部有人传，传着传着，各种不靠谱的事情就来了——说汪远一个字都没有写，全是我写的。我也懒得去纠正这种事，对我也没什么坏处。开始有各种各样的人找我写剧本，一开始是电视台的栏目剧，后来是各种各样的影视公司。”甘世佳说。
在过去的一年间，甘世佳的工作室总共有包括他在内的三个主要编剧，生产了10多个影视剧编剧项目。今年年景更好：到目前为止，同时运作的项目已达14个，超过了去年全年总数。
甘世佳称，由于工作室特殊的运作机制，能够确保14个处于不同阶段的项目同时运行。这一机制有些很炫的名字如“云编剧”、“三权分立”编剧制度等，不过本质上依然是团队合作。三个主要编剧各有特长，并主导剧本进程。此外，编剧们还配有编剧助理、行政、财务等等。在署名问题上，他们统一在片头署名“甘世佳工作室”，但在片尾部分，每一个人的名字都会被要求打上字幕。“很多制作公司觉得我们很奇怪，有些合作者跟我说，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做流程编剧。就像杂志出版有流程编辑一样，我们的流程编剧控制着各个成员的项目进度。” 甘世佳解释。
我是学经济学的，概念还是有的。这个行业最稀缺的资源是什么，就应该让这个资源拿在自己手里，并且效益最大化。这个行业存在的问题是，人才被发现后都浪费在无聊的事情上。我后来想明白了，所有琐事交给其他人。比如我写一个情节，在某个具体知识上卡住了，可能需要百度。剧情理顺了，可能需要一个笑点，就要到网上看100个、200个段子——但这些事情为什么要我做？
他的逻辑是，将各个环节分配给各个专业人才。这在一定程度上跟美剧的生产流水线类似。
甘世佳是幸运的。曾担任《东京审判》编剧的胡坤早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从没做过“枪手”的编剧很少，同样的，没有几个成名编剧愿意承认自己做过“枪手”。“枪手”已成中国编剧界默认的行业规则。
突出重围，加入“10万俱乐部”
2006年，做大学辅导员的孟婕从学校辞职到了北京，开始实现自己的编剧梦。她大方承认自己有过一段“没有署名”的经历。“没有什么好掩饰的。刚开始，新人的确需要向老师们学习，能有机会已经不错了。那时候，只要跟文字有关系的活儿我都干，而且在编剧工作室学到的东西，跟在学校学的很多都不一样。”孟婕认为自己的“幸运”在于遇到了一个好老师，这个不把一切都攥在手里的编剧老师，给了她脱颖而出的机会。
2009年，孟婕还是一个每月拿3000块固定工资的“枪手”。后来按自己想法写了几集情景剧，编剧老师的反馈是“不行，不符合要求”，但她坚持自己的想法，提出“即便不要稿酬，也希望能提交给导演和投资方看看”，老师同意了。“没想到，导演他们看了之后非常喜欢，也因此开始对我产生了信任，后来这部剧在剧本上做了大量修改，我也成了这项工作的主力。从那以后，我慢慢开始获得了机会。”孟婕说。
一旦从“枪手”行列中突围出来，编剧们的生活远远比一般人想象得要好。至少和普通文字工作者相比，编剧们的薪酬遥遥领先。
根据《三联生活周刊》早年披露，1992年，新人编剧的每集稿酬不到1000元；2000年之后可以拿到每集1万元。而在近期的采访中，一些影视圈内的编剧、制作人告诉我，一些“勇敢”的编剧已经将报酬叫到了80万一集—当然，这是虚价。目前，被国内某媒体排上编剧富豪榜第一位的知名编剧高满堂，报酬为“30万一集，人家还未必愿意接”。但至少，10万、15万一集的编剧早已大有人在。
入行十年的编剧陈波算过一笔账：即便是每集1万块，写十集收入10万——哪怕考虑与人合作，写一个20集的电视剧，也可收入10万，这往往需要不到半年时间。“相比在国贸上班的白领，收入还是不错的。”而陈波所举“每集一万块钱”的价格，在当下编剧界其实是非常便宜的入门价。
如果没有家长的帮助，一个普通的年轻编剧能否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北京买房子？她的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不考虑地段因素，我觉得年轻编剧有这个能力。”
孟婕希望记者为她目前的报价保密。2010年左右，她获得了独立署名的机会，写了《婆婆也是妈》的剧本，并因此成为国内现代家庭剧数得上名字的年轻编剧之一。去年，她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有了支付工资的合作编剧。“跟以前相比，收入有了很大变化。以前编剧界有个‘10万俱乐部’（每集编剧报酬为10万），短短几年，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接近这个目标。”
甘世佳直接说了他的报价。
每集五万块，这个价格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一些不靠谱的公司。五万块钱是个分水岭，能够出得起这个价格的公司往往比较正规，而在正规公司里，又会因为相比较跟我差不多的编剧都比我报价高，而觉得我们便宜。
他还发明了一个“毛利率”来形容不同编剧的收益。据他说，《爱情公寓》的毛利率可能高达90%。“这部电视剧最早的时候跟演员、剧组人员签了一个时效很长的合同，而且每个人的薪酬都非常低廉。后来汪远还搞过创新，说要团队合作，找了一帮实习生编剧……”
甘世佳的“毛利率”算法，同样可以运用到枪手春晓介绍的例子里：作为编剧工作室的一员，枪手编剧们的收入是每月2000元底薪，加上每部电视剧收益2%-5%的提成。知名编剧目前在市面上的报价是15万一集，一部电视做下来的收益往往超过300万。
突出重围的编剧们依然会遇到一些“不公平”。陈波介绍，“编剧的收入往往是按照大纲、分集大纲、分集剧本、尾款几个步骤拿的。一个知名的影视公司曾经委托我写一个剧本，我当时交了大纲，拿了10%的定金。等我把分集大纲交了，这家公司就找了个借口跟我说项目黄了。其实他们是根据我这个大纲，找了更便宜的人写。”
相对而言，工作室机制在面对这些情况时会更游刃有余些。
这些不靠谱的情况往往是因为大部分编剧是个体户，我们工作室有法务人员，遇到这种情况有专门的人处理，同时，因为有多个项目同时运作，所以也不会因为一个项目停了整个工作室就停下来。这种公司会上我们的黑名单，所以也会有所顾忌。
最后，来看看某编剧提供的编剧工作室合同内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