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网络电视剧《纸牌屋》在北美地区热播，在中国同样受到关注，其中也包括一些专业人士。当然，每个人都能从中看到自己要看的东西。如清华大学一位德育教授就撰文指出，《纸牌屋》反映了西方民主的弊端和缺陷。
这位教授显然相信文艺理论的模仿说，他从电视剧中得出结论：美式民主并不美，常常受资本操纵，是“有钱人的游戏”。那些政客及其集团都是为了谋取权力和地位，议会民主实际上受到一小撮富人的操纵。法案的出台并不取决于民意，而是出于各种利益，充满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两党之间的监督只是掩人耳目，他们既竞争又勾结，根本达不到互相制约和平衡。
说实话，我希望能从这篇文章中看到一点新东西，但是没有。一部虚构的电视剧最终不过是提供了一个证据，证明我们几十年前就对资本主义下的所有结论，如此容易而简单就得出真理，也不知道是资本主义一成不变，还是我们的头脑一成不变？
正如以赛亚·伯林所指出，那种将文艺混同于现实，将审美模式运用于社会政治领域的思维方法，导致了二十世纪的极权灾难。而通过文艺作品去判断一个社会，至少在方法上是有欠缺的。就像我们的许多外国文学批评论文，研究者永远是列举作家对现实的描写，然后得出千篇一律的结论，该作品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弊端云云。这种牧师式的文艺批评没有多大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文艺是对现实的模仿，这是古希腊人的艺术理论。但自从十九世纪起，文艺就不再是一面镜子，它的基本属性来自于浪漫主义思潮，即价值源于主观自身，文艺家们通过作品创造出一个意义世界，这实际上是一个主观感知的世界。所谓典型形象，不过是文艺家基于自身的价值观，对生活部分真实的选择，不是全部真实。在此之外，还有大片无法融入到艺术中的现实世界。所以，对于文艺作品的成败才往往有不同看法，同意文艺家观点的，作品就是真实；不同意文艺家观点的，作品就不真实。
文艺家并不具有诊断世界的特权，否则有多少个文艺家，就有多少不同的现实。因此，文艺作品的价值恰恰在主观，不在客观。通过作品，我们了解到的是文艺家的世界，而不是社会的全部面貌。就如在巴尔扎克眼里，十九世纪西方社会充满了金钱的罪恶，而在一个历史学家眼里，那个世纪恰恰是西方最繁荣和安定的时代。这表明，要想对一个社会做出客观评价，更可靠的方法还需要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综合考察。
进一步言，之所以说这篇文章没有提供新的东西，是因为作者批评的是西方的形式民主。用今天人们更熟悉的术语说，就是程序正义。形式民主当然不代表实质民主，但没有起码的形式，恐怕就根本谈不上任何民主的实质。需要指出的是，《纸牌屋》这部电视剧对西方民主的揭露是最新的，但并不是最深刻的。美国民主确有许多问题，可这个民主却允许批判它。就连德育教授也提到，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是它的忠实粉丝。这反而表明，美国总统并没有因为《纸牌屋》对美国政治的批判就禁止它，他也无权禁止。
这就是形式民主，它预设了民主的缺陷，允许人们有批判它的自由。在人类还没找到最完美的实质民主以前，西方民主是最不坏的制度选择，就因为它的形式民主。这应当是我们今天许多人的常识了。同是谈到这部电视剧，另一个专业人士、演员张国立的一番话倒是更有意义，针对目前国内影视不景气、无杰作的状况，他在政协会上坦诚发言，中国电影人能拍出《纸牌屋》这样的剧，但肯定不能通过层层审查。
也许这位教授对美国的批评都是事实，中国也不需要照搬美国的民主。但民主这个概念一定有一个最基本的共同点，否则就不需要使用这个词，并把它作为核心价值了。这个基本点就是批评和选择的自由。
这样的批评不是自由的批评，对自己也没有多大意义。
（美剧《纸牌屋》剧照）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景凯旋，南京大学教授,主要翻译作品有米兰昆德拉《生活在别处》、《玩笑》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