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听贾樟柯讲“罪恶的触发”

by 作业本 · 2014 年 03 月 22 日

贾樟柯是我喜爱的当代导演。看电影不多的我，“恰巧”看过他的大多数作品，并在10年前取材于《小武》里警察拴小偷于电线杆，和《站台》里警察查房的羞辱导致一对恋人分手，发表过一篇《贾樟柯论人权》；《三峡好人》中那个为可以一天挣50元乐滋滋地去做强拆帮凶的农民工，更是我在杂文中多次引用的细节。

鄢烈山：听贾樟柯讲“罪恶的触发”

天注定，让我3月上旬的台湾自由行，碰上了贾樟柯的2013年的新作《天注定》，3月6日在台北举行首映式。而且，很荣幸，施明德文化基金会主办的这个首映式及贾樟柯台北电影节开幕式，放映前的台北文化人餐叙，我获邀参加，与贾樟柯夫妇坐在一起。可惜的是，没有记者素质的我，只是坐在那里听，没有向贾导提出一个问题。本文所谓“听贾樟柯讲‘罪恶的触发’”，完全是映后“座谈会”上听来的，而且所谓映后“座谈”，就是银幕下方、舞台之上，一个影评家与贾导站着面向电影观众交谈，大家在座位上倾听。

《天注定》最早上映是2013年5月17日在戛纳电影节，不久又参加了去年的多伦多电影节、纽约电影节和台北金马影展。虽然已在欧美许多国家公映，并获多项大奖，广受赞誉，但在华人世界，3月6日台北这次放映是首次面对公众。

考虑到这部电影，虽然网上已可下载，毕竟没有在中国大陆公映，为了交流方便，这里不妨参照它官网上的文字先介绍一下剧情：

家住乌金山的胡大海（姜武饰）对村长和焦胜利利用煤矿大发不义之财愤愤不平，他几次三番要讨个说法，但都碰了一鼻子灰，甚至被对方暴揍一顿，大海心头的怒火被彻底点燃，于是大开杀戒。游走全国各地的周三儿（王宝强饰），在银行前劫夺到取款妇人一笔钱，赶在春节前回家，家中正给七十岁老母祝寿，他对一切都兴致索然，只向往着佩带手枪行走江湖的血腥岁月，又出发到缅甸去换快枪。在按摩院工作的邓小玉（赵涛饰）希望和情人（张嘉译饰）早点儿确立关系，送走情人后，她被对方的妻子教训了一番；未过多久，两个仗势欺人的客人对她图谋不轨，抗拒中她用水果刀刺死了那个肆意凌辱她的嫖客。打工仔小辉（罗蓝山饰）为逃避赔给工友生活费，来到东莞一家夜总会谋生，爱上了美丽的同乡、三陪女莲蓉（李梦饰），却见不得她为嫖客“服务”，回到流水线上，家庭内外讨钱，他绝望地从宿舍楼里飞身跃下……

与贾导对话的嘉宾，提出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天注定》为什么不能在中国大陆公映呢？

贾导（我不应该称“贾导”，贾樟柯同时是《天注定》的编剧。与张艺谋、冯小刚对编剧的介入方式和程度不同，他是独自一手操作，所以坦言自己曾是“文学青年”）说，主要原因是中国大陆电影没有分级制，电影界内外许多人呼吁建立电影分级制，一直没有进展。我相信他的说法是真诚的。（从网上得知，他还在与政府有关部门协商，争取在中国大陆公映此片；他最痛心的是，大陆尚未公映，网上已有高清版，他觉得很对不起电影投资人）。

我们知道，台湾的电影放映有分级制，《天注定》被定为辅导级，即：“未满十二岁之儿童不得观赏；十二岁以上未满十八岁之少年须由父母或师长注意辅导观赏”。电影中有不少血淋淋的镜头，确是“少儿不宜”。问题在于，管理机关不能把国民都当未成年人监护。

观影中我一直在琢磨这个电影的命名，对话嘉宾则与贾樟柯讨论了它的英文名称《A Touch of Sin》。《天注定》，并没有相应地译作“命运”或“宿命”之类。我不懂英语，但我相信“命运”或“宿命”观念是古希腊悲剧的母题，英语里一定有相应的词语来表达。

据说，贾之所以译它为A Touch of Sin，“如同他自己说的那样，《天注定》是一部‘当代中国的武侠片’，它是向导演胡金铨以及那些被武侠片视觉所滋养的张彻们的直接致敬。《天注定》的英文名‘A Touch of Sin’直接参考了胡金铨的《侠女》（Touch of Zen）的英文名字，后者是一部1970年的电影，入选了1975年的戛纳电影节。”（转引自“西河星汇影业”的一篇影评译文长微博）胡金铨的《侠女》英语名称Touch of Zen，又转译为《一缕禅机》；相仿地，《天注定》的英语名称A Touch of Sin，又被转译为《一丝恶念》。我不认可这个东施效颦的《一丝恶念》，因为不切题。

胡大海连杀6人可不是一丝恶念；周三儿已是杀人不眨眼的劫匪，比遵令按册索命的无常还残忍。我的英语很烂，我觉得A Touch of Sin，可以直译为“罪恶的触发”：虽然从电影营销角度看这么直白地译不妥，但用它讨论电影内容应该比不切题的《一丝恶念》更好吧。

据“西河星汇影业”的另一篇影评译文长微博、法国著名导演和亚洲电影研究者奥利维耶·阿萨亚斯说，“《天注定》令人赞叹，影片让我大受触动。我也经常在街头遇到类似的突发暴力事件，更常见的是在台湾（电影中）。突然爆发毫无头绪根本没有时间让你去思考原因。”

罪行的爆发，对于街头路过的人，虽然是毫无头绪，然而，其实“爆发”者的行为逻辑和心路历程是有迹可寻的。小玉杀人与小辉自杀，固然都有充分的情绪积累和情节铺垫，胡大海的连杀6人，也是因为煤老板和村官欺人太甚。他当众为村民讨公道冒犯了焦老板和村官，他们指使人打得他头破血流，还要施舍性地到病床前“慰问”，还要一再羞辱地叫他“老高”（被当高尔夫球一样的击打头部），惹得他性起了。周三儿一出场就嗖嗖嗖开枪结果了三个试图拦路抢劫他的当地农村青年，而他毫无怜惜地打死那个取款到手的妇女，更是只有“我需要钱”的理由——他的行为逻辑留下了空白，需要观众根据生活经历与认知编织“周三儿前传”来填空。这只是编导的“留白”。

奥利维耶·阿萨亚斯接着说：“在《天注定》中，人们的日常生活陷入到无法控制的暴力行为里，现实中的他们行为好像借用了电影的形态。经典的电影成了当下暴力事件的原型，而在这样的处境中，真实动作好像是不存在的。”

贾樟柯在这次首映式后的答问中，也谈到了他的作品所受武侠小说与武侠电影的影响。在我看来，他说的并非电影的类型，他的《天注定》与纯属虚构的金庸古龙武侠小说和影片完全不同，他取材于真实的新闻事件（前三段原型分别为山西胡文海事件、重庆周克华事件、湖北邓玉娇事件；小辉跳楼的故事虽然没有人物原型，却也是多起富士康跳楼事件的艺术再现）。贾樟柯说的是电影的武侠（侠义与侠客）精神。

这种“武侠精神”在中国有广泛而深厚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基础。事实上，刺死乡干部的邓玉娇当时就被网民封为“侠女”；甚至上海闸北区公安分局杀警案中的杨佳，至今仍被一些人称为“大侠”。

奥利维耶·阿萨亚斯似乎说颠倒了，不是现实中的人们在模仿电影的型态，真实的动作在并不存在，而是相反，真实的生活事件更血腥。电影片中乌金山镇的胡大海只杀死了6个人，生活中乌金山镇的胡文海杀了14人；真实的“周三儿”（周克华）杀人更多了。

那么，贾樟柯与奥利维耶的说法有没有根据呢？有，大大的有。

有人说，那四个主角都是被生活逼到绝境了，才杀人或自杀的。这当然有一定道理。但事实上绝大多数中国人在相同的生活境遇中，选择的却是逆来顺受，苟且偷生，甚至助纣为虐。胡大海的同村人对于官商勾结鲸吞集体财产是隐忍，顺从地去迎接坐私人飞机回村的煤老板，村长的那个狗腿子甚至恶毒嘲笑被暴打的大海是“老高”。在权力与金钱的淫威面前，放弃尊严选择顺从的女性比选择宁死不从的“小玉”多得多。

所以说，他们是“义人”，侠义的义。甚至那个杀人不眨眼的“周三儿”，一出场干掉3个劫道的，就像李逵打死李鬼一样，也有“为民除害”的成分。小辉更是“纯洁”得超乎寻常：他非常需要钱，却因不能忍受看到自己爱上的女孩从事三陪，而离开了赚钱较多又轻松的夜总会而重归流水线。这就有一点西方武侠的骑士情怀。

说是“性格决定命运”，“天注定”也好，“罪恶的触发”也好，都是人物个体的秉赋性格与社会群体的文化性格一起在起作用。四个人物刚烈不屈的性格决定了他们的命运；而“罪恶的触发”是由于社会环境中罪恶因子的积累，就像雾霾的形成与土壤的重金属污染一样，非一日之功。

贾樟柯这部新片四段有三段演绎了这种罪恶累积的过程，虽然像短篇小说不如长篇小说展现得那么充分细致。更像电影类型片的是人们的行为模式表现。胡大海、周三儿不都似《水浒传》中的人物吗？

电影中插入了晋剧《野猪林》里林冲被逼上梁山的片断。我看，游民周三儿就像动辄“排头砍去”的李逵；胡大海则像“血溅鸳鸯楼”的武松（不仅杀了想害死他的张都监，张家的男仆使女也不由分说砍死）。胡大海从往“北京中纪委”写告状信到杀人，不就是“效仿”中国人长期以来始于盼望明君与清官，终于“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古老行为模式吗？

《天注定》落幕于小玉随众人观看晋剧《玉堂春》，审案的老爷喝问苏三“你可知罪？”自古以来，中国老百姓就是在戏剧里习得了是非观和行为模式。——今天的中国，并没有走出历史的梦魇和魔道。

我猜，贾樟柯说他的电影受武侠电影影响，也许是为了冲淡人们对他的电影纪录片一般地观照当下的印象，何况《天注定》与《小武》、《三峡好人》等不同，是直接取材轰动性新闻事件？

贾樟柯在答问时说，他希望自己的电影一两百年后仍然有人看。当然不是当作历史纪实看，而是当艺术片看。

艺术性的东西我不懂，电影院我的座位离他比较远，也听得不大清楚。除了武侠片影响等，大概说的还有动物出场的隐喻（《天注定》里有灵蛇、负重而倔强不屈的马、网名“小小鸟”、“寻水的鱼”等），色彩的渲染（电影的血色很重，脸上身上衣物上大块血迹、大块的西瓜瓤、堆积成山的西红柿，猩红一片，虽然比不上张艺谋式的夸张，也明显失真，贾樟柯笑称他其实不知道真实的杀人场面留下的血迹是什么样的）。

第50届台北金马奖给《天注定》的奖项是最佳原创配乐、最佳剪辑，都是艺术类。而第66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给的大奖是最佳编剧，我关注的也是剧情。虽然是4个互不关联的小故事，人物性格却绝不脸谱化。小辉是个难得的纯情少年，却也是因串岗聊天，害得工友分神而轧伤了手；老板承担了医药费，对他的惩罚是工钱记在伤者名下，顶其误工损失，他却因不愿替工友打工而逃跑了。胡大海的告状明显有对承包煤矿的同学焦胜利暴发的“羡慕嫉妒恨”；他在外面混得不得志，且染上了毒瘾，他给自己赋予正义的光环便可以杀人如割草，不仅顺手干掉了会计的老婆，也因看不惯狠抽自家驮马的人虐待牲畜而将他一枪毙命替马“泄愤”……

贾樟柯努力发掘人物的心灵世界。我印象最深的是，胡大海恨恨地说：“比万恶，我比你更万恶！”周三儿除夕不拜神不拜祖先而拈香拜鬼，祭奠死于其枪下的冤魂说：“要怪都怪老天爷，想不通问他吧”。三陪女莲蓉拜佛、放生，她说：“广东话叫我们这一行是‘捞偏门’的，要多行善积德消灾”。电影结束于小玉在心里自问知罪吗。

虽说这四个人物的新闻故事，我知道的比电影表现的更多更详细，但是作为艺术形象，他们却是耐人寻味的，相信比新闻报道更打动人更有生命力。

贾樟柯在映后答问时，讲到自己对转型中国的现实是“因为爱所以痛”。据@凤凰电影驻台记者报道，贾樟柯3月8日在台北与闻天祥对谈时称：“不用怀疑我们爱不爱国，爱国！爱的一塌糊涂！不爱不会拍这种电影、不会拍这种自找麻烦的东西。”有政协委员呼吁禁《水浒传》，他反问：“难道我们除了‘禁’就没有别的思维方法吗？”

我想，贾樟柯，其实不相信有什么是“天注定”不可改变的。

附录旧作:

这些天我常想起胡文海，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乌金山镇大峪口村的村民，已于2002年初被处决的那个杀人犯。有关他的情况载于去年初的《南风窗》杂志第208期。

他于2001年10月26日晚上，一连杀了村支书等数家14口。可是这个人大开杀戒之前家门上还挂着“社会治安模范户”的牌牌；他家每年有4—5万元的收入，在农村属小康。他何以堕入魔道如此穷凶极恶？在法庭审判的“最后陈述”时，他捧着自辩书朗读，仿佛劳模在作报告。他说：“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正直善良的人……村里的那些无权无势的善良的村民和我和睦相处，有时，我就成了他们利益的代言人。……历任村干部贪污受贿，欺压百姓，村里的小煤矿（村民冒着生命危险）等企业上交的400余万元被他们瓜分。４年来，我多次和村民向有关部门检举反映都石沉大海，公安、纪检、检察、省、市、区的官老爷们给足了我们冷眼与白眼……我们到哪里去说理呢？谁又为我们做主呢？……我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来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了……我知道我将死去，如果我的死能够引起官老爷们的注意，能够查办了那些贪官污吏，我将死而无憾，否则我将变成厉鬼也不放过他们……”他的话竟赢得旁听席上的热烈掌声。

这些天我常在想，是谁制造了胡文海这样毁己害人的悲剧，一个胡文海消灭了还有多少人可能做“胡文海”？

７月９日《中国青年报》“冰点”版报道了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博士，３年来追踪调查湖南衡阳县农民“减负代表”彭荣俊等人的情形。彭荣俊、屈刚、邓仔生等人要求执行中央与省里的减负文件，要求村务公开，一再上访，结果是被乡村干部殴打、示众、抄家，有的还被法院判了刑至今关在牢里。退伍军人彭俊荣这样的汉子如果在愤激中失去理智，不就是又一个“胡文海”吗？

７月１２日西安《华商报》刊载了一张令人心悸的新闻照片；一个７０多岁的老人在咸阳市下属兴平市政府大院被３名市府保安打得大小便失禁，躺在冰凉的水泥地上昏迷８小时无人管……假如这个老人有儿子孙子，他们在暴怒之中什么干不出来呢？

今年７月下半月号的《南风窗》的《调查》专栏，披露了湖北省咸宁市通山县大路乡塘下村的民选村委主任、５４岁的农妇余兰芳，为“村小学教学楼建成豆腐渣”、“村财务十几年未公开”等事由，几十次自费到乡、县、市、省反映无果后，多次进京上访，最终问题未解决，反被公安局逮回判处劳教一年半。她若是一个男人，会不会突然变成胡文海？

……

世上并无“天生杀人犯”。人是社会的动物，用马克思的话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什么样的社会因素造就了胡文海呢？

我并不欣赏胡文海。有位常讲“程序正义先于实质正义”的法学界朋友，有一天忽然很认真地对我说他赞成“个体复仇”，我嘲笑他读金庸小说走火入魔了。但是，我相信“胡文海”们是一定社会环境的产物。他们竭尽所能却未找到伸张正义的合法途径，“伤心”之下便“病狂”走了极端。

我在心底为之叹息生不逢时。

假如在数百年前，胡文海们是要被礼赞的草莽英雄。就像《水浒》中在张都监府滥杀了无辜还要在墙上留名的武松；就像《说唐》中的王世充，砍了仗势欺人的土豪恶霸水要的妻儿与家仆，还要豪气干云地题诗于壁。但那是野蛮的中世纪，复仇高于一切，人命贱如草。

假如在数十年前，胡文海们就像张学良的老爹张作霖，杀了仇人可以去投军，可以去落草（唐德刚著张学良“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中，张学良称其父不是为匪，而是干“保险”的，即“坐地分赃”收保护费），一旦功成名就无人问其出身。但那是乱世，强者为王，根本无法治可言。

假如胡文海们生活在若干年之后，中国已走上了依法治国的轨道，“执政为民”变成了不折不扣的现实，朗朗乾坤绝不容欺良压善之辈恣意妄为，胡文海们也不致有冤无处伸。

可是，胡文海们偏偏生活在当下这个社会“转型期”，他们该怎么办呢？至少，应当像河南省焦作市的女工、曾任数届全国人大代表的姚秀荣所说，“给（负屈衔冤的）老百姓一个哭的地方”吧？这样，才有真正的社会“稳定”，才有社会的发展。指望滥用权势“压倒一切”包括遭遇不公对待者的怨愤与反抗，则随时可能出现胡文海式同归于尽的反弹，没有谁是赢家。

可惜有些恃力者游釜巢幕而不知改弦易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