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为《美丽的契约》的剧照）
日前，宋丹丹对编剧的剧本发了几句“牢骚”， 竟引发了一场热议，各方各抒已见甚是热闹，还有人暴粗口，使得这场争论捎带上了一点火药味，这也算是一种“荒腔走板”吧？如须就一问题展开争论，就应当在一个最基本的摆事实、讲道理的层面上予以叙说，而非出现这类有辱人格的言辞。
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宋丹丹的言论是否有一定的道理？
从我所看到的各方意见，似乎编剧阵线上的同仁几近众口一词，一边倒地振臂支持编剧，倒是宋丹丹显得孤单了。但我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宋丹丹所言的那个剧本，我们有几人看过了？显然，我相信加入争论的人大多数是没读过的，而在一个事实未明的前提下就投入了“战斗”，这算正常吗？
互联网时代，有一个显著的现象值得警惕，这就是人们更习惯于只读关键词，习惯于匆匆地读一下信息，从中得到了些一知半解的“理会”之后，就开始抽象地发表议论。其实认真一想，你谈的那个问题，与眼下的所要争论的“事实”是一个问题吗？
而在此“现象”下，言说者之初衷，以及事实之原委，就被这种以偏慨全的“现象”给悄然地遮蔽了。由是，我们在很大的程度上不是跟一个具体问题发生“纠缠”，而是在谈另一个想当然的问题，这次发生的“宋丹丹之争”在我看来亦如是。
按说，丹丹的语言指涉的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剧本，而这个剧本除少数与此相关的参与者之外，一般人是难以见到。而丹丹本人就此剧本发表了她个人的看法，这应属正常。在一个多元并举的时代，任何人都有权利言说自己的看法。但丹丹的一番言辞却为她惹来众怒，这种现象以我之见有点反常。
但凡了解一点丹丹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典型的性情中人，率真、坦荡，甚至还有些永远长不大的天真。这缘于她成长在一个有教养的家庭环境里，家教让她身上留存了许多在这个时代难得一见的坦诚，她是有点直肠子且快人快语，这难道有什么不好吗？这个时代充斥了太多的谎言与虚伪，倒见证了丹丹直言不讳的可贵。
作为一名职业演员，宋丹丹在我眼中亦是出类拔萃的。记得在很早的时候，我就在电视上见到过她演的一个失足少女，予我印象至深。那时我还是一个工人，尚未进入文学领域。后来我到了北京，很偶然的机会，观看了一场由她主演的话剧《芭芭拉少校》（剧名大概如此），她演得出神入化，掷地有声，让人看后印象深刻；至此，因谈剧本的缘故我们有了认识。与丹丹聊剧本，我这才发现，她在性情上有时竟像一孩子，大大咧咧率真地委实可爱，可一旦聊起剧本来，她的许多奇思妙想会让你时常惊异。
丹丹的确是一个太聪明太有艺术天赋之人，我的印象是，你只须给予她一个规定情景，她会在瞬息间马上作出反应，接踵而至的便是她的滔滔言语，在表达间，她会形象而又维妙维肖地将那个言说中的人物，通过妙不可言的自创台词，泉水般地流畅表达出来，仿佛在那一瞬之间，她已然就是那个人物了。
在这里，我提及了一个词，一个事关剧本与剧情的专业词汇———“规定情景”，我之所以要说到规定情景，就在于我们不要忽略了宋丹丹所引发争议的那个微博之言背后的潜在情境：她所言的改戏，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改台词与人物关系在具体场景中的设置，而我相信，这一切改动，乃是基于由编剧在故事中所构置的规定情景之下的改动，也就是说，她显然没有大幅度的变动故事框架，而只是在具体而微的“规定情景”之下的做出她认真合情合理的改动。
接下来要追问的是，作为一个有经验的对自己又有要求的职业演员，是否有权利改戏呢？
在这里，我不得不说到我个人从影的一些所见所闻，以此作为一个例案，供大家参考。
比如拍摄电影《活着》，剧本的筹备时间长达一年多，而主创进入剧本讨论亦有多次，编剧进入时是带着录音机来的，同时还要记录下讨论的内容。我们主体一行聊剧本是这样一个过程：由张艺谋率先“发难”，提供各种不同的故事发展的可能性，最初仅限于形而上的探讨，一旦形而上的思想梳理清楚了，大家形成后，紧接而来的便是聊非常具体的情节与细节了，甚至包括台词的大意。也就是说，剧本在编剧进入书写前，故事、人物、环境、乃至大概的情节与细节已然先期完成了；在此过程中，《活着》的编剧用录音机全程录下，他的创作是将由张艺谋编剧的、大家集体讨论下的“成果”，经加工润色后具体落实在纸面上。如若一稿拿出来仍然不尽如人意，接着又会进入下一轮的讨论，有可能故事的走向以及人物的设置又会发生较大的变化。
即便如此，当《活着》进入现场后，在即将投入到实质性拍摄时，仍然出现了问题，因为演员直到最后才拿到剧本，而张艺谋本人又非常重视演员的意见。照他的说法，演员的看法至关重要，因为他们要具体地完成剧本中设定的角色，而我们这些人在设计剧本时，只注意了全盘的结构性的考量，不会一如演员那般，对自己要演的那个具体角色那么的深入了解。所以与演员谈剧本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他们常常会忽略故事结构，甚至其他人物，而只谈自己将要饰演的那个具体角色，甚至会提出许多我们在编织剧本时会忽略的一些问题，比如，他们常会提出：我这个人物为什么要这样做，理由呢？他的心理动机是什么？作为一个好演员，如果行为动机不明朗，或者说不合理，演员会演起来非常别扭，找不着感觉，因此也就不可能演好，所以演员对剧本提出的意见也常对我构成了巨大的启示意义。
当时葛优、巩俐对剧本提出了严厉的质疑，他们共同认为这个剧本中的许多设计根本不能成立，尤其是人物，显得太水，不知该怎么演。艺谋当时非常认真地听着，虽然也作出一些必要的辩解，但显然演员的意见他已吸纳。而我，由于刚刚涉足电影，对《活着》的剧本心里也犯着嘀咕，心想这剧本也太水了吧，这也能拍吗？但又怕自己是因为不懂电影而犯了无知的错误，所以也没敢说，经演员们的提示，我才了然，其实看法是一致的，如照着剧本拍，必“死”无疑———虽然，整个剧情、人物是大家一起讨论出来的，但一旦台词太水，不能让人物得以形象呈现，加上戏写得亦不结实，整个原来让我们激动的情境就全变了味道。
所以拍《活着》时，主创（包括演员）工作得非常辛苦。白天要拍戏，晚上一吃完晚饭，匆匆洗个澡，我就要通知大家奔向艺谋的房间去报到了，然后坐下来讨论第二天要拍的戏。
关于第二天的戏讨论得非常具体，从镜头怎么起幅、怎么落幅？人物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以及服装、道具）？接下来就是的那种情景之下的人物关系、人物心理又是怎样的？台词该怎么说才是准确而符合人物身份的？这种具体入微的讨论的确非常累人，以致常常出现的状况是，大部分人最终都抗不住睡着了，可艺谋仍然斗志昂扬地逮着没睡的人在滔滔不绝，而这个所谓剩下没睡的人，一般总是我与美术师曹久平。
第二天一大早，艺谋到达现场时，摄影们正在忙乎着架设摄影器材，艺谋就找个地儿，默默地坐下来，拿出昨天的讨论记录，一边看一边沉思，旁边坐着的是电影场记。当艺谋思考完了之后，便会逐字逐句地将镜头分类以及人物台词具体地说出来，场记详细记下。一俟完成，艺谋就找来演员，再一起讨论台词如何说才是最合适和准确的。
在这里，我还要专门提一下葛优。葛优对演戏的认真就不用多说了，他在表演上还有一个习惯，那就是台词一旦到手，他必须按照自己的语言习惯来改动，而他又自有一套自己熟悉且入心的语言表达方式，台词如他念着不顺，会直接影响到他对这个人物在表演上的把握，所以台词一旦最后变成了他所习惯的口中之物时，必然富有了他个性化的比较特别的语言节奏。
所以涉及到具体的演员表演，最后要落实的是台词，而台词又不仅仅像字面上我们所理解的那么简单，因为它需要非常的生活化（古装戏另说），而一旦进入生活化的台词氛围，便会出现因人而异的现象，因为个性化的表现必然会体现在语言的表达方式上，台词只有演员念得顺了，言语环境合理了，演员的表演才能进入仿真的生活状态。这也是为什么一般好演员，都会习惯于改动台词，让它变成自己的言说方式的道理所在。
葛优和巩俐还有一常规之举，一旦情景与人物关系不合理了，他们会立刻表示反对，并严重质疑，因为人物心理（通过台词反应出来）如若不对，演员就一时找不到方向，找不到方向，自然也就演不好，这时，就要与艺谋商量着再换一种设置方案，以此找到一个共识点。
即便是一个好剧本，这种改戏、改台词的现象，在艺谋那依然会出现，例如《有话好好说》，编剧经过一年多的调整，最后拿出来的剧本大家一致公认很好，姜文亦表示了高度赞赏，可进入实际拍摄时，还是要每天艺谋、姜文、保田一道商量着具体台词的调整与改动，甚至常常出现演员在现场的即兴发挥。
哪怕是我们自己写的剧本，比如《千里走单骑》，最后的定稿本是我和艺谋一道完成的，台词亦经反复推敲，到了现场后，选了当地的一个非职业演员来饰演其中一个重要角色，所有的台词就弃置一边了。那个非职业演员在演戏时，艺谋只是告诉他某场戏所需要的规定情景，以及大致的台词内容，演出时就由着他自己去“胡说”了，只要不出规定情景即可（这由艺谋来判断）。
我之所以要举以上之例，无非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即对于一个好演员来说，在现场改戏、改台词是一个常规动作，因为具体的角色要由他个人来承担，而且他在深度进入这一角度时，又比任何人都更知道该如何去把握这个人物，更好地让这个人物在台词表达上心理层次是准确的，这样她才能将角色刻画出来，不至于出现“荒腔走板”。我们又知道，当下的剧本的确存在太多的问题，首先是人物不立体不生动，也远谈不上准确到位，太多的水词、字话，不像生活中百姓寻常使用的市井语言，而演员的职业习惯（这是我在许多优秀演员身上发生的一大特点），常常会让他平时在生活中就特别注意每一个不同的人，在遇见具体事时特有的语言表达方式，以及生活常会出现的市井俚语，这种接地气的语言会有助于一个好演员更好的进入他的规定角色。
同时我们还须知晓，任何一个导演与演员是真的不愿意自己亲自动手来改剧本的，没人会傻到在不加钱的前提下还要费脑筋改剧本，拍戏就已然非常之累了，他何必呢？之所以如此，只存在一个前提，那就是这个剧本存在问题，不得不改，否则没法演，勉强演了也会辜负了观众和自己。现场改剧本，这与所谓戏霸无关，只与职业道德和认真程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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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据媒体报道，近日，宋丹丹接受某媒体专访，谈到演员片场改戏时说“拍戏不是拍剧本”，此言一出，引发编剧圈内一片争议。
曾在《美丽的契约》中与宋丹丹合作的编剧宋方金更是公开发文，质疑宋丹丹在该剧拍摄时即兴现编剧本的不尊重编剧行为，并得到了邹静之、汪海林、娟子、宁财神等编剧的支持。
舆论压力之下，宋丹丹昨日连发两条微博回应说：“演员遇到可以不改的剧本真是福气”。著名编剧张巍表示：演员擅自改剧本是行业常态，这一现象必须尽快扭转。
腾讯《大家》
作者：王斌 作家、评论家、编剧。编剧策划过电影：《活着》、《有话好好说》《我的父亲母亲》《千里走单骑》《英雄》《霍元甲》等，出版小说《遇》《味道》《六六年》及散文与长篇报告文学《活着-张艺谋》《思想的钟摆》《逆风的逍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