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好距今半个世纪前，也就是1964年发生在台湾的一场离奇空难，不只让当时光芒四射的陆运涛有如慧星般陨落，也从此根本地改写了台港两地的电影史。
（资料图：新加坡和香港著名电影制片人陆运涛）
比邵逸夫年轻八岁，片厂与明星制度经营观念同样先进，而且财力比邵逸夫更雄厚的陆运涛，与邵逸夫之间不只是影逢对手、甚至还曾经居于领先地位。同样地，邵逸夫乐善好施的义举，尽人皆知，但陆运涛（和他的父亲陆佑）捐款兴学和公益行善之风比邵逸夫还更早，而且同样慷慨。
陆运涛和邵逸夫的电影梦大不相同，而且人格特质也迥异，不像邵逸夫那么精打细算。正如《经济学人》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为邵逸夫工作的电影人有如放进榨汁机的橘子，橘子汁属于邵老板，剩下的、被榨干的部分才属于自己。我想，相较于邵逸夫，爱电影更甚于爱钱的陆运涛，应该会是电影人更乐意效劳的老板吧。
陆运涛是马来西亚华侨，也是星马地区最大的电影发行公司国泰（及香港电影制片公司电懋）的老板。其父陆佑是原籍广东鹤山的马来西亚富商，曾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1964年6月12日，陆运涛特地由马来西亚组团访台，准备参加6月19日由台湾首度轮值主办的亚洲影展（后来改称“亚太影展”）颁奖典礼。踏上台湾土地的那一刻，陆运涛曾感性地说：生平所愿是踏上中国土地，“这个愿望今天实现了。”在台期间，陆运涛等人获得蒋介石夫妇高规格的礼遇，以及陈诚的设宴款待。
颁奖典礼结束后的次日（6月20日），陆运涛夫妇与台港重要电影人从台北搭机前往台中，参观当时因台北故宫博物院尚未建成而暂存台中雾峰的故宫国宝，同一时间他也在台北圆山饭店备下寿宴，光是请柬就发出六百张，准备宴请并向台湾政府官员和影界人士辞行。参观故宫国宝之后，原订在台中搭乘下午5:35飞机返回台北参加寿宴的陆运涛夫妇，因飞机启航5分钟后即坠毁在台中神冈而罹难。令人欷嘘的是，当天不仅是陆运涛50大寿生日，也恰好是他的忌日。
这场空难的受难者包括14位重要的台港电影人，除了陆运涛夫妇，还有电懋公司的多位主管、港九自由影人总会主席胡晋康、台湾电影制片厂（台制）厂长龙芳，以及联邦电影公司董事长夏维堂等人。这场空难对台湾电影业的冲击之大，可以想见，不仅造成当年的金马奖停办，也引发诸多连锁反应。
如果没有这场空难，邵氏和国泰/电懋之间持续多年的交战，最后究竟鹿死谁手，犹未可知；更重要的是，港台电影的版图也可能会发生剧烈变化。
在当年6月26日陆运涛的追悼会上，原本预定同行参观故宫国宝但因临时有事而提前返港的邵逸夫沈痛地说：“我失去了对手, 今后无人竞争, 进步也很有限了。”这一番话充分流露出邵逸夫与陆运涛影逢对手、惺惺相惜之情。
（图注：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主办1959年亚洲影展现场，凭《玉女私情》获得影后的尤敏，春风满面，和陆运涛交谈甚欢。）
陆运涛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25岁即接手因父兄早逝所遗下的庞大事业，包括遍及星马的数十家戏院、酒店、餐馆、航空、锡矿、橡胶、银行、保险等事业。本身学习文史、热爱艺术且精通摄影，陆运涛曾说过“艺术远比商业有趣”；不像邵逸夫那样彻底地走商业路线，国泰/电懋旗下的编导演人才济济，网罗了包括作家张爱玲在内的编剧人才，以及包括林黛、雷震、莫愁、尤敏、葛兰、林翠等大牌明星，而他们拥有比邵氏更大的发挥空间。
在这场空难之前，陆运涛已决定大力投资台湾的电影工业，而陆运涛等人的台中之行不仅是为了参观故宫国宝，也是为了勘查兴建大型片厂的预定地，准备投资扶持李翰祥当时在台湾刚刚成立的国联电影公司。导演李翰祥前一年为邵氏公司拍摄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台湾连续上映186天，打破台湾包括西片、日片在内的全部票房纪录。当时声誉如日中天的李翰祥，因为分红问题与邵逸夫生出嫌隙，乃愤而转战台湾。由于同时得到陆运涛的财务支持承诺，并与台制和联邦等电影公司形成结盟关系，李翰祥新成立的国联公司摩拳擦掌，准备在台湾大展身手，除了从香港带来大批的编导演及技术人才，也培训了包括秦汉在内的本地新演员，同时引进片厂制度，拍摄出媲美当时好莱坞电影《宾汉》、《十诫》等级的高质量大片，开启台湾国语电影的新时代。
可惜天不从人愿，一场疑因劫机造成、但遭台湾官方否认的空难事故，彻底粉碎了台湾与香港争夺国语片霸主地位的历史机遇。国泰/电懋、台制、联邦和国联等公司结盟形成的这股国语电影新势力，由于前三者的领导人陆运涛、龙芳和夏维堂都同时在这场空场中猝逝，从此烟消云散，李翰祥的国联公司也因此失去奥援而壮志未酬，在四年间拍出22部叫好又叫座的国语电影（包括《西施》、《几度夕阳红》、《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后，无奈而落寞地吹起熄灯号。
如果没有五十年前那场空难，陆运涛怀抱的电影梦绝对有可能激荡出比后来邵氏独霸格局下更璀璨的国语电影世界，李翰祥的国联可能从此发光发热，而台湾也可能不会长期（特别在1970年代至1990年代）只以港片的主要、或甚至是最大市场的面目存在。
今年，即将迎来陆运涛的百岁冥诞，以及他的五十周年忌日。为了他未竟的国语电影梦，以及他那不独尊唯商业价值电影的理想，本文献上无尽的哀思和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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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陆运涛（Loke Wan Tho，1915年－1964年6月），新加坡及东南亚的电影制片人、鸟类学家及摄影家。祖籍广东鹤山，1915年生于马来亚吉隆坡，1964年因飞机失事逝于台湾。
作为新加坡和香港著名电影制片人，国泰集团、永华电影和国际电影懋业（电懋）创办人。陆运涛曾得拿督称号。主持电懋期间，曾邀请张爱玲撰写近十个剧本。
来源：腾讯《大家》
作者：罗世宏，台湾中正大学传播学系教授。
转一位前辈写的：一个人，是要犯下何等滔天恶极，才要用后半生如此捐福赎罪。
1964.6.20,如今香港国泰集团前身，电影懋业公司老板陆运涛，带刚新婚妻子从台湾亚洲影展返航香港，懋业全体行政人员共57人因飞机意外失事全体遇难，次日才有香港邵氏帝国崛起，和那句“邵氏出品、必属精品”的底气。此事距1981圣彼得堡普希金机场大空难还尚早多年。这次影展邵逸夫因故未出席，他自此深悉隐匿行踪之重，远居西贡隐蔽视线。香港豪绅名士能够数十年不为狗仔队跟踪追迹，可谓唯一一人。
内陆到新马，遍地逸夫楼，此外还有大额逸夫奖和逸夫奖学金，笔笔善款过亿，然而邵逸夫如此豪笔富有，却事业坎坷，经营始终不善。从邵氏反目、陆运涛懋业雄霸天下、到邹文怀出走创立嘉禾，及吝啬错失李小龙而丢半壁江山，时至今日邵氏吝啬之名尤以TVB可表。
邵逸夫创办香港小姐竞选，得称香港Hefner，花街花台是他终生无一缺席的活动，个中原因家中不睦，二太太方逸华终守得他天年。
新加坡首富家族陆氏梦损香港，从此东南亚再无懋业。成王败寇，两代人后，天下人只知邵氏一家，再无人还记得陆氏，而此时邵氏早已脱胎换骨。香港影业多传与三合会有染，寻根究源，或许即始于此。
逝者已逝。腥风血雨，谁人没有双手腻血的青春，却不是日后都如此般广济善施。邵逸夫一百单八独缺一合，天年家中寿终正寝，已是福寿禄三归，既不枉他半生风雨半生德。
转一位前辈写的：一个人，是要犯下何等滔天恶极，才要用后半生如此捐福赎罪。
1964.6.20,如今香港国泰集团前身，电影懋业公司老板陆运涛，带刚新婚妻子从台湾亚洲影展返航香港，懋业全体行政人员共57人因飞机意外失事全体遇难，次日才有香港邵氏帝国崛起，和那句“邵氏出品、必属精品”的底气。此事距1981圣彼得堡普希金机场大空难还尚早多年。这次影展邵逸夫因故未出席，他自此深悉隐匿行踪之重，远居西贡隐蔽视线。香港豪绅名士能够数十年不为狗仔队跟踪追迹，可谓唯一一人。
内陆到新马，遍地逸夫楼，此外还有大额逸夫奖和逸夫奖学金，笔笔善款过亿，然而邵逸夫如此豪笔富有，却事业坎坷，经营始终不善。从邵氏反目、陆运涛懋业雄霸天下、到邹文怀出走创立嘉禾，及吝啬错失李小龙而丢半壁江山，时至今日邵氏吝啬之名尤以TVB可表。
邵逸夫创办香港小姐竞选，得称香港Hefner，花街花台是他终生无一缺席的活动，个中原因家中不睦，二太太方逸华终守得他天年。
新加坡首富家族陆氏梦损香港，从此东南亚再无懋业。成王败寇，两代人后，天下人只知邵氏一家，再无人还记得陆氏，而此时邵氏早已脱胎换骨。香港影业多传与三合会有染，寻根究源，或许即始于此。
逝者已逝。腥风血雨，谁人没有双手腻血的青春，却不是日后都如此般广济善施。邵逸夫一百单八独缺一合，天年家中寿终正寝，已是福寿禄三归，既不枉他半生风雨半生德。
父亲开锡矿发家 儿子搞电影成名 | 陆氏家族为港片打出天下（香港世家）
香港地盘不大，但出了很多世家望族。他们在开创事业、积累财富的同时，为香港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从本期开始，国门内外版将陆续推出系列报道“香港世家”，希望通过讲述家族创业的故事，为读者展现一幅香港发展的画卷。
在香港的繁华商业中心有一座名为“陆佑行”的建筑。这是陆氏家族在香港的地标。香港影王陆运涛就诞生在这个家族。
父亲是“锡矿大王”，儿子是“香港影王”
陆运涛的父亲陆佑是大名鼎鼎的马来西亚“锡矿大王”。靠开采锡矿起家，在马来西亚有非常庞大的家业。其中，国泰机构主要经营电影业，不仅在东南亚的各大城市拥有数十家戏院，还从事电影的发行，生意一直做到欧美。
20世纪40年代初，陆运涛从英国剑桥学成归来，接管了父亲陆佑在新加坡、马来亚的国泰机构。因为酷爱电影，陆运涛不断增加投资。为了配合国泰放映网和发行网的发展，陆运涛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开始创办电影制片厂，先是在新加坡拍摄马来语片，后来又进军香港，成立永华公司，开始拍摄华语片。
1956年，陆运涛把两家制片公司合并，改组成立了“电懋”公司。“电懋”，是“电影懋业”的简称，其含义就是电影制作与投资贸易并行。“电懋”的成立开创了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陆运涛也因此被人们尊为一代影王。
吸收各路精英，专拍华语电影
陆运涛在发展电影事业方面有两大秘诀。一是不惜重金，吸收编、导、演精英。他尤其重视剧本，“电懋”的剧本编审委员会专门负责剧本编审，其成员都是当时知名的饱学之士。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爱玲在友人宋淇的帮助下，也加盟“电懋”写剧本。1957年，她创作的《情场如战场》拍成电影后，大为卖座。之后，她又一连创作了8部剧本，其中，《小儿女》曾经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
二是深谙明星效应之道，善于发现明星，并善于利用明星来扩大影片的影响。陆运涛挖掘培养了葛兰、林黛、尤敏等一批优秀的演员。随着她们在亚洲走红，“电懋”也红遍了亚洲，赢取了多项亚洲电影大奖，在亚洲电影市场所向披靡。
“电懋”停业，香港电影受挫
蒸蒸日上的“电懋”先后制作了250多部华语片，在港台和东南亚广泛发行，深受华人观众的喜爱，业绩直追好莱坞。
1964年6月，陆运涛与“电懋”高层到台湾参加完亚太影展，乘飞机前往台中。不料飞机失事，机上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罹难。
陆运涛遇难后，“电懋”遭受重创，不久后进行改组，更名为“国泰机构(香港)有限公司”。虽然“电懋”只存在了8年，但它的发展却奠定了香港电影的世界地位。改组后的“国泰（香港）”并没有重现“电懋”当年的辉煌，由于业绩不佳，1971年正式停业。陆运涛的电影王国从此走入历史。有影评家指出，如果在五六十年代，没有“电懋”，香港电影业绝不会有今日之成熟，陆运涛遇难令香港电影业的发展延缓了10年。
陆氏家族在香港扎根
虽然陆运涛的电影帝国成为历史，但他父亲开创的家族事业却在香港发展起来。
陆运涛的父亲陆佑原本姓黄，祖籍广东鹤山，因家境贫寒，幼年时被送到一位姓陆的财主家做童工，从此改姓陆。1863年，年仅十几岁的陆佑又被陆家卖到南洋做苦工。他先在新加坡一家锡矿当矿工，苦干几年后，他为自己“赎身”，转到一家烟庄当伙计。
攒出第一笔钱后，陆佑开始自立门户。他先开设“兴隆号”杂货铺，赚到钱后，就只身前往马来亚。陆佑看好锡矿生意，买下一个废弃的锡矿。幸运的是，这个很多人都挖不出锡的锡矿，经他接手，很快就开采出了杂质少、品质高的锡矿石。陆佑从此走上发达之路。
陆佑头脑灵活，他不断收购一些小矿，扩大业务，并斥巨资购买先进的机器采矿。数年间，陆佑已拥有多处矿产，手下工人达数千人。其后，他开始经营橡胶园、咖啡园，同时实施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的经营模式，生意越做越大。经过当地政府批准，他以“东兴隆”店号的名义，自行印制各种面值的银票，流通各地，真可谓“富可敌国”。陆氏家族的事业遍及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香港。陆佑去世后，他留下的遗产高达1000万英镑！
乐善好施，名气依然不小
陆佑生前乐善好施，热心教育事业，留下了美名。香港历史最悠久的香港大学的首幢教学大楼，就是他捐款100万新加坡元兴建的。如今，这座大楼已经被列为重点保护的文物古迹。为了纪念他，香港大学的大礼堂被命名为“陆佑堂”，礼堂外还立着陆佑的铜像。
陆佑膝下有4子4女。目前，在香港掌管着陆家家业的是陆家的第三代、已经95岁高龄的陆容章。他的父亲是陆佑的长子陆运超。在他的经营下，“陆佑行”涉及的业务领域非常广泛。陆容章也继承了祖父乐善好施的品质，不断捐资教育和医疗事业。有人统计过，20年间，他的捐助超过了2000万港元。在家乡鹤山，他一直是个了不起的名人。
父亲开锡矿发家 儿子搞电影成名 | 陆氏家族为港片打出天下（香港世家）
香港地盘不大，但出了很多世家望族。他们在开创事业、积累财富的同时，为香港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从本期开始，国门内外版将陆续推出系列报道“香港世家”，希望通过讲述家族创业的故事，为读者展现一幅香港发展的画卷。
在香港的繁华商业中心有一座名为“陆佑行”的建筑。这是陆氏家族在香港的地标。香港影王陆运涛就诞生在这个家族。
父亲是“锡矿大王”，儿子是“香港影王”
陆运涛的父亲陆佑是大名鼎鼎的马来西亚“锡矿大王”。靠开采锡矿起家，在马来西亚有非常庞大的家业。其中，国泰机构主要经营电影业，不仅在东南亚的各大城市拥有数十家戏院，还从事电影的发行，生意一直做到欧美。
20世纪40年代初，陆运涛从英国剑桥学成归来，接管了父亲陆佑在新加坡、马来亚的国泰机构。因为酷爱电影，陆运涛不断增加投资。为了配合国泰放映网和发行网的发展，陆运涛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开始创办电影制片厂，先是在新加坡拍摄马来语片，后来又进军香港，成立永华公司，开始拍摄华语片。
1956年，陆运涛把两家制片公司合并，改组成立了“电懋”公司。“电懋”，是“电影懋业”的简称，其含义就是电影制作与投资贸易并行。“电懋”的成立开创了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陆运涛也因此被人们尊为一代影王。
吸收各路精英，专拍华语电影
陆运涛在发展电影事业方面有两大秘诀。一是不惜重金，吸收编、导、演精英。他尤其重视剧本，“电懋”的剧本编审委员会专门负责剧本编审，其成员都是当时知名的饱学之士。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爱玲在友人宋淇的帮助下，也加盟“电懋”写剧本。1957年，她创作的《情场如战场》拍成电影后，大为卖座。之后，她又一连创作了8部剧本，其中，《小儿女》曾经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
二是深谙明星效应之道，善于发现明星，并善于利用明星来扩大影片的影响。陆运涛挖掘培养了葛兰、林黛、尤敏等一批优秀的演员。随着她们在亚洲走红，“电懋”也红遍了亚洲，赢取了多项亚洲电影大奖，在亚洲电影市场所向披靡。
“电懋”停业，香港电影受挫
蒸蒸日上的“电懋”先后制作了250多部华语片，在港台和东南亚广泛发行，深受华人观众的喜爱，业绩直追好莱坞。
1964年6月，陆运涛与“电懋”高层到台湾参加完亚太影展，乘飞机前往台中。不料飞机失事，机上所有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罹难。
陆运涛遇难后，“电懋”遭受重创，不久后进行改组，更名为“国泰机构(香港)有限公司”。虽然“电懋”只存在了8年，但它的发展却奠定了香港电影的世界地位。改组后的“国泰（香港）”并没有重现“电懋”当年的辉煌，由于业绩不佳，1971年正式停业。陆运涛的电影王国从此走入历史。有影评家指出，如果在五六十年代，没有“电懋”，香港电影业绝不会有今日之成熟，陆运涛遇难令香港电影业的发展延缓了10年。
陆氏家族在香港扎根
虽然陆运涛的电影帝国成为历史，但他父亲开创的家族事业却在香港发展起来。
陆运涛的父亲陆佑原本姓黄，祖籍广东鹤山，因家境贫寒，幼年时被送到一位姓陆的财主家做童工，从此改姓陆。1863年，年仅十几岁的陆佑又被陆家卖到南洋做苦工。他先在新加坡一家锡矿当矿工，苦干几年后，他为自己“赎身”，转到一家烟庄当伙计。
攒出第一笔钱后，陆佑开始自立门户。他先开设“兴隆号”杂货铺，赚到钱后，就只身前往马来亚。陆佑看好锡矿生意，买下一个废弃的锡矿。幸运的是，这个很多人都挖不出锡的锡矿，经他接手，很快就开采出了杂质少、品质高的锡矿石。陆佑从此走上发达之路。
陆佑头脑灵活，他不断收购一些小矿，扩大业务，并斥巨资购买先进的机器采矿。数年间，陆佑已拥有多处矿产，手下工人达数千人。其后，他开始经营橡胶园、咖啡园，同时实施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的经营模式，生意越做越大。经过当地政府批准，他以“东兴隆”店号的名义，自行印制各种面值的银票，流通各地，真可谓“富可敌国”。陆氏家族的事业遍及马来西亚、新加坡和香港。陆佑去世后，他留下的遗产高达1000万英镑！
乐善好施，名气依然不小
陆佑生前乐善好施，热心教育事业，留下了美名。香港历史最悠久的香港大学的首幢教学大楼，就是他捐款100万新加坡元兴建的。如今，这座大楼已经被列为重点保护的文物古迹。为了纪念他，香港大学的大礼堂被命名为“陆佑堂”，礼堂外还立着陆佑的铜像。
陆佑膝下有4子4女。目前，在香港掌管着陆家家业的是陆家的第三代、已经95岁高龄的陆容章。他的父亲是陆佑的长子陆运超。在他的经营下，“陆佑行”涉及的业务领域非常广泛。陆容章也继承了祖父乐善好施的品质，不断捐资教育和医疗事业。有人统计过，20年间，他的捐助超过了2000万港元。在家乡鹤山，他一直是个了不起的名人。
陆运涛的死成全了邵逸夫霸主之梦
2014年1月7日，影视大亨、慈善家邵逸夫先生在香港家中安详离世，享年107岁。这个老人，使香港电影成为了“东方好莱坞”，创建了TVB，缔造了一代电视王国的辉煌史。这个老人，为内地、香港教育、医疗事业，捐款数十个亿。这个老人，曾获英国女王颁发的CBE勋衔，并被赐爵士头衔；中国政府将发现的2899号小行星命名为“邵逸夫星”……这位老人经历的百年，比他所拍摄的任何一部影视作品都要精彩。
李翰祥成邵氏第一导演后，却打算跳槽，邵逸夫见劝阻不成，决定让他走。
就在邵逸夫准备网开一面、不再追究的时候，又有消息传来：李翰祥要带走凌波。凌波也确实打算跟李翰祥一起离开。对李导演的知遇之恩，她一直心怀感激。
邵逸夫见李翰祥不但自己要走，还要带走“邵氏”其他人，尤其是正当红的明星凌波，不由十分恼怒。他对邹文怀下了严命：无论如何也要留住凌波。邹文怀找到凌波，他知道用什么能够说服这个年轻的女子。他告诉凌波：“你年轻，哪里有前途就在哪里干。李导是个很有本事的人，跟着他错不了，我不留你。不过，你要跟他要十万块钱。他给你，你就跟他签合同，不给，就不签。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对一家公司实力的考验。况且你现在已经是大牌明星了，身价远远不止这个价。”
邹文怀出这一着，源自他对李翰祥实力的了解，他知道李翰祥拿不出这些钱。凌波年轻，真的找李翰祥要十万块钱。李翰祥见他一手捧红的明星为了十万块钱不肯跟随他，勃然大怒，大骂凌波忘恩负义，并发狠说：“你不跟随我，我就捧别人。”
李翰祥要走，最高兴的自然是“电懋”老板陆运涛。李翰祥的理想是自己做老板，完全不受限制地实施自己的想法。陆运涛看明白了这一点，他不邀李翰祥加盟自己的公司，而是主动表示，可以由他旗下的联邦（台湾）公司出资协助李翰祥创办自己的公司，成全李翰祥自立门户的愿望。 在陆运涛的协助下，李翰祥的公司在台湾成立了，名为“国联影业公司”。
1963年，李翰祥离开“邵氏”，给公司带来很大的损失，也让邵逸夫大受打击。而接下来的1964年，更是一个多事之秋，发生了一系列变故。
首先是邵逸夫的长子邵维铭遭到绑架。邵维铭毕业后到新加坡，协助三伯父邵山客经营邵家在南洋方面的电影业务。1964年2月5日，邵维铭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突遭绑架。邵山客立即致电香港的邵逸夫。
邵逸夫自然也焦急万分，但他久经沙场，仍能保持镇定。他分析，绑匪的目的无非是敲诈钱财。邵逸夫的猜测是对的，对方正是新加坡一帮黑道人物，目的是索取高额赎金。邵山客告诉邵逸夫：对方开价300万。
邵逸夫松了一口气。只要有价，事情就好商量。为了儿子的人身安全，他与三哥商量，最后决定不报警，答应绑匪要求。邵山客按绑匪指定的时间地点，将300万赎金如约送到。对方还算守信，见到钱，当下放了邵维铭。事情虽然很快解决了，却在邵逸夫心里留下了阴影。
绑架事件刚刚平息，香港电影界又出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彻底改变了香港电影业的格局。
香港电影界，好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邵氏公司的天下。但自从“电懋”公司成立以后，这一格局开始发生变化，邵村人经营的邵氏公司每况愈下，而“电懋”则蒸蒸日上。
此时，“电懋”内部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首先是“电懋”在香港的当家人钟启文辞职，转投他处。“电懋”的金字招牌、大牌编剧张爱玲去了北美。一时间，“电懋”的各种人才流失过半，使公司陷入困境。但“电懋”毕竟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做后盾。陆运涛亲自担任“电懋”行政总裁，为公司注入大量资金，“电懋”拍摄的时装片在台湾还是很受欢迎的。
在这种情势下，邵逸夫与陆运涛，两个香港电影业巨头，终于坐到了一起，展开了谈判。陆运涛首先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平共处，避免恶性竞争。邵逸夫细细思忖，分析两家公司的优势和劣势。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为避免这种局面，1964年3月5日，“邵氏”与“电懋”发表“君子协定”，内容是：今后不拉对方编剧、导演、演员或其他重要职员；不再闹双胞胎案；每一月或两月双方部门负责人以茶聚方式会面、交换意见……
这一“君子协定”对于邵逸夫来说，一方面，限制了一个强大对手的恶性竞争，但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他自己的许多竞争手段。李翰祥离开后，“邵氏”很长时间没拍出有轰动效果的影片，而陆运涛亲自执掌“电懋”之后，“电懋”正渐渐恢复元气。这让邵逸夫很有危机感。他不得不考虑，如何在不违反“君子协定”的前提下，与“电懋”竞争。
邵逸夫尚未想出好的办法，形势突变：陆运涛突然死亡。这一变故，彻底改变了“邵氏”与“电懋”的对峙局面，也改变了香港电影业的格局。
事情的起因，源自第十一届亚洲电影节的举行。1964年6月，电影节在台北举行，邵逸夫和陆运涛都来参加了这次活动。电影节闭幕后，台湾有关部门组织与会代表在台湾观光。有两处可选，分别是台中和金门。如今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珍宝，当时都存放于台中雾峰“故宫”。陆运涛对文物兴趣浓厚，便带领“电懋”代表团乘飞机去了台中。
邵逸夫没有陆运涛那么浓厚的艺术家气质，作为商人的实用主义精神，这一次救了他。他了解到，金门是禁止参观的军事重地，那里有一些地下工厂和一些地下戏院，平时是无法进入的。邵逸夫说：“这种机会千载难逢，我当然去金门看看哦。”
就是这一不同的选择，造成了两人生死两重天的结局。1964年6月20日下午，陆运涛乘坐的班机在台中上空失事坠毁。机上52名乘客，5名机组人员全部罹难。这次事故夺去了陆运涛的生命，也将“电懋”推向灭亡之路。
“电懋”和“邵氏”一样，在管理制度上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大权集于一个人身上。因为权力过度集中，陆运涛遇难，导致“电懋”内部一片混乱。陆运涛经管“电懋”，从未让家族的其他人插过手，他突然去世，陆家却没有兄弟或子侄可以接管，而这本是家族产业，没有落于旁人之手的道理。最后，由陆运涛的胞妹夫朱国良接过了“电懋”公司。
1965年，朱国良将“电懋”改组为“国泰机构（香港）有限公司”。但邵逸夫自陆运涛逝世，就不再将“电懋”当成对手了。1971年，朱国良停掉了国泰制片公司。至此，陆氏家族影业宣告结束。
事后，邵逸夫庆幸地说：“要是我和陆运涛同坐一架飞机，哪能还有命？”的确，如果当时邵逸夫也登上那架飞机，后来的香港电影史，怕要重新改写。如果陆运涛活至今日，香港电影业的格局也会是另外的样子。但是历史不能假设，陆运涛死了，“电懋”终在电影业销声匿迹，而这一切，似乎都是冥冥中在成全邵逸夫香港影坛霸主之梦。
陆运涛的死成全了邵逸夫霸主之梦
2014年1月7日，影视大亨、慈善家邵逸夫先生在香港家中安详离世，享年107岁。这个老人，使香港电影成为了“东方好莱坞”，创建了TVB，缔造了一代电视王国的辉煌史。这个老人，为内地、香港教育、医疗事业，捐款数十个亿。这个老人，曾获英国女王颁发的CBE勋衔，并被赐爵士头衔；中国政府将发现的2899号小行星命名为“邵逸夫星”……这位老人经历的百年，比他所拍摄的任何一部影视作品都要精彩。
李翰祥成邵氏第一导演后，却打算跳槽，邵逸夫见劝阻不成，决定让他走。
就在邵逸夫准备网开一面、不再追究的时候，又有消息传来：李翰祥要带走凌波。凌波也确实打算跟李翰祥一起离开。对李导演的知遇之恩，她一直心怀感激。
邵逸夫见李翰祥不但自己要走，还要带走“邵氏”其他人，尤其是正当红的明星凌波，不由十分恼怒。他对邹文怀下了严命：无论如何也要留住凌波。邹文怀找到凌波，他知道用什么能够说服这个年轻的女子。他告诉凌波：“你年轻，哪里有前途就在哪里干。李导是个很有本事的人，跟着他错不了，我不留你。不过，你要跟他要十万块钱。他给你，你就跟他签合同，不给，就不签。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对一家公司实力的考验。况且你现在已经是大牌明星了，身价远远不止这个价。”
邹文怀出这一着，源自他对李翰祥实力的了解，他知道李翰祥拿不出这些钱。凌波年轻，真的找李翰祥要十万块钱。李翰祥见他一手捧红的明星为了十万块钱不肯跟随他，勃然大怒，大骂凌波忘恩负义，并发狠说：“你不跟随我，我就捧别人。”
李翰祥要走，最高兴的自然是“电懋”老板陆运涛。李翰祥的理想是自己做老板，完全不受限制地实施自己的想法。陆运涛看明白了这一点，他不邀李翰祥加盟自己的公司，而是主动表示，可以由他旗下的联邦（台湾）公司出资协助李翰祥创办自己的公司，成全李翰祥自立门户的愿望。 在陆运涛的协助下，李翰祥的公司在台湾成立了，名为“国联影业公司”。
1963年，李翰祥离开“邵氏”，给公司带来很大的损失，也让邵逸夫大受打击。而接下来的1964年，更是一个多事之秋，发生了一系列变故。
首先是邵逸夫的长子邵维铭遭到绑架。邵维铭毕业后到新加坡，协助三伯父邵山客经营邵家在南洋方面的电影业务。1964年2月5日，邵维铭在下班回家的路上，突遭绑架。邵山客立即致电香港的邵逸夫。
邵逸夫自然也焦急万分，但他久经沙场，仍能保持镇定。他分析，绑匪的目的无非是敲诈钱财。邵逸夫的猜测是对的，对方正是新加坡一帮黑道人物，目的是索取高额赎金。邵山客告诉邵逸夫：对方开价300万。
邵逸夫松了一口气。只要有价，事情就好商量。为了儿子的人身安全，他与三哥商量，最后决定不报警，答应绑匪要求。邵山客按绑匪指定的时间地点，将300万赎金如约送到。对方还算守信，见到钱，当下放了邵维铭。事情虽然很快解决了，却在邵逸夫心里留下了阴影。
绑架事件刚刚平息，香港电影界又出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彻底改变了香港电影业的格局。
香港电影界，好长一段时间以来，都是邵氏公司的天下。但自从“电懋”公司成立以后，这一格局开始发生变化，邵村人经营的邵氏公司每况愈下，而“电懋”则蒸蒸日上。
此时，“电懋”内部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首先是“电懋”在香港的当家人钟启文辞职，转投他处。“电懋”的金字招牌、大牌编剧张爱玲去了北美。一时间，“电懋”的各种人才流失过半，使公司陷入困境。但“电懋”毕竟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做后盾。陆运涛亲自担任“电懋”行政总裁，为公司注入大量资金，“电懋”拍摄的时装片在台湾还是很受欢迎的。
在这种情势下，邵逸夫与陆运涛，两个香港电影业巨头，终于坐到了一起，展开了谈判。陆运涛首先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平共处，避免恶性竞争。邵逸夫细细思忖，分析两家公司的优势和劣势。二虎相争，必有一伤。为避免这种局面，1964年3月5日，“邵氏”与“电懋”发表“君子协定”，内容是：今后不拉对方编剧、导演、演员或其他重要职员；不再闹双胞胎案；每一月或两月双方部门负责人以茶聚方式会面、交换意见……
这一“君子协定”对于邵逸夫来说，一方面，限制了一个强大对手的恶性竞争，但另一方面，也限制了他自己的许多竞争手段。李翰祥离开后，“邵氏”很长时间没拍出有轰动效果的影片，而陆运涛亲自执掌“电懋”之后，“电懋”正渐渐恢复元气。这让邵逸夫很有危机感。他不得不考虑，如何在不违反“君子协定”的前提下，与“电懋”竞争。
邵逸夫尚未想出好的办法，形势突变：陆运涛突然死亡。这一变故，彻底改变了“邵氏”与“电懋”的对峙局面，也改变了香港电影业的格局。
事情的起因，源自第十一届亚洲电影节的举行。1964年6月，电影节在台北举行，邵逸夫和陆运涛都来参加了这次活动。电影节闭幕后，台湾有关部门组织与会代表在台湾观光。有两处可选，分别是台中和金门。如今的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珍宝，当时都存放于台中雾峰“故宫”。陆运涛对文物兴趣浓厚，便带领“电懋”代表团乘飞机去了台中。
邵逸夫没有陆运涛那么浓厚的艺术家气质，作为商人的实用主义精神，这一次救了他。他了解到，金门是禁止参观的军事重地，那里有一些地下工厂和一些地下戏院，平时是无法进入的。邵逸夫说：“这种机会千载难逢，我当然去金门看看哦。”
就是这一不同的选择，造成了两人生死两重天的结局。1964年6月20日下午，陆运涛乘坐的班机在台中上空失事坠毁。机上52名乘客，5名机组人员全部罹难。这次事故夺去了陆运涛的生命，也将“电懋”推向灭亡之路。
“电懋”和“邵氏”一样，在管理制度上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大权集于一个人身上。因为权力过度集中，陆运涛遇难，导致“电懋”内部一片混乱。陆运涛经管“电懋”，从未让家族的其他人插过手，他突然去世，陆家却没有兄弟或子侄可以接管，而这本是家族产业，没有落于旁人之手的道理。最后，由陆运涛的胞妹夫朱国良接过了“电懋”公司。
1965年，朱国良将“电懋”改组为“国泰机构（香港）有限公司”。但邵逸夫自陆运涛逝世，就不再将“电懋”当成对手了。1971年，朱国良停掉了国泰制片公司。至此，陆氏家族影业宣告结束。
事后，邵逸夫庆幸地说：“要是我和陆运涛同坐一架飞机，哪能还有命？”的确，如果当时邵逸夫也登上那架飞机，后来的香港电影史，怕要重新改写。如果陆运涛活至今日，香港电影业的格局也会是另外的样子。但是历史不能假设，陆运涛死了，“电懋”终在电影业销声匿迹，而这一切，似乎都是冥冥中在成全邵逸夫香港影坛霸主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