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朋友上午好！我回顾一下，在2010年的时候，政务微博还没有出现，广东走得比较早，广东省开通了全国第一个公安微博群，当时《南方都市报》我写评论，我写了政府微博三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直面评论，广东有一些地级市公安局开微博的时候，出现了删负面的评论，包括利用新浪微博提出的一些功能，就是限制别人对他进行评论，所以我第一条特别提出来，一定要直面提问，刚才汪老师讲到了人民日报微博为什么成功，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对负面评论的一种态度。
- 第二个原则，也是针对当时广东一些公安微博产生的实际问题。就是官位太浓了，宣传味太弄，所以第二个原则就是请讲人话，刚发出来很刺耳，在网上把第二个原则改成学会说话，这不是我的原话，我觉得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
第三个原则，就是叫做结果为上。这跟我今天讲的题目高度相关，就是一定要行甚于言，今天我提出来网络问政的关键在问责，实际上落实第三个原则的问题。 - 在讨论什么叫网络问责之前，先分析一下什么叫网络问政。因为我们做研究定义概念的时候，有两种定义方法，第一点你定义这个东西是什么，还有一点你反过来定义这个东西不是什么，通过不是什么来论证它是什么。我们讲到微博问政这个词，到底什么东西叫做网络问政，这里面有很多认识上的一些误区，所以我想从反面来说，就是网络问政不是什么。[11:52]
- 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网络问政绝不是上传下达，或者下达上传。前两年人民日报有一个新媒体的版面，人民日报有这个条件能够调查到两会的代表，做了一个人大代表看新兴媒体，采访了97名人大代表，题目是为什么人大代表要使用网络，有两条：第一条通过网络搜集民情民意，开展调研。第二条，要充分利用电子邮件、博客、微博等新媒体，加强与人民群众的沟通和互动，这个是典型的双向的。这些原因是必要的，但并不足够，除了我们讲到说官员在网络上面对民众的态度问题，比如说王先生讲，官话喜欢说假话、做报告，除了形式上和内容上产生的疑问，还有一个更实质性的区别，大家都说网络问政能够了解民情，汇集民智，更好为人民群众服务，如果你对微博和整个网络政治功能的认识仅仅限于这一点，网络认证最后沦为官员的T型台，就是走秀的场所。所以很多人一说到问政的时候，以为官员倾听民声就足够了，所以听到大多数的是听证。早期我们学校有北大的，北大校长也有信箱，开始写了很多，可能没有人管。还有网上信访，从现实网上到网上，还有大的要案来自网络举办非常多，这个都很好，这个都属于听证。听证的一个很大问题叫做人走政息，这是在中国政坛上太普遍了，有些官员提出了很好的改革措施，这个官员一旦走了人，这个东西能不能持续，要划的一个巨大的问号。
- 对于网络问政要有一个核心的观念，政府领导关注社情民意，是一个天经地义的，这个不值得赞扬。我通过这个东西来听取老百姓的意见，不值得赞扬，值得赞扬的是听取了这个意见，解决了老百姓对你提出的疑问，对你提出的期望和问题，这个是真正值得赞扬的，只有走到这一步才是所谓的网络问政。
- 第二个很大的，经常大家会说的，就是网络问政是什么？现在有四权和三问，刚才贵州的领导也讲到问计于民，网络问政经常被等同于问计于民。当前前提都是说网络问政发挥了问政于民的作用这是好事，主要的问题是这样做足够不足够。我说到这个问计于民，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和汪老师都参加了新疆举办的会议，跟张春贤座谈，他讲得非常好，他说到一个故事，他说06年我在湖南的时候，我第一次搞湖南党代会，献计献策，网上来了5000个报告，反响非常好，但是我们的阻力很大，湖南常委很多意见都不一致，这种反差距离是非常大。所以问计于民在一开始是需要有勇气的，真正问的时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克服阻力。湖南后来一直沿着这条路走，包括06年他们做了迎接党代会，共谋新发展，08年又搞了科学发展观等活动，湖南有一个口号叫“法制湖南”，这条路一直走得很好。说到网络问政，一个津津乐道的个案就是广东的汪洋，五年以来他每一年见网民，一开始他自己带头见，现在常委都在见，所以广东地方这种领导都在弄网络平台。还有贵州、南海等这些地方，甚至还有一些对网络问政提供制度化规定的考核做法。
- 所以我个人觉得，无论是张春贤，还是汪洋，在问计于民这个道路上都走得非常好，我仍然要强调说，仅仅把官员使用网络，或者说地方官员通过网络问计于民，把这样一个东西作为网络问政一种新的东西来认识，我觉得是不足够的。我甚至想大胆的来说一个我的观点，我觉得整个网络问政必须上升到国家政治文明的高度来认识，就是超越地方政治的问计型网络问政。
胡咏在演讲中 - 所以就涉及到我要讲的核心问题，就是最终应该达到的一个理想结果，就是问责于政，或者叫责任问政，问政和问责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我是搞学术研究的，搞政治学研究的，可能稍微离开这个话题，讲得远一点，讲一下所谓的责任政治是怎么回事。在1989年美国有一个学者，89年世界群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命题，叫历史的终结，我想谈一下他最近刚出的一本书，叫做政治秩序，他要回答一个基本的问题，为什么有些国家成功了，另外一些国家失败了，所以你要看到中国、印度，伊斯兰世界和整个西方世界，是怎么从一种部落式的结构变成一种国家的结构，他提出政治秩序可以分为三大要素，第一个要素就是国家，很多人都反感国家，他说没有国家其实很多事情发展不好，所以国家是第一重要的要素。但是国家的前提，他一定完成一个转变，不能是一种任人唯亲的方式。因为通常来讲人类社会原来组织方式，先从最亲近的人，通过非选人的关系来选人的时候，所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是同质的公民，以前可能是依赖血缘关系，比如说权贵资本主义，现在国家没有抛除任人唯亲的模式。所以国家这个要素跟如何从非血缘性和地缘性的东西，走向更加普遍的过程。
第二个要素叫做法治。法治不是说你有法律，建成了法律体系不等于有了法治，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巨大的。如果我们谈论法制的，法制意味着法律，必须代表整个社会的共识。权威一定要高于这个国家的行政机关，这个国家的一切都不在法律框架下运行。因此总理也好，总统也好，部长也好，你就不能随心所欲的统治，你违法了就会受到法制国家的硬约束。 - 第三个要素是政治问责制，政府必须感到有一种责任，中国有GDP，为什么官员要去追求GDP的增长，你要问一个终极性的问题，难道GDP的增长就是政府的终极目标吗？你的利益驱动不能超越整个社会和全体公民的利益，而且尤其是你不能把政治当做为自己发财，或者为你的亲属，为你所有的裙带关系发财的工具。问责制政府当然有很多的义务，从美国学者的分析角度来说，问责制跟自由式民主选举是相关的。他做了大量的历史比较，来分析这个国家到底怎么样，最有意思他讲到中国，我们首先要问我们老祖宗有一些骄傲的地方，他认为第一个世界上公认的政权是中国人民缔造的，因为在秦朝的时候，秦朝的东西延续了2千年，中国政治是延续了2千年，由官僚体系统治一大片的领土。在公元前221年就有这样的政权，他说中国有一个重大的意义在哪里，第一是没有法律，第二是没有问责的政府。所以中国的历史传统当中，就缺少现在问责制所有必要的要素，如果做横向的比较，就很容易得出这些观察，比如说英国在17世纪就已经是议会问责制，这个跟英国光明革命和资产阶级贵族，跟国王的斗争，包括对征税权利斗争密切相关，但是对中国来讲，中国出现的情况是我们在相当几千年的时间里面，我们的统治者靠什么来进行统治，我们靠什么？我们靠道义性的共识，我们靠道义问责制。[12:05]
- 道义性问责是对上负责，从当一个问责制主要是往上负责，而不是往下负责的自己，你会发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是缺失的，被统治者没有办法给统治者施加真正问责的可能性。所以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你也可以说中国问责是一种道义上的问责，而不是程序的问责，换句话说如果我是统治者，统治者在道义上感觉我对你怀有责任的，我代表了你们最大的利益，代表这个最大利益过程中，其实你不能取得伟大的成就，中国过去这些年的确取得了非凡的成绩，西方人也不得不承认的。这些政权取得的成就，多多少少跟道义问责传统还是有关系的，比如说韩国，比如说台湾，新加坡，甚至包括早期的日本，其实都有这个影子在背后存在。比如说道义问责可能有一个非常大的漏洞，就是缺乏对下负责，会导致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刚才我在汪老师说，我说我们的政府和党有强大的信息搜集体系，我们其实对这个国家的运行是了解的。但是看到中国历史上王朝的循环，发现最后出问题都出在高度中央化的官僚体系，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信息，不能够了解整个社会发生的事情，最后不能进行有效的治理，而且这个官僚体系有巨大的腐败。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王朝的问题在中国当代仍然是存在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把网络问政仅仅等同于网络搜集信息，政府是不是尊重人民怎么样来治理的意见，这实际上一直是巨大的问题，我们只是狭义的公民参与。
-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所有的进步必须建立在当下，当我们还不能进行真正选举的时候，这个时候问责式的网络问政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公民有一定的能力，按照宪法和其他法律对当权者进行问责，在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当中，逐渐种下责任政治的种子，这个种植过程是一个伦理提升的过程。道义问责制意味着你必须真的是道义的拥有者，你如果是没有道义，或者你只有名义上的道义，现在网上流行的话就是你被打过耳光，打过耳光就会改变中国的未来吗？你能够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和良性的状态吗？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讲问责政治就要求我们的政府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我们要意识我们对当下的人民要有求必应，你不能光听到这个呼声，中国老话有求必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更重要的一定要把人民的利益至于自己的利益之上，在现实情况下问责式的网络问政，在现在的一些系统当中撬开一些裂缝，安装上一些把手，让我们政府逐渐至于真正的公共监督之下，我觉得这个叫做真正的网络问政。
这都是我的个人观点，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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