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亮去世的消息飘来，我在朋友圈转发，只说了六个字：心情有些复杂。
很快朋友圈就被刷屏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每当一个负载着我们这代人共同的隐秘记忆的人物辞别，许多人内心深处的郁积会突然迸发，流淌为悼念的河灯与怀念的碎金。
一条颇有代表性的微信是这样的：
“张贤亮是我在大学时期关注最多的当代作家之一。 对于刚从高中进入大学的我，他的《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黑炮事件》等作品不折不扣地起到了启蒙的作用，从社会、历史到精神与肉体对于人的意义。谢谢你，张贤亮，一路走好！”
作者一看就是一位姐姐。我的意思是，由于年龄与性别的差异，即使是同代人，从张贤亮作品里读出的讯息也差之甚远。这与时代的复杂有关，也与张贤亮本人的复杂有关。
象征张贤亮“归来”的作品是1980年发表的《灵与肉》，据此改编的电影《牧马人》由谢晋导演，1982年上映，捧红了朱时茂与丛珊。我读到这篇小说应该也是在1982年，《新华文摘》转载了这篇小说——很可能是因为《牧马人》巨大的社会反响，否则，一篇发表在地方文学刊物《朔方》上的小说，很难有这样高规格的待遇。那一年我念小学四年级。
《灵与肉》并不特别。一个饱经苦难的知识分子遭遇善良穷苦的姑娘与人民，这种遭遇不仅让他熬过了苦难岁月，还促使他拒绝了海外归来的资本家父亲提供的出国机会。“苦难—升华”与“人民—祖国”的双重主题，在伤痕文学里在在皆是。《灵与肉》只是被电影这个扩音器放大，获得了广泛的传播。如果将《牧马人》与另一部催泪伤痕片《庐山恋》对照，会发现二者的书写途径极为相似，包括对历史情境中的“海外—中国”想象。
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是1983年的《绿化树》。对饥饿无微不至的描写让人动容，马缨花圣母般的无私奉献也引人遐想，另一个给人印象极深的地方，是主人公在濒于生存绝境之时，仍不忘研读、反刍《资本论》，从而与苦难的日常生活形成了隐形对抗，也给了主人公区别于马缨花身边那些普通民众的资本，让他可以安然享有马缨花特殊的供奉。洪子诚指出：“中国传统读书人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以及凭借学识的‘资本’以求闻达的欲望和可能，使这些作品在深层意识与结构上，仍是古典戏曲、小说的‘落难公子’、‘痴心女子负心汉’的主题的现代沿袭。”
两年后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也是同样主题的变奏。而且，由于《资本论》提供的玄思，与投身抢险带来的荣耀与自尊，让主人公超越了嫉妒与自卑，重新获得了性能力，也让他远离了那个象征肉体欲望的“性对象”黄香久。灵最终战胜了肉。
很多人说那时是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当作黄色小说来读，并非虚言。《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与《绿化树》主题一致，但是后者惹人同情，前者则遭到不少人的反感——我至少忘不了一对隔壁楼的青年夫妇，平时一直嘉许我好学读书多，听说我已经读过《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时，那种怪异的眼神。我听到他们在嘀咕：怎么能让小孩看那样的小说？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共和国文学中第一篇大面积进行性爱描写的公开发表的作品。无数人（包括我）第一次从这篇小说中得到性的启蒙，尽管这种“启蒙”杂乱而怪异，但对于大多数读者而言，它仍是第一次目睹肉欲在白纸黑字间释放。这让张贤亮与其他“伤痕文学”作者在识别度方便高下立判，也成为了新时期文学“性浪潮”的滥觞。
站在三十年后回望，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张贤亮小说中的通俗因子。在爱国、精神升华、对民族命运深入思考的背后，确实隐伏着通俗文学的许多必备元素，比如对物质财富的展示，对食、色等肉体欲望的放肆渲染，悲欢离合大团圆的结局，还有对苦难的炫耀式书写……这一切都大大满足了八十年代眼界未开的读者猎奇的趣味。我们无法判断张贤亮是否有意为之，但他的小说引发争议，又一纸风行，与这些通俗元素密不可分。
大多数读者被张贤亮的性描写震骇得头晕目眩，却很少人意识到，张贤亮小说中的道德观相当保守。主人公对马缨花与黄香久的评价迥乎不同，因为马缨花对主人公的爱欲基于精神崇拜，而黄香久在发现主人公性无能后，免不了做出偷情的勾当。而主人公与马缨花分离是因为环境的变动，离开黄香久却是一种主动的行为：除了觉得她偷情不洁，精神无法交流，也隐含着对“肉胜于灵”的恐惧。这种意识，其实跟写《莺莺传》的元稹也相去不远。
正由于此，八十年代后期“寻根”、“先锋”的浪潮一起，张贤亮很快就被挤到浪尖之外了。他后来的作品，《小说中国》、《习惯死亡》、《一亿六》，一部比一部影响小。张贤亮是个聪明人，依恃八十年代积累下的文学资本，他转身下海，成了“镇北堡西部影视城”的董事长。
不过，张贤亮关于“灵与肉”的争论一直在作品中延续。在他唯一一部描写当下的、也是他最后一部的小说《一亿六》（2009）中，出现了一个“小老头”的形象，可以视为张贤亮的自况。此人对政治、历史、文学，均博雅多识，偏偏又很“敬重风尘中人”，挑了一个比较清纯的妓女来陪侍，又坚持不发生性关系，只是两人裸体嬉闹。他的理由是：“我跟你耍，精神上得到快乐就行了。你又这么美，你想想，我这样一个丑陋的糟老头子趴在你身上‘哼哧哼哧’地搞你，像啥子样子？可笑不可笑？自己想想都觉得降低了品格，把美好的东西都破坏了，更破坏了我的心情！”他一边享受着妓女带来的精神美好，一边感慨“神州大地，男无君子，女无淑女！小姐不像小姐，良家妇女不像良家妇女！”分裂吗？不见得，这是那一代中的聪明人张贤亮对变化中的社会、精神与肉体的思考与回应。
王安忆《叔叔的故事》主人公被认为以张贤亮为蓝本。王安忆这样分析“叔叔”的精神世界：
“当叔叔遭到生活变故的时候，他的信仰、理想、世界观都已完成……所以，叔叔是有信仰，有理想，有世界观的，而我们没有。因为叔叔有这一切，所以当这一切粉碎的同时，必定会再产生一系列新的品种，就像物质不灭的定律，就像去年的花草凋谢了，腐朽了，却作了来年花草繁荣的养料……因为叔叔有他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垫底，当他面临一种新的不同的看法的时候，他便也面临着接受还是拒绝这两种选择。他要为这选择找到理论与实际的依据，他还必须在他感情和理智的具有分歧的倾向下进行这选择，选择的对与否将在很长的时间里伤他的脑筋，动摇他的固有观念。这种选择往往是包含着抛弃这一桩苦事。他还难免会有患得患失的心理，唯恐选择的这一样东西其实并不对他合适，而旧有的已经失不再来了。是保守还是进取，将成为他苦苦思索的题目。”《一亿六》里，小老头为自己古怪的嫖娼辩护，论证自己支持妓女陆姐从事黄、赌事业的理由，引经据典，从毛泽东说到邓小平，说到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可以看作这种“苦苦思索”的成果。
张贤亮作为商人、浪子或许很成功，但他身份底色的作家张贤亮，却相当纠结复杂，这与他表面的风流倜傥处处留情，从宫雪花到“20个情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王蒙的小说《青狐》也写到张贤亮，却只强调了他的“补偿”心理：因为从前吃过太多苦，40岁还是处男，所以几乎是以一种把吃了的亏补回来的心态在追求异性。在王安忆笔下，这种场景被形容成“叔叔来抢我们的女孩了”，然而“这种掠夺的故事演出多了，却使我们感觉到，叔叔这样做的兴趣似乎并不在女孩们身上，倒是在我们这些青年身上，他似乎是在同我们作一种较量”，这较量是什么呢？“叔叔终于获得了新生，可是他却发现时间不多了，他心里起了恐慌，觉得时间已不足以使他从头开始他的人生，时间已不足以容他再塑造一个自己，他只得加快步伐，一日等于二十年！”这种不甘心不服老的冲动，让张贤亮无论在文坛，还是在情场，在商场，都成了一种特立的存在，谈不上德高望重，德艺双馨，却活力惊人，风流不羁。
他是文学史上的坏小子。这种坏小子是有谱系的，上承郁达夫，下接王朔。
《沉沦》里被女性屡次拒绝，最后高喊着“祖国，你快强大起来罢”蹈海的留日学生，《动物凶猛》里整天打架拍婆子，却梦想着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成为英雄的马小军们，都是这种文学史坏小子的典型。他们将最宏大的与最私密的，最精神的与最肉体的，用欲望与青春的针线缝在一起，成就了大时代的另类传奇。人人都爱坏小子，因为他们冲击你最底层的隐秘心思，为你乏味而苦闷的精神世界打开一扇新窗。坏小子通常不为体制所喜所容，但他们总能收到意味复杂的赞美与怀念。不管你从他们那里读到了什么，你都没有读错，因为坏小子，只是逼使你直面自己的青春与欲望的点火器。
白日焰火绽放，他们哈哈大笑，剩下的事，他们可不管。
（2014年9月27日，张贤亮先生因重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8岁。）
作者：杨早，知名文化学者，作品有《野史记》等，正编《话题》系列丛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