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年龄的关系，我越来越觉得，较之川端康成村上春树，较之日本文学外国文学以至所有文学，甚至较之讲台、课堂和大学校园，我衷心热爱的好像更是土、土地、泥土。还有比泥土、土地、土更神奇的么？你看，千姿百态的树、五颜六色的花、大大小小的瓜、长长短短的豆——你我赖以活命的五谷就更不用说了——哪一样哪一种不是土里长出来的？只要有了土，加上水和空气，其他概不需要。不需要饶舌的广播，不需要媚俗的电视，不需要自作聪明的iphone、ipaid，不需要那些劳什子。
然而，几年连续回乡，我惊讶地发现为数不少的农人不再热爱土地了。一如教师不再热爱课堂，翻译家不再热爱外国文学，烹调师不再热爱厨房，理发师不再热爱头发和发型，少妇不再热爱出国求学的丈夫……不不，问题比这严重得多、深刻得多，也危险得多。
说别的地方没有现实根据，还是说我热爱的故乡小镇吧。虽说是镇，其实和城镇定义了不相关，不过是人口集中些的村庄——农民并没有像乡长变镇长那样变成镇民，亦如没有像县长变市长那样变为市民。但若说毫无变化也不对。变化之一，即是这里一些农民不再热爱土地。那么热爱什么呢？拆迁！一门心思盼望拆迁，望眼欲穿，“拆”心似箭。每次回乡都听得拆迁传闻。一有风吹草动，人们便喜上眉梢，奔走相告。无他，盖因拆迁可以得到补偿。为了多得补偿，有人拔了庄稼栽葡萄苗，栽得密密麻麻；有人在房前屋后菜地上加盖窝棚，盖得密密麻麻。
几次传闻以传闻告终之后，人们开始变得气急败坏，愈发粗暴地对待土地，似乎拿地出气。大田地倒也罢了，即使住房周围也开始使用除草剂。什么“百草枯”什么“见绿杀”，光听名字都让人不寒而慄。路边、田边甚至篱笆外的草都蔫了，黄了，枯了，看着让人心头泛起难以言喻的痛楚。太残酷了！那样的地方长点儿草有什么不好？何必用“百草枯”？夏天没有绿色还叫夏天吗？何必用“见绿杀”？古人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形容草的生命力的顽强，可是，再顽强的草也抵不住这类农药。有的喷洒下去，三年寸草不生——三度春风吹不生！一次，大弟夫妇把大门通往房门的甬路两侧也喷了“见绿杀”，致使已经长出三四片嫩叶的牵牛花凤仙花石竹花连同杂草全军覆没，犹如激战后的沙场。出镇散步，枯草旁边有时候就是一堆堆牛粪、羊粪和猪粪——宁可施化肥，也不肯花些力气把粪施到地里，任凭土地眼巴巴地看着粪堆风吹雨淋。作为农人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土地呢？为了得拆迁或土地征用补偿，情愿失去一代代农人与之相依为命的土地，失去哺育他们的田园。说极端些，简直成了土地、田园的出卖者、叛徒！
写到这里，我不能不想起一九九三年去世的祖父。祖父生前一直住在小山沟的茅草房里。房子西边的山坡就是他的宅基地和责任田。坡地，土质不好，有许多粗沙和石子，是小山村最瘠薄的地块。可是祖父是多么热爱那块地啊！我时常看见他一边锄地一边把石子捡起扔去篱笆根。久而久之，篱笆根下整齐堆了一排石子。冬天外出每每提个苕条篓拾路上的冻粪。夏天呢，开句并非玩笑的玩笑，他甚至舍不得在外头撒尿，憋回来撒在自家坡地的果树下。我猜想，没准他疼爱那块地超过疼爱我们几个孙子。有一年在县城工作的叔父把他接到城里养老，他住了不出半年就回来了。“城里的水泥地哪是泥啊，混凝土哪是土啊，干巴巴硬梆梆的，只生灰不生菜，只长垃圾不长庄稼，我可受不了！”祖父指着脚下对我说，“你看，这才叫土，这才叫地，早上看看菜叶树叶长多大了，晚上锄锄草洒洒水，比什么都好！”直到八十岁了，祖父还守着那块地整天忙这忙那。我知道，那块地是他生命的凭依，是他快乐的根据，是他精神的寄托，是他的爱。
也许你要说，现在的农民和你祖父那代农民不同，哪有那么多闲工夫？NO！闲工夫太多了——百分之八十的时间用来打麻将了。对于他们，麻将桌就是祖父那块地！
正如书房是读书人心灵的物化，土地、田园是农人心灵的外现。田园的贫瘠意味心灵的贫瘠。土地的荒凉意味心灵的荒凉。
呜呼，“见绿杀”，“百草枯”，被抛弃的粪堆！
文/林少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