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膜与相知】
“一个作家必须‘不仅仅是个作家’，必须对同胞的福祉负责。”这是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说过的话。2014年7月13日，90岁的戈迪默在约翰内斯堡的家中平静辞世。这是继曼德拉辞世后南非经历的又一次伤别离，南非总统祖马哀悼戈迪默的逝世时说：“南非失去了一位爱国者，失去了一位著名作家，也失去了一位争取平等和自由的振臂疾呼者。”
2004年1月，笔者就“作家为什么从公共领域消失”的议题采访中国作家王蒙，当时作为介入公共领域的文学范例，谈及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我见过她，1986年我参加国际笔会纽约年会的时候看到过她。那是个说话做事都很绝断的人，她坐过监狱，因为反对南非种族主义隔离，跟曼德拉站在一条战线上。她是一个白人作家，但是她站在黑人一边，一生都把废除南非种族隔离当成自己终身奋斗的理想。”王蒙对戈迪默并不以为然，他继续说：“曼德拉因为坐过监狱，深感做犯人的痛苦，一生憎恨监狱，主张用西方文明对待国民，例如废除死刑。但是现在南非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又面临着自己的新的问题。面对新的现实，戈迪默话似乎不多，因为她为之奋斗的一生的目标达到了，但是达到了又是这样的境况。作家都是理想主义者，要是他的理想最后变成了现实，而这个理想在实现的过程中与当初设想不可能全然没有差异，他该怎么办呢？这样的经验中国作家也不陌生。”
事实上中国作家，包括中国读者对纳丁·戈迪默是陌生的，在书店很难找到她的著作，仅有的中译版《我儿子的故事》初版于1998年，现在图书市场也很难见到。比较起来，同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澳籍南非裔作家J.M.库切对戈迪默的理解更加深入，他为《纽约图书评论》两次撰写过戈迪默的评论，显示出对其甚深的了解。库切写道：“如果有某个重要的原则，使戈迪默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南非民主化期间的作品充满活力，那就是对公正的追求。她笔下的好人都是无法在不公正环境下生活或获益的人；而被他拿来严厉审问的人，则都是那些想方设法窒息自己的良心、使自己顺应世界现况的人。戈迪默所渴望的公正，要比公正的社会秩序和公正的政治分配更广泛。在某种较不容易定义的程度上，她还渴求私人领域的公正关系。”
【故乡的叛逆者】
1989年5月24日，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播出了节目主持人泰利·格罗斯对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的专访。访问中，格罗斯与戈迪默谈到她的故乡约翰内斯堡附近的矿区小镇斯普林斯。格罗斯问：“那座小矿城的人是否把你看作是叛徒？”戈迪默回答她很早就离开那座小矿城，不清楚当地人如何看自己。“我在那里只是埋头写作，那是一项秘密活动。没有谁会对此感兴趣。”直到她的第一本书出版，故乡的人才感到恼火，因为作品的自传性呈现了生活之地的的真实境况。
出生于1923年的戈迪默9岁开始尝试创作，15岁在杂志发表小说处女作《昨日再来》，25岁的时候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面对面》，同年开始她第一次短暂的婚姻生活。戈迪默的早期小说更多是对她的生活之地的书写，约翰内斯堡附近的矿山小镇斯普林斯是戈迪默的家乡，那是一座淘金的小城，周围是众多的巨大的金矿，距她家一公里处就有一片被当地人称为“场子”或“营地”的地方，那里住着从南非各地来的黑人矿工，他们是临时被雇佣的季节工，没有妻室，没有儿女。1948年南非的种族主义政权建立，戈迪默对黑人矿工命运的认识始缘于阅读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的《屠场》，这部描写芝加哥联合屠宰场的工人生活，因其揭露残酷黑幕吸引戈迪默，由此她明白黑人矿工为什么被成群地奴役。
戈迪默对所在环境的认识还来自她就读的修女学校，这是南非的一所全白人学校。在学校读书不会产生疑问，那里没有黑人孩子。后来她明白没有黑人孩子是因为他们被隔离。黑人孩子不准进学校就读，不准进图书馆，不准进电影院。戈迪默的父母都是犹太人，父亲是由东欧立陶宛到南非的移民。母亲对镇上的黑人生活有内疚感，看见他们遭受虐待会同情。母亲是少有的把黑人当人看的白人，她与当地的妇女组织在城市近郊的黑人聚居区开办孤儿院和诊所。成年之后戈迪默对南非大陆有了更多的了解，1953年，三十岁的戈迪默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说谎的日子》，《纽约时报》将她与英国作家伍尔夫相比，称她的作品“成熟、洞悉人生”。次年她在结束第一段短暂的婚姻之后与商人霍尔德·卡塞尔结婚，同年她第一次访问埃及，开始她在非洲大陆的旅行，也更广泛地了解外部世界的忧患。此后她出版了长篇小说《陌生人的世界》《恋爱季节》《资产阶级世界的末日》《七月的人民》等。
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也是戈迪默的思想同道和文学知音，2004年3月，苏珊·桑塔格在开普敦和约翰内斯堡参加过首届“纳丁·戈迪默讲座”，她在发表主题演讲《同时：小说家与道德考量》时说：“每个民族的主要光荣都来自其作家。”她在论及戈迪默的文学价值时讲道：“一位坚守文学岗位的小说家必然是一个思考道德问题的人——思考什么是公正和不公正，什么是更好和更坏，什么是令人讨厌的和令人欣赏的，什么是可悲的和什么是激发欢乐和赞许的。”
【写作姿态与个人立场】
在20世纪，随着各种思潮的兴起，文学与公共领域的关系，作家与道德的关系一直在发生变化，戈迪默的写作姿态和个人立场始终鲜明，她在自述中说：“任何一位作家，只要他生活在受歧视、受压制的人们之中，只要他周围的人群由于种族、肤色、宗教的原因被打入另册，就都会听命于时代，感受到大形势在他内心唤起的道德使命。”
1960年代是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日益严酷的时期，黑人的反抗运动也日益炽烈。随着文学影响力的扩展，戈迪默开始对南非政局发表看法，更多地参与公共事务。她与民权活动家纳尔逊·曼德拉结识，使她的人生进入真正叛逆的时期，反对种族隔离制度，支持黑人抵抗运动，1962年曼德拉被控犯有颠覆罪受到监禁，戈迪默协助曼德拉起草演讲词《为理想我将献出生命》，她在此期间积极参与营救被通缉的多位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者。
（纳丁·戈迪默与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摄于2005年。）
戈迪默回应外界对她的政治意识的诘问时说：“我所关心的是人的解放，无论其性别或肌肤如何。”她在1988年出版的评论集《基本姿态：写作、政治和地域》里写道：“一个作家必须不仅仅是个作家，必须为同胞的福祉负责。”
戈迪默的创作能量丰沛，先后出版过十三部长篇小说，十二部中短篇小说集，她的写作具有鲜明的政治意识，因其作品有批判种族隔离制度倾向，她的著作被当局所禁，长篇小说《陌生人的世界》被禁十年之久，《资产阶级世界的末日》被禁十二年之久，《博格的女儿》被禁的时间短，有四个月时间。然而戈迪默的文学业绩使她广受瞩目，多次获得重要的国际文学奖项，她是法国文学骑士勋章获得者、美国艺术科学院荣誉院士和国际笔会副主席。
1986年，戈迪默谴责南非当局对国际笔会采取新闻检查制度，次年她协助创立南非作家大会，98%的会员为黑人。
1991年戈迪默在68岁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为：“以热切而直接的笔触描写在她那个环境当中极其复杂的个人与社会关系。她的文学作品由于提供了对这个历史进程的深刻洞察力，帮助了这个进程的发展。”戈迪默是南非历史上第三位与诺贝尔奖谱系产生关系的获奖者，此前在1960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当时的非国大主席艾伯特·卢图利，1984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人权活动家德斯蒙德·图图主教，199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是纳尔逊·曼德拉，他们是南非不同时期反抗种族隔离制度运动的灵魂人物。
1990年2月18日被监禁多年的曼德拉获释，1994年4月，南非举行首次不分种族的选举制宪大会，非国大赢得62%的选票，此次会议选举曼德拉为总统，种族隔离制度由此废除。然而新的南非也有新的问题出现，新政府出现的贪腐渎职，政府管理的低效，社会贫困难以根除。2003年还是南非籍的作家J.M.库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形成南非文学的异质表达。在新世纪戈迪默逐渐退隐到时代的暗处，但是她并没有中断写作，2005年出版长篇小说《新生》和中短篇小说集《贝多芬是1/6的黑人》，新作聚焦南非新时代的问题，呈现她面对新生活的思考。
2014年7月13日，90岁的戈迪默在约翰内斯堡的家中平静辞世。这是继曼德拉辞世后南非经历的又一次伤别离，南非总统祖马哀悼戈迪默的逝世时说：“南非失去了一位爱国者，失去了一位著名作家，也失去了一位争取平等和自由的振臂疾呼者。”
[内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1923年11月20日－2014年7月13日），南非女作家，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2014年7月13日，戈迪默在约翰尼斯堡的家中安详辞世，享寿90岁。]
作者：夏榆，前《南方周末》驻京资深文化记者，现职业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