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与活着——评《白老虎》和《第七天》

by 作业本 · 2014 年 08 月 06 日

阿拉文德·阿迪加凭《白老虎》拿布克奖的时候只有34岁，这是他的小说处女作。《白老虎》在布克奖得奖作品中质量只称得上中等，就算和同样以印度为背景的小说对比，它在语言和击打人心方面取得的成就，也逊于《少年PI的奇幻漂流》。这本书有点像噩梦版《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还明显受到奈保尔《印度三部曲》的影响，奈保尔把印度称为An Area of Darkness，《白老虎》阿迪加也将被奴役的那个印度称为“黑暗之地”（darkness)。

对中国读者来说，《白老虎》有一个很容易引发阅读兴趣的叙事结构：中国总理温家宝下周将去班加罗尔访问，书中的叙述者“我”（巴尔拉姆，曾经的司机，后来的杀人犯，现在的成功商人）决定每晚给温家宝写一封信，写他个人的故事，也写他亦爱亦恨的祖国。《白老虎》的第一句话是：“敬呈：热爱自由的国度——中国首都北京总理办公室温家宝总理阁下。”作为中国人，我其实不是很拿得准这句话到底是不是采用了讽刺这一修辞手法，但它大致概括了阿迪加选择的关键词：自由。

阿迪加用了大量篇幅描述印度人如何浑然不知自由为何物，“百分之九十九的印度人都被困在鸡笼里，就像是家禽市场的鸡……这个国家为数不多的少数人已经驯化了剩余的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尽管这些人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和他们一样有力气、有才华、有智慧——并且让后者永远与奴性为伴。这种奴性甚至发展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如果你将解放的钥匙放在他的手中，他会咒骂着将这把钥匙扔还给你”。这是他最为绝望之处，并非因为被奴役，而是因为对奴役失去了痛觉，“关在鸡笼里面的人也在千方百计地维持着鸡笼的存在”。

巴尔拉姆出生于黑暗之地，按照种姓制度只能终生低贱，他勤奋而有野心，终于当上有钱人的司机，按常理来说，这是他能够爬到的最高处，巴尔拉姆第一次穿着司机制服衣锦还乡，他的奶奶甚至不敢碰他，因为那套衣服的象征意义让她畏惧。他的主人、从纽约归来的阿肖克先生和白人妻子平姬夫人待他甚好，对印度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也经常表现出不适应，但在平姬夫人一次驾车失误撞死小孩后，主人没有经过太痛苦的挣扎，就决定让巴尔拉姆替妻子顶罪。虽然最终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人来警察局报案，案件不了了之），但这件事给了巴尔拉姆极大打击，他可以想象自己如果真的顶罪入狱，他的家人不仅不会抗议，反而会到处吹嘘：“看，我们家的巴尔拉姆替他的主人揽下了罪名，被关到蒂哈尔监狱去了。他忠实的像条看家狗。这是多么合格的仆人啊！”为了摆脱被奴役的命运，巴尔拉姆用了最为极端的方式，他杀掉主人阿肖克先生，偷走他的一箱子现金，逃到另外一座城市，从此变成商人。他自由了，但他是一个杀人犯，这是他的选择：宁愿终生活在通缉令之下，也不愿没有见过鸡笼外面的世界。

读了这本书的前面二十页就应该知道，阿迪加想写一部和现实迎头撞击的作品，所以《白老虎》让我想到《第七天》。两年前余华出这本书的时候，我还在美国，迫不及待买下kindle版读完全书，这本书让我震惊——我是说，它几乎是半成品式的语言让我震惊，我绝不相信，余华写了七年，写出《第七天》。我可能读过余华的每一本书，除了他最著名的《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与《在细雨中呼喊》之外，他有一个很短的集子叫《鲜血梅花》，几乎称得上是武侠小说，诡异而充满灵气，那个时候我觉得余华一定会走得更远。从《兄弟》开始，余华选择让自己的故事和现实越贴越近，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好，每个时代都需要用文学记住当下，余华也是中国一流作家中少见有勇气公开做半个异议分子的人，随笔集《十个词汇里的中国》在大陆不能出版，他还在纽约时报上写专栏谈中国的审查制度。但《兄弟》就已经写得粗糙而不节制，之后《十个词汇里的中国》语言平庸，在观念上也仅仅延续《兄弟》的核心判断，即当前中国的混乱魔幻堕落粗俗是因为物质欲望冲击一切，这样简单化的分析路径既无力量，更无纵深空间，到了《第七天》，作为读者我已经不大认识他。

在《十个词汇的中国》里，余华有一些思维混乱的议论：“毛泽东时代虽然生活贫穷而且压抑人性，可是没有普遍的和残酷的生存竞争，只有空洞的阶级斗争，当时的中国其实没有阶级的存在，所以这样的斗争仅仅停留在口号里。那个时代人们节衣缩食平等相处，只要小心翼翼，谁都可以平安度过一生。”这几乎是对《活着》中种种苦难的背叛，也忘记了那些多到难以一一列举的故事，比如再怎么小心翼翼，老舍还是在受尽屈辱后自沉于太平湖，再比如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在1966年被学生打死，凶手至今仍为未为人知。

更让人觉得困惑的是，在给哈金的《南京安魂曲》写序时，余华又说：“感伤之后是感叹：人世间的可怕不只是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还有命运的无情冷酷，而命运不是上帝的安排，是人和人之间制造出来的”。但在自己的作品《第七天》中，余华却几乎把所有命运的无情冷酷归结于这个时代，在和现实的正面撞击中，他撞晕了。同样以复杂的心情描写祖国的堕落，赫塔·米勒和布罗茨基都留下了足以传世的作品，作家当然应当审视现实，然而也太容易在近距离审视中，失去对文字的敬畏，就像作家的政治正确是为他的作品增添光彩，却不能成为光彩本身，文学自有游离于意识形态判断之外的评价体系。阿迪加做过多年记者工作，其作品自然带有浓厚的新闻元素，除了《白老虎》，他的第二本书《塔楼最后一人》写的是拆迁问题，但他并未像余华一样，让新闻现实将文学作品淹没，他找到了往下走的可能性。《白老虎》中，阿迪加让巴尔拉姆以各种方式渴求自由，他想尽办法存下七千卢比，想睡一个金发女人，因为主人能睡到金发女人，但最后发现他找到的妓女只是把头发染成金色，他还被人耻笑“才七千卢比，你还想怎么着？真正的金发需要四五万。”到了最后，他发现唯有以杀人换取自由，“我多年来一直在寻找那钥匙，可是那道门却始终敞开着”，他知道被捕的危险始终存在，但“即使他们让我顺着木楼梯走向绞索，我也永远不会说我那天晚上在德里割断我主人的脖子是犯了一个错误”，因为“只要能体验一下不当仆人的滋味，哪怕是一天，一个小时，一分钟，这一切也是值得的”。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拉斯科尔尼科夫因为杀人，而永远背叛了自由，但在《白老虎》中，自由却意味着必须付出杀人的代价，正是这样极端政治不正确的结尾，给整本书带来了难以言说的张力。

反观《第七天》，杨飞在走往死无葬身之地的途中，陆续遭遇了上访拆迁毒大米卖肾种种光怪陆离的中国现实，密集粗糙到让人窒息，余华写的都对，杨飞实在不幸，像大部分活得卑微的中国人，但它完成控诉，又止于控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余华其实延续了《活着》开始的思想内核：我们接受命运和国家加诸于自身的一切苦难，没有反抗，活着就行。

我有点疑惑，不知道是余华对人性的理解力仅停留在这里，还是这就是他心目中的中国人，我们甘心于端坐鸡笼中，除了活着，别无他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