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8年，我们刚进大学，就听梁老师讲世界史。
那时他大概五十出头，个子特别高，清瘦，腰杆很直，粗壮的头发永远一丝不乱，脸也刮得很干净，衣着朴素，但穿得很认真，很得体。
他读书很多，对西方历史是真懂，不是那种拿两三本教材凑成自己讲义的老师。讲到西方的诗歌、小说、绘画和雕塑，梁老师的课娓娓动听，不但生动详细，还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在讲达·芬奇的时候，他举起手里的书，让我们看蒙娜丽莎的画像，从各个方面评论一番，然后转过脸，望着那幅名画，像难以置信地轻轻摇头，说：“真是谜一样的微笑，谜一样的微笑！”接着他自己被完全吸引，半天没有讲话。直到学生忍不住笑起来，梁老师才醒悟身在课堂，急急忙忙讲意大利文艺复兴，掩盖一脸的尴尬。
梁老师的英语很好。“文化革命”开始的时候，领袖把大学全停了，后来说：“大学还是要办的，我指的是理工科大学。”意思是文科的东西以吏为师就行。梁老师没课可教，奉命给联合国搞翻译。
有时我们觉得课本上的讲法不大对劲。梁老师会讲，编书的人把史料理解错了。他随手翻开英汉词典，说：这个词有几个含义，用另外一个意思才合适。
【二】
不论是在教室里，还是在下课后，梁老师讲话都是不急不缓，文雅平静。
后来我读了杜威的书，知道人们在学校不仅学到课程的内容，还受多方面的影响。这是“伴随性学习”。光是会写会算，还不能叫受过良好教育。学生来自各家各户，大家的文化背景不同。社会礼仪的标准在学校，学校是一个民族礼仪修养的中心，文化修养好的老师是学校的宝贵财富。梁老师的言谈举止做了榜样，让我们知道，受过良好教育应该是什么形象。
同学们很佩服他，经常向他请教，不但问课程的事，还会问在社会上和生活里碰到的问题。头两三年师母在广西，梁老师一个人住在学校。我们不断往他的小屋跑。那时电话是稀有物品，梁老师当然没有电话。我们也不懂得预约，自己有空就跑过去，不知受了什么吸引。
一见学生，梁老师马上放下手里的工作，脸上泛起谦和的微笑。他耐心听我们啰哩啰嗦的想法，细细讲述他自己的意见。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当年我们随便干扰老师的工作，真是太不懂规矩，太不懂礼貌。
梁老师衷心赞成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特别认真。他觉得有些人自认马克思主义者，不喜欢谁就骂人家反马克思主义。其实那些人从来没有全面读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他们好多主张根本不合老祖宗的原意。这种自命正统的态度对革命导师很不恭敬。
在讲相应历史事件的时候，梁老师会解释报上一些说法错在哪里。他讲得有理有据，给我们的印象是，中国文化跟西方的太不相同，咱们要读懂马克思恩格斯很不容易。想掌握马克思主义，得下非常大的功夫，不但要仔细读马克思、恩格斯多到吓人的书，还得学通西方历史，不然非闹笑话不可。或许可以说，不熟悉蒙娜丽莎，就不大可能弄懂马克思。
面对梁老师的虔诚，许多同学都觉得，当领导的日理万机，很难有时间下那样的功夫。大学教授除了看书就没有别的事。要是讲理论，当然应该是领导读梁老师的著作，而不是梁老师学习领导的报告。
【三】
听梁老师的课，我们都在本子上拼命写，希望把每句话记下来。他讲话平和，但总比我们记得快。下课铃响过以后，我们都得再写一会，不愿落下一个字。等我们记完，抬起头，总是失望地看到，梁老师已经离开教室。他收拾东西特别利索。
他最了不起的，是认为自己没啥了不起。有一次，在他那个整洁的小房间，我告诉梁老师，班里的同学受了他很大影响。
老师淡淡一笑，平静地说：“学问不分国界。能在全世界竞争才叫真学问，那得有最好的研究文献和可靠的一手材料。中国的图书馆里外文资料那么少，在这里搞外国史，哪能斗得过外国人。我只不过是教教书而已。”
我突然明白了古希腊哲人的主张：所谓智慧，就是知道自己没有智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一版共53册，每本七百多到九百多页。第二版增加到70卷，现在已经出版二十多册。图片由作者提供）
作者：袁征，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不满十七岁进工厂当学徒，文革结束后考入大学。出过《孔子·蔡元培·西南联大》等几本书，发了“The Capit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s in the 1920s”等一些论文，还写过《最好的父母》之类散文杂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