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晴官绅游历东瀛者众，后有专著或游记付梓者是亦夥，著名者有何如璋、黄遵宪和王韬等。除了国中的出版物，日本对此类资料也相当重视，“东洋文库”中就收有不少这方面的著作。
在此类文字中，《扶桑十旬记》（包括该书收录的其他三种）容量不算大，却颇具代表性，代表了那一代“开眼看世界”的精英的战略视野，问题意识极其鲜明。不仅有严肃的涉及制度文明的“高大上”内容，也不乏轻松活泼的对文化习俗的观察，甚至有娱乐的话题。我们先从“软”的谈起。
方才有位读者问到几位老爷子东游时，可曾有过“冶游”的经历。我个人觉得，有也并不奇怪，因为这也是东洋文化的一个重要面向。况且，他们作为官人，既有预算，又有足够的时间。但即使有，也不一定会写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包括杨早的高祖杨芾在内的三位作者，考察东洋是受政府的派遣，回国后提交考察报告，是公务行为，不宜谈私人经历。其次，也有知识人的面子问题。尽管在那个时代，文人冶游并没有太多像今天那样的负面印象，但到底不适合写在考察报告中。这方面，最性情者莫过于王韬，他毫不讳言东瀛冶游，甚至有点津津乐道，其所谓“一日看尽东洋花”式的“爱国主义”的大胆表达比郁达夫等留东学生早了何止一代！且没那么滴血溅泪，拖泥带水，要直接得多。
据吴真老师的统计，杨芾老先生在短短106天的游历中，竟然去看了17次劝业博览会。为什么去那么多次呢？因为实在是太好看了，太好玩了，不去都觉得对不住自己。吴真老师也提到了巴黎的万国博览会，请允许我再做一点补充。巴黎的两次万国博览会（1867年和1889年），是日本融入国际社会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尤其1967年万博会，正值明治维新前夕，明治政府倾国力打造日本馆，以期根本扭转西方世界对东洋社会的偏见，提升“软实力”，为即将启动的社会大变革造势，动静之大，非同小可。日本馆内设茶室，吴服女郎伺候，现场演奏三味线，表演东洋舞踏，茶香盈室。乃至日本馆终日人头攒动，创下了开幕6个月，观众逾110万的记录（这在19世纪是不得了的数字），被法国报纸称为“巴黎的日本”。更主要的，日本人亲眼看到自己的“国粹”浮世绘对印象主义等西方现代艺术的巨大影响，从而重新确立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反过来强化了自身的文化软实力，虚荣心也得到了极大满足。接着，又通过1889年万博会，再次完成了向西方的自我推销。继而，又通过自由民权运动和日俄战争，彻底挣脱了西方列强加诸在自己身上的一些列不平等条约，一举跻身列强，实现了所谓“打不过，便入伙”式的转型。
但与此同时，因日俄战争时，发生了一些日军对俄军战俘的残虐行径，经西方媒体的放大，“日本人性恶论”的舆论也开始做大。在这种情况下，一位生活在美国的日本人，用英文写了一本书《武士道》，并在美国出版，从正面宣传东洋文化，拂拭了西方对新近加盟列强俱乐部的东洋小兄弟的不信任感。这个人，就是新渡户稻造，战前当过国际联盟的副秘书长，其头像至今仍印在五千日元的纸币上。
差不多就在同一个时期，1907年3月，日本又举办了东京劝业博览会。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国家盛宴”。作为主会场的上野公园，全称是“上野恩赐公园”，是日本最早的国家公园。内有11个博物馆，如东京国立博物馆、国立西洋美术馆、国立科学博物馆，等等，还有东京最早的动物园，艺术最高学府——东京艺术大学（当时称东京美术学校）也在其中。“博物馆”一词，也是日文从英文的“Museum”舶来在先，后又被中国“拿来”的，“美术馆”亦然。这一系列的博物馆大多是在那个时期，或更早一些时候建成开放的，对日本的文化启蒙，特别是近代文明的普及居功甚伟，让普通的国民，至少是中产阶级，认识到什么是西方文化，什么是一个现代人的“文化教养”。据竹久梦二的发妻他万喜回忆，明治末年，梦二从九州的乡下进京，是一介在首都打拼的苦逼艺青。创作之余，常逛劝业博览会，特爱乘观览车、滑水板。可以说，至此，日本从文化自信心上已经基本没问题了，觉得自个已经可以“脱亚入欧”、登堂入室了。而新渡户稻造则从理论上诠释了东洋“独特”的文化，相当于打造了一张“入欧”的门票。
所以说，这个东京劝业博览会对日本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其最主要的职能便民族自我认同的完成。虽说加入了列强，成了列强的一员，可仍然是小弟弟。民族自信心的树立在前两次巴黎万博会的时候应该说就已经完成了，但尚未最终确认。而东京劝业博览会的主要观众是日本人，主要功能是文化普及，同时也有娱乐，寓教于乐。日本非常重视博物馆事业，形式多样化，展示内容丰富而实用，如东海村原子力博物馆。东海村是日本关东北部的一个地名，建有首台核发电机组，但早已废堆了。废堆后，那个地方就变成了一个核电博物馆。有很多中小学的老师带着学生去参观，学习核能发电的原理。日本就是这样，博物馆多且实用。所以说文化科技的昌明，与博物馆作为国家事业，倾国力推进有很大的关系。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在日本近代化的早期，虽然还没有“文化立国”、“教育立国”这些提法，公开的提法仍然是“富国强兵”、“殖产兴业”，但作为国策，其实是“古已有之”的。经过明治期的改革，日本进入大正时代。大正年代是日本最自由、最西化的年代，有所谓“大正浪漫”、“大正民主主义”之称。日本此时已加盟列强俱乐部，从早年的战战兢兢、小心翼翼，一直到日俄战争之后被确认为列强当然的一员，虚荣心也得到了极大满足——彼时，日本的心态还是非常开放的。
（日剧中的明治初年）
以上谈了“软”的一面。接下来，我们进入“硬货”。有两个问题，我先来回应一下。先说第二个问题：在当时那样一种西化、开放的环境下，为什么后来会导致中日战争那样一种暗黑的结果呢。拙著《中日之间》里有一篇长文《从“大正民主”到法西斯时代》，对这个问题做过一番个人性的解读和诠释，我认为其中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必然因素，比如说明治年间《大日本帝国宪法》（1889年）的颁布实施，但在法理结构上有一些程序错误，比如说“天皇统帅权”问题，陆、海军省大臣须由现役军人出任等问题，这些是宪法程序性问题。这种程序错误不断积累，迟早会发展成一个大bug，导致死机——系统崩溃，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但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个人认为要者有如下三点：首先是经济萧条。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大恐慌。但对日本来说，早在大恐慌之前的两年，已经开始萧条，1927年前后，横滨正金银行发生挤兑事件，酿成金融危机，随后就跌入经济危机的深谷。屋漏偏遭连夜雨，1929年，又赶上全球经济大恐慌，经济持续萧条，而且是不可逆的，这是一个主要原因。经济长期萧条之下，各种社会问题频发，各阶层矛盾开始激化，是一个必然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国际关系开始恶化，不仅仅对中国，关键是与英美为敌，开始反西方，这对日本来说是非常大的转向。因为明治维新本身就是一场西化运动，脱亚入欧，又有“大正浪漫”、“大正民主主义”等，都是西化指向的东西，但突然间就开始反起西方来，包括抵制普世价值等。但日本史学界认为，这种转向的背后，也有美国“逼迫”的因素。
除了这两个原因之外，第三个原因，我认为是一个社会基础。明治维新以降，直到昭和前期，将近半个世纪，虽然推进了一场西化运动，但国家主义的指向十分明显，包括它的大陆政策等，其实都是赤裸裸的国家主义。如果以二十年为一代的话，那么整整两代——受国家主义洗脑的两代精英长大成人，充斥在党政军警特各个要害部门，为国家主义的物化提供了牢固的社会基础。我认为，上述这三点条件具备，日本法西斯化是必至的。
而且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那个时代，法西斯化还没有被后来如战后的民主主义证明是有问题的。换句话说，民主主义也还没能自证它就比法西斯更好。就概念而言，“纳粹”（Nazism）的全称是“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听上去似乎很理想主义，蛮“高大上”的。因此，法西斯在当时也未尝不是一个“选项”，包括中国的“青年社”等，对世界各国的政治发生过极大的影响。
从日本法西斯化的过程来看，不由得为中国当下的状况感到忧虑。因为日本在大正年间，不仅非常西化，而且明治宪法已经开始实施了，理论上日本已然是一个立宪国家，一度有稳定的两党制（政友会和民政党），议会政府和国民选举，一应俱全，只不过是宪法中存在一些程序错误，社会思潮中国家主义的要素比较厉害。但警惕者其实还是有的。当时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美浓部达吉提出所谓“天皇机关说”，他其实是发现了这个隐性的程序错误。但这种健康要素都遭到了无情压制。美浓部教授的声音，在当时非常弱小，完全被淹没了，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再返回来说第一个问题，即洞主邱先生的问题：邱先生认为，回过头来看，百年中国和日本是两条平行线。我认为，中国走了一条平行线，但日本却是一根柱子——是从一个原点出发，一次又一次被夯实的结果。回首百年中国精英对日本的关注，可以看出一个大致的时间轴，其间有过四次高潮。杨芾先生这一拨，即美国学者任达（Douglas R.Reynolds）所谓的“黄金十年”（1898-1907）时期——那时日本已经有25000名中国留学生。
第二拨是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狼狈不堪的左翼知识分子逃亡到日本，如茅盾是带着情人秦德君过去的，郭沫若再度赴日，实现了从诗人向历史学家的转型。这批人在1937年全面抗战之后回国，或即使留在日本，也成为非常小众的存在了。台湾的就不算了。
第三拨是改革开放之后的80年代。1978年，邓公初访日本，签署《中日和平条约》。他在日本受到了国家元首的礼遇，参观了新日铁公司，乘坐新干线，等等。《日本经济新闻》的记者问邓公的感受，邓说：“非常快，好象有人在推着我们跑。中国需要跑。”邓在日本国会演讲，做了一番对日本政界、财界的非常积极的表态，欢迎他们来中国投资，支持中国的改革事业。邓前脚回国，后脚就主持召开了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邓成为第二代领导人，启动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在邓公的脑子里，日本式的现代化其实就是中国未来的“现代化”的摹本。不仅邓本人，那个时代的精英层亦大抵如是。从80年代初开始，大批的精英赴日考察，把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看了个“底掉”。
我个人觉得目前，即从过去五年，直到未来的几年，是第四拨。其实这四拨精英所关注的问题，除了有一些时代差别（譬如当时日本没有IT业，因此也无从关注），但无论是制度文明还是科技文化，医疗卫生，其实该关注的都关注到了。而且以杨芾为代表的一代“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他们的视角，对文化细节的那种关注，包括那种典型的知识人的表述，我觉得都非常之好，弥足珍贵。
我们发现，那一代精英关注异域异文化的视角之独到，观察之深入，往往是后人所不及的。比如最近有些学者在参观了日本国会后在媒体上也写了观察，在我们这种法律门外汉看来，都十分肤浅。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人受制于个人的视角，或者意识形态的制约、文化制约，就其关注的深度来说，未必胜过我们的祖先。就日本而言，它是一次一次的夯实。杨芾们的眼睛所看到的，包括公检法、消防、金融造币、新闻出版、残障人士特殊教育，等等，扫描之广，已鲜有死角。而其中有些观察，不仅对中国有利，即使对日本来说，也不失为文化社会学的一个绝好的田野资料。如杨对东京神田旧书店街的考察（1907年6月15日）和对京桥区林立的报馆的记录（1907年6月26日），让我们认识到日本高度发达的新闻出版和文化内容产业，其实绝非一日之寒。所有这些领域的成就，可以说都是最早的现代化——西化的结果。之后，仍然是这些领域，但是在每一次机遇中都被一次次地夯实。我们看日本随便一个乡村小学，都有百年校史陈列，历届校长的面孔，优秀毕业生的人生轨迹，等等，都可以追溯到很早的时期，一目了然。与之相比，中国则是一个一个的点，连成一条直线，有些地方还是虚的，没历史，没重量。但日本，起点可能只是一块铁饼，但后来一次次积累，夯实，终于成了一支结实的大铁柱。
今天，国中的精英仍然在成批东渡，或者到欧盟国家，到美国，诉求都一样——试图引进、移植西方的文明。但问题是，今天我们关注西方的视线，已经把制度文明排除在外了。而当时制度文明则是考察的对象之一，今天已经彻底出局了。现在充其量是器物层面或者说技术层面的一些考量。因此从出发点上就是有问题的，是更局限的，所以你很难期待能有什么实质性的成果。
回首百年历史，我们看到中国的命运确实很悲催。远的不说，就我说的这四拨，就没有一次能坐实的。当然有李泽厚所谓“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的问题——启蒙的主题被救亡的节奏压倒、打乱，等等。但是我觉得更主要的问题，是这个国家的文化，它在接受舶来文化，或移植外来文明时，在心态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先进的东西始终进不来？或者进来却始终无法落地呢？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这本书中也谈到日本的小学校多么好，幼儿园多么好，他们百年前就知道了。80年代那些精英，那些从国家计委、国家科委、教委、机械部、电力部等机构出去的精英官僚们，他们统统也都看到，都了解，但为什么到今天仍然有汶川学校那样的问题呢？你随便到内陆省份的一个县级市，去看一所新建的学校，再比较一下政府大厦及其中心广场，学校注定只有“向隅而泣”的份儿，跟日本完全没法比。所以我觉得，今天的问题已经不是从西方或者从日本能看到什么，不能看到什么的问题，而是说即使看到什么，也视而不见，或者装作视而不见的问题。这导致即使在异域发现好东西，也无法移植，无法落地。剩下的，就是“中特主义”说了算这样的一个局面。但既然是“中特主义”说了算，你还去人家那儿穷考察什么呢？
最后一点，包括杨芾老先生，也包括其他三种著作的作者，我认为那一代精英在心态上，仍有一种天朝文化上位的余绪。是哪位作者写的忘记了，他说日人的文明全部是自西洋引进，而没看到文化移植背后日人心态上的谦逊积极及其本土文化中的现代性因子——此其一；其二，另外的作者（张维兰），看到东京的街头（137页），“男女皆勤于工作，唯女子往往袒胸，男子往往上下无衣，股际略兜白布，殊不雅观”。我觉得这里，这些老先生们其实是以中土文化本位主义的坐标来关照异域文化。日本的这种裸露身体的穿着，如大相扑选手那样的，男人只穿一条兜裆布，其实是一种文化。对待身体和性的问题，日人与中国是有大别的。一方面有气候原因，也有文化的原因。东瀛夏季溽热漫长，日人酷爱泡温泉，导致其身体观与中国完全不一样。另一位老先生建议今后国人应该到哪儿去留学的问题，说干脆就在国内，说日人也无非是引进西洋的。但实际上日人之引进西洋，从来是有所选择的，西方的器物文明与“大和魂”是相互融合的，否则也是难以生根的（所谓“和魂洋才”）。
所以从这点上也能看出百年前那一代精英，依然活在天朝文化上位的余绪中，是文化“遗民”。虽然那时国力已经很不堪了，且输了甲午（日清）战争，但是他们却仍然无法走出那种余绪，这是一个事实。
不过，那一代人，即所谓第一代“开眼看世界”的精英们，他们的心态真的非常开放，而且“三观”很正，内心并没有多少战败国奇耻大辱的感觉。我个人乱想，如果没有1937年以后的那一幕，国人对日本的怨恨究竟能否会到今天这种程度，我觉得其实是可以打个问号的。
[本文根据2014年6月14日，在“读易洞”读书会上的发言改写而成。《扶桑十旬记》（外三种），杨芾等著，杨早整理，凤凰出版社2014年3月第1版]
作者：刘柠，作家，艺术评论者。著有《穿越想像的异邦》、《“下流”的日本》、《前卫之痒》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