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家代表人物徐复观先生的大名，如雷贯耳，但因为两岸政治的阻隔，以及我个人的阅读偏好，我一直没有读过他的作品。因此，徐先生于我，只是一颗遥挂天边的星星。
九州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徐复观全集》，其中有一本文集，《学术与政治之间》，厚达550页，但我一入眼，读诸版徐先生的序言，便相见恨晚，不忍放手，及读内文，更是如此。
文集多是旧文辑录，大多成文于1940年代末1950年代。这一时间段，正是国民党退败孤岛，共产党建政大陆，退败孤岛的国民党和随迁的知识分子，都在思考大陆是如何失去的。
但是，徐复观作为蒋介石曾经的核心幕僚，卸甲（徐在蒋侍从室挂少将衔）之后，授课之余，其反省的远远超越了国民党是如何失去大陆的，他更是在思考国家兴亡，中国社会如何摆脱专制，走上自由民主的康衢，思考中国传统中那些庚续保护了中国文明的基因，如何与现代政治社会文明发展对接，让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现代文明国家，同时还能葆有自己的文化传统。
中央日报首任社长，我武进乡贤程沧波先生，在为徐先生此书写的书评中，毫不吝啬赞誉之词，称“他今日的文名，他今日所代表的呼声，正是自由中国的第一枝笔，也是自由中国第一位大政论家”，更推崇徐先生是陆宣公、朱紫阳和黄梨洲的混合体。
至于徐先生当得当不得这盛名，每个读者自有判断。
在我读来，《学术与政治之间》这本文集里所阐述的政治观点，所发布的对于历史文化的思考和研究，其所提出的问题，许多恰如为今天所写。这些历史的先声，振聋发聩，至今回荡不绝。自然也让我黯然神伤。
我读《学术与政治》之间，常不由自主浮想联翩，总是摆不脱其文指陈现实的感觉。
历史的圈圈，兜得实在可怕。
《学术与政治之间》一书，内容不外两大类，一类关于现实政治的评论，一类关于学术研究的梳理。现实政治的评论，以民主政治统领，拳拳之心，抨击时弊，恺切中理，故程沧波誉其为“自由中国的第一枝笔”；学术研究的文字，依然浸透着现实的关怀，冰心一片。
在徐先生看来，中国的未来之路，是明白无误的，那就是民主政治。
“专制时代的‘权原’在皇帝”，“民主时代的‘权原’在人民”，明白了这一关节，于是，“中国圣贤千辛万苦所要求的圣君，千辛万苦所要求的治道，在今日民主政治之下，一切都经常化、平凡化了”；“中国历史中的政治矛盾，及由此矛盾所形成的历史悲剧，只有落在民主政治上才能得到自然而然的解决”（《中国的治道》）
殷海光先生读到《中国的治道》这篇文章，称其“立言着意深远。。。真是空谷足音，无论作者在该文中所提论据是否确切不移，他在结论中所指出的中国政治问题底根本解决原则，至少在读者看来，是铁定如山的原则”。（《治乱底关键——<中国的治道>读后》）
我读书中徐先生和殷先生文，恰如余音绕梁，让我百感交集。我忍不住在微信中说，当下的我们，真的应该好好品读1953年徐先生和殷先生先后发表在《民主评论》和《自由中国》上的这两篇文章！
可惜。
作为现代深谙儒家精神的人，徐先生提出，“我们今日只有放胆走上民主政治的坦途，而把儒家的政治思想重新倒转过来，站在被统治者的立场再做一番体认。首先把政治的主体从统治者的错觉中移归人民，人民能有力量防止统治者的不德，人民由统治者口中的‘民本’一转而为自己站起来的民主。”
是的，我们需要的是自己站起来的民主，而不是统治者口中的民本。
民主政治的本质，在徐先生看来，就是敞开人生的大门，铺平人生的道路，在已经得到民主政治的地方，我们可以任意地不谈政治而追求各种各样的人生；在未得到民主政治的地方，我们为了要使每个人都能去追求各种各样的人生，便须首先共同争取这种敞开人生之门的政治！（《政治与人生》）
“大家只有老老实实地走民主之路，才能立国家之大本，才能开太平统一之基”。针对一些民主的表象，那些“假把戏”的“选举”，徐先生指出，一定要在思想、言论、出版、结社自由的空气之中，才算是民主的选举，“关键只在‘老老实实’四个字。此中占不得便宜，出不得新花样”（《中国政治问题的两个层次》）。
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一文中，徐先生认为民主自由是一种态度，而儒家精神、人文精神，是成就人格人生的一副良好态度，也是民主自由的根源，而民主自由则是儒家精神人文精神的客观化。不过，这儒家精神，徐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谈到，是“把人当人”的精神，这倒真是契合了民主自由的精神的。
徐先生对于民主政治的叙述，60余年后沧海已成桑田，但读来犹新，让人唏嘘。不惟如此，像徐先生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及其历史的命运的分析，对于当年击溃中产阶级的力量的判断，也仍历久弥新，余响不绝。
至于徐先生对先秦及后世儒家的分析研判，读来于我也有许多别开生面的地方。
比如，在《儒家对中国历史命运挣扎之一例——西汉政治与董仲舒》中，许多观点，于我既有修正也有指引。比如，徐先生说，在两千年的历史中，“儒家在政治上的若干观念，如爱民、纳谏、尊贤、尚德、兴学、育才等等，已成为二千年来论定政治及政治人物是非得失的共同标准”，这样的标准，在20世纪初之前，即便是最愚蠢最凶暴的人君也不敢不加以承认，“最低限度，哪怕在最黑暗的时期，也提供了人们向前挣扎的一个指针、一个方向。这是在我国历史每一次存亡绝续之交，都可以明白看出来的……所以，在中国历史中除了现实政治之外，还敞开了一条人人可以自己做主的自立生存之路……人们虽生存于专制政治之下，还可以过着互相教养、互相救助的人伦生活。虽然有时政脉断绝于上，而教脉依然延续于下”；“在这种（专制的）胡天胡帝中，儒家思想有形无形地、多多少少地尽了一点提撕缓和的作用。而最主要的还是靠儒家思想在百姓日用而不知之中形成的一个人伦社会于专制的隙缝里面，作为活动的基盘，以延续民族的命脉”。
但是，即便这种有限空间，如殷海光所言，在斯大林式的政治中，却再也找不到了。
徐先生也在许多地方，毫不留情地抨击了后世儒家的苟且，比如科举制度，比如士人政府，都是极其的发人深省。
即便认为孔子之教延续了民族命脉，但徐先生清醒地看到，它“并未能完全解决民族在政治这一方面的问题，因而中国历史始终陷于一治一乱的循环状态”。（《中国自由社会的创发》）
所以，徐先生引入现代民主政治的观念来解决这个问题，也是顺理成章了，但多少有些牵强：“顺着儒家思想自身的发展，自然要表现为西方的民主政治，以完成它在政治方面所要完成而尚未完成的使命。而西方的民主政治只有和儒家的基本精神接上了头，才算真正得到精神上的保障，安稳了它自身的根基”。
不过，庆幸的是，徐先生的儒家的基本精神，也是现代文明的要义，那就是徐先生总结的先秦儒家的“把人当人”，这个精神，“不仅在过去历史中历尽了艰辛挣扎之力，且为我们迈向将来的永远指针，及我们渡过一切难关的信心之所自出”。
（《儒家对中国历史命运挣扎之一例——西汉政治与董仲舒》）
1956年，徐先生在这本书甲集自序中说：
“我认为凡是以自己的良心、理性，通过时代的具体问题，以呼唤时代的良心、理性的时论文章，这都是圣贤志业之所存，亦即国家命运之所系……而所谓舆论，乃系对政治的批评，不是对政治的歌颂，此乃无间于古今中外之常理。假定一个时代到了由钉死自己的良心、理性，进而想去钉死社会的良心、理性的阿谀家们，起来取真正的时论者而代之的时候，这证明说此一时代的终结。”
这个结论，一正一反之间，正可以用来观照我们的时代。
1980年，徐先生在本书新版序言中，再次表露了自己的心迹：
“假定其中稍有可取之处，只在一个土生土长的茅屋书生，面对国家兴亡，世局变幻，所流露出的带有浓厚呆气憨气的诚恳期待；待望着我们的国家，能从两千多年的专制中摆脱出来，走上民主法治的大道。待望我们的文化，能不再受国人自暴自弃的糟蹋，刮垢磨光，以其真精神帮助世人读过目前所遭遇的空前危机。我所能做的实在太渺小了，渺小的毫不足道。但精卫绝无填海之力，却不妨他抱有填海之心。读者若能于文字的呆气憨气中有以谅其区区填海之心，便是我的大幸。”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
我辈生亦晚，无缘得见贤哲风范，但仅读其书，其文朴实，其理亦正，其心亦坚，其情亦深，高山仰止亦步亦趋之心顿起。
哲人其萎，遗响犹在。
微木填海，道心永存。
（《徐复观全集》，作者徐复观，九州出版社，2014年5月）
作者：朱学东，《中国周刊》前总编辑，资深媒体人，曾发表过一系列在业内产生较大影响的文章，被收录到《中国传媒产业蓝皮书》、《中国期刊年鉴》、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