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小姐在《大家》撰文分析“大陆作家的奢侈与困境”，这其实是基于她在今年香港书展上的演讲稿，提纲挈领地总结出了一些要点（当然也有删节，例如演讲中的“困境”有政治审查一项），然后成文。
这场演讲我去听了，有些细节比文中的观点有趣。例如，蒋方舟说到自己为了生计，有时候不得不写“软文”（广东话叫“鳝稿”），吹捧某某牌子的空调之类。80后、90后一代作家的真实，是让很多文坛前辈难以理解的。老古董往往会说：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说出来，太没有作家的架子了！没错，老一辈装；而年轻一代作家最可贵的人格，也是老人家学不来的，就是真实。
蒋方舟真实地表达自己，所以令我们有讨论的空间。从她的演讲，以及她的文章中，我看出她的纠结——关于丰裕物质生活的纠结。而她的纠结，不是个体生命的现象，而是时代的特征——在一个国家崛起，财富暴增，社会浮夸，价值观混乱的时代——前方，是由科技挂帅的充满吸引力，光明却不可知的未来；背后，却有两只手，一只名叫“传统”，一只名叫“道德”，拽着我们的后腿，不让我们往前进。本文想要探讨的，就是物质生活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
在演讲中，蒋方舟说，她小时候读书，觉得作家就应该穷，甚至很鄙视畅销书作家。有趣的是，长大以后，她却成了畅销书作家。她表达了她的无奈，虽然是用风趣的方式。比如，她举例说自己要为稻粱谋，拍化妆品广告。在蒋方舟看来，作家赚钱，或者发财，好像终究不是那么值得炫耀的事情。我只能说，她大概受了小时候所读书的过深毒害，才会觉得赚钱不是好事。
王小波有篇短文，名叫《我怎样做青年人的思想工作》，很精彩。文中，王小波说到自己有个外甥，热爱音乐，不喜欢读书，但很聪明，也考上了清华（与蒋方舟还是校友）。但这外甥不要这样的生活，发誓要放弃，去追求他心中的艺术。家人拿他没办法，只好求助于王小波。那么，王小波是怎么开导外甥的呢？
“我说：有爱好，这很好。你先挣些钱来把自己养住，再去爱好不迟。摇滚音乐我也不懂，就听过一个‘一无所有’。歌是满好听的，但就这题目而论，好像不是一种快乐的生活。我外甥马上接上来道：舅舅，何必要快乐呢？痛苦是灵感的源泉呐。前人不是说：没有痛苦，叫什么诗人？——我记得这是莱蒙托夫的诗句。连这话他都知道，事情看来很有点不妙了……
“痛苦是艺术的源泉，这似乎无法辩驳：在舞台上，人们唱的是‘黄土高坡’、‘一无所有’，在银幕上，看到的是‘老井’、‘菊豆’、‘秋菊打官司’。不但中国，外国也是如此，就说音乐罢，柴科夫斯基‘如歌的行板’是千古绝唱，据说素材是俄罗斯民歌‘小伊万’，那也是人民痛苦的心声。美国女歌星玛瑞·凯瑞，以黑人灵歌的风格演唱，这可是当年黑奴们唱的歌……照此看来，我外甥决心选择一种痛苦的生活方式，以此净化灵魂，达到艺术的高峰，该是正确的了。但我偏说他不正确，因为他是我外甥，我对我姐姐总要有个交待。
“因此我说：不错，痛苦是艺术的源泉；但也不必是你的痛苦……柴科夫斯基自己可不是小伊万；玛瑞·凯瑞也没在南方的种植园里收过棉花；唱黄土高坡的都打扮得珠光宝气；演秋菊的卸了妆一点都不悲惨，她有的是钱……听说她还想嫁个大款。这种种事实说明了一个真理：别人的痛苦才是你艺术的源泉；而你去受苦，只会成为别人的艺术源泉。因为我外甥是个聪明孩子，他马上就想到了，虽然开掘出艺术的源泉，却不是自己的，这不合算——虽然我自己并不真这么想，但我把外甥说服了。他同意好好念书，毕业以后不搞摇滚，进公司去挣大钱。”
看，王小波终究是中国较早一批自由撰稿人。而令人钦佩的是，他对钱的观念，即便是在1990年代初期，也实在比蒋方舟还要洒脱。
“别人的痛苦才是你艺术的源泉；而你去受苦，只会成为别人的艺术源泉。”虽然我们很不愿意承认，但事实不就是这样吗？
不喜欢钱，觉得应该像颜回一样，等待孔子的赞美，其实也没有什么错。毕竟这是个人人皆以为“道德败坏”的年代，讲一些“悲观论”和“末世论”是很有市场的。但是，蒋方舟在讲座中开出的药方，却有些令人跌眼镜。她号召，这个时代的中国作家，在面对扑面而来的物欲时，应该像“柳下惠”一样，坐怀不乱，克制地写作。对这一点，我就实在不敢苟同了。
这大概就是中国——这个处于转型期的国家——一代年轻人的纠结。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或许，只有朝向比我们更早进入“纸醉金迷”世界的国家与时代，看看他们的作家，又是怎样面对金钱的诱惑？
其实，欧美作家很早就已经不再为此纠结。先以美国文豪马克·吐温为例好了，这个人一辈子都幻想发财。22岁那年，他想要成为一名轮船领航员，原因无他，只因为这个职业有高昂的收入——换算成今天的价值，每月约有7万多美元。为了赚钱，他还当过矿工。说白了，写作不过是他的业余外快。但是他天资聪颖，从业余中赚到了大笔钱。亿万富翁的梦想，迫使马克·吐温不断投资，然而他实在太没有投资天赋。一个最经典的故事，是有次电话机的发明者贝尔前去找他，向他推销这个即将改变世界的发明。但是马克·吐温看了看，跟贝尔说：谁会愿意花钱对着机器说话？于是拒绝了。而他把几乎所有的钱，都投资在那些毫无意义的新发明上，比如一种创新的铁箍、一种新的蒸汽机、一种排字机……最终的结果是，晚年的他只好申请破产。但破产之后，有骨气的马克·吐温，用自己的写作和环球演讲，硬是将债款全部还清。对金钱的渴求与压力，非但没有阻碍马克·吐温成为伟大的文学家，反而令他为世人留下更多的好作品。
再举一个例子，也是美国的作家：杰克·伦敦。这倒霉孩子，从小父亲不认他，母亲改嫁给已经有11个孩子的男人，他的姓“伦敦”，就来自继父。少年时代，杰克·伦敦基本靠自学完成教育，而后不得不做童工，他的多数时光，是在贫民窟度过的。27岁，他就写出了伟大的杰作《野性的呼唤》。在杰克·伦敦这里，写作只有一个目的，用他的原话说：“写作就是为了钱。”他赚了很多钱，也不断挥霍钱。他建造豪宅“狼居”，宴宾客。为了钱，他不断地写，却佳作连连。死时才四十岁，原因是注射毒品过量，一般认为是自杀。马克思主义文学观认为这证明杰克·伦敦在纸醉金迷的资本主义生活下精神的痛苦，或许吧，因为他确实接受过社会主义思想。但钱，完全没有妨碍杰克·伦敦的创作。
写了这么多，其实我只是想说，对蒋方舟言及的种种“大陆作家的奢侈与困境”，是不足以解释，今日之中国无法诞生伟大文学作品的原因的。蒋方舟论证的问题在于，她始终是个文艺青年，分析问题太文艺（文学）腔了。她很亲切，很谦虚，能说段子，能把握一些基本观念，例如她说害怕自己依赖经验写作，这是对的。作家不可能把什么事都体验一遍。又如，她认为“文学不是勇气的游戏”，所以没必要刻意挑战什么来证明自己是好的作家，这也是对的。然而，她始终认为“写作是安逸的反面”，却有点迂腐。
说到底，作家实在不是谁都能胜任的职业，优秀的作家更是如此。今天的中国，素材足够多了，之所以没有伟大的作家，在我看来，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还没有降生不世出的天才——和任何人的道德修养并无关系。
一个作家如果有文学天分，道德再败坏，再贪名爱财，也可以写出伟大的文学作品。相反，一个作家如果没有文学天分，即便很有道德原则，毕生都端着“节操”牌坊过生活，也至多只能成为一个道德家罢了，怎么可能成为文学家呢？把道德和文学修养混为一谈，这是很多中国人的妄念。
中国人总是觉得“文如其人”，以为写得一手好文章的人，一定是道德高尚的人，所以才会被那么多写字的人骗。
作者：许骥，写作者，著有《同胞，请淡定》《书评人可以歇歇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