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两天看到新闻：一个21人的犯罪团伙假冒身份，招矿井黑工，然后锤杀工友，骗取赔付。这现实的残酷远远超过电影《盲井》所呈现的。
尼采曾说，最适合创作的，是在两个时代交界的裂缝当中。现在，我们正处在这样的裂缝中：新的技术对抗旧的技术，新的道德对抗旧的道德，新的伦理对抗旧的伦理。无数荒谬的事实喷涌而出，就像火山喷发过的地方植物长得格外茂盛。
——大陆作家的第一个奢侈，就是题材的奢侈。
在现实的丰富当中，人的身份也呈现出多样性。
印度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曾经形容：“ 一个人可以是意大利人、女人、人权主义者、素食主义和经济保守主义者、爵士乐迷或伦敦居民，其身份犹如阳光下的三棱镜，随着镜面的转动，将会反射出不同的光芒。”
而身份转换的多样，在当今中国大陆格外明显：一个公务员，可以同时是房子被强拆的上访者；一个新疆的穆斯林，可以同时是共产党官员；一个志得意满、爱国而“代表正义”的著名主持人，改天就被调查。
人人都生活被在不同身份所囚禁的人性监狱当中。这些都是创作的绝佳素材。
日本作家安部公房有个短篇小说，叫做《砂丘之女》，讲得是一个名叫仁木的男人，发现自己被困在一个瓶中，身边只有一个女人，瓶口源源不断落下沙子，他必须不断铲走沙子才能让自己不被活埋。无望当中，他决定开始写作。
相对于西方社会已经相对固定的平静的生活，中国社会更像这个瓶子——源源不断的沙子落下，让人在愤懑与绝望中，有更多的创作动力。
——大陆作家的第二点奢侈，就是在创作条件上的奢侈。
在大陆，行业的划分还不够细化和专业，我所认识的大部分作家都有被邀请从事和纯文学无关的工作——策划电视剧，写个话剧剧本，编个电影，等等。我怀疑唯一大量阅读的小说的人，除了出版社编辑，就是各类影视公司的策划，但凡情节性强一点的小说就被买走影视改编版权，竟意外地显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热闹来。
社会对于“文化”十分推崇。文化打了引号，是因为那是社会想象当中的文化。比如我，就曾经做过两三个广告。这并不说明我十分地走红，只是折射出这样的心态——找了一个歌手，找了一个模特来做广告，好像缺点深度，那就再找一个作家吧！因此，经常可以看到作家或是文化人士出现在各种古怪的商业场合，牵强地由文学、艺术谈到钟表、酒水。
这固然是可笑的，但在客观上，也让作家进入了商业社会，有了物质方面更为丰富的可能性。
按照上面的说法，中国作家享受创作条件和题材的无比丰富，按理应该是创作的井喷，可为什么现实并不如此呢？
第一个困境，恰恰是因为题材的丰富。
黑龙江的孕妇猎艳杀人案，还有更早的河南洛阳性奴案等等，荒诞、悲惨、吊诡的现实让作家有了书写的热情。令人目眩神晕的现实，很容易让作家丧失了判断题材的冷静，一味地铺陈荒诞的现实，结果既丧失了文学上的美感与深度，也无法超越现实的惊心动魄。悲哀的是，被艺术改造过的版本，往往还无法超越一则社会新闻。
作家要做的，应该是对这些新闻保持柳下惠一样的冷静，面不改色心不跳地经过它们，鉴别它们，穿越它们，远离它们，最后才能抵达更深层的真实，抵达时代的核心困境。这是对作家技术与心态的双重挑战。
第二点困境，是真实生活的缺乏。
我们所耳熟能详的大部分作家，如莫言、余华、韩少功等等，早年都居住在农村，书写熟悉的土地。后来，随着成名成家，他们的生活环境转移到城市，然而，几十年过去，作家进入作协，进入大学，进入文学馆。城市对他们来说更像是居住环境，而非创作土壤。白领的生活、都市的情感、商业的规律，都是极其陌生而疏离的。
第三点困境，是最艰难，也最无解的，那就是生活体验的支离破碎。
刚刚谈到作家很难书写城市生活，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中国城市的文明结构还没有形成。我曾经看过几个大陆的创作者改编伍迪·艾伦的剧本。伍迪·艾伦笔下中产阶级的忧愁，改编之后，变成了小市民的撒泼扯皮，非常糟糕，非常难看。
没有稳固的中产阶级，虽然生活在城市，人际关系和伦理还是农村式的，该怎么去书写？
作家永远是少数，他们从奢侈中挣脱出来，从幸福中挣脱出来，跳入困境之中，跳入痛苦之中。如同佩索阿的诗：“我将永远是一个阁楼上的人/ 我将永远只是那个有道德的人//我将永远是那个等着在一个没有门的墙上开门的人/在鸡笼里唱着无限之歌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