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是香港书展的最后一天。本届书展，尾随巴西世界杯而来，对于身兼书迷与球迷者来说，这样的节奏，世界杯综合症失还来不及剧烈地发作，书展就贴心地赶来，诚为一桩赏心乐事。
连日来，像一尾鱼，不知餍足地游弋在书与讲座的汪洋中，得淘书之乐，享思辨之趣，观书事，察人事，透过纸页感受跌宕的时代风云，聆听心灵的低语与呼告，每每有不知东方之既白的兴奋。如斯体验，相信必将化为他日美好的回忆。
【“别想摆脱书”】
目前，本届参展总人数的统计数字还没有出来。记得去年是98万人次。对于700万人口的香港来说，这个规模十分惊人，据说已经创造了世界纪录。笔者连日来盘桓书展，少有不摩肩接踵的时分，自感今届的参展人次，比上届只多不少。
有报道说，根据国际惯例，如今内地的书展已不公布参展人数与销售数字，因为相比“人气”，“文气”更重要，读者与作品的互动深度更重要，而单纯的人数，并不就意味着“文气”的焕然。
道理是没错的。参展人数的可观，并不能就让香港摘掉戴了多年的“文化沙漠”的帽子。这一点，香港著名学者、作家小思先生十五年前就对香港书展的“成功”表示了担忧。在《夜读闪念》一书中她说，香港书展商业味太浓，比如请来美女推销连环画，观众固然很多，但追捧的都是庸俗劣品，严肃作品则在炫目的商品前黯然失色。她希望，香港的书展能多一点优雅书香，少一点庸俗脂粉，品味提高，并且生意照做。
小思先生担忧的情况，十五年后的今天依然存在。有推销电子阅读的摊位，请来帅哥促销，不时赤膊上阵，亮出块块肌肉，吸引少女合影。热闹固然热闹，但这热闹似乎与阅读并不相干。与此同时，通俗小说作者如“孤泣”“小性奴”签名售书签到手软，而香港大学、中文大学出版社的摊位，相形之下，却始终保持着曲高和寡的冷傲。整个书展，通俗小说、实用类图书走俏，学术思想类相对落寞，是不争的事实。
（书展上，帅哥赤膊为电子阅读摊位助阵，图片由作者拍摄提供）
然而，在娱乐至死的现代社会，这也是一幅通吃全球的阅读景观吧，又岂独香港为然？也许，有深度的阅读，向来总是在少数人中间进行，一般大众的阅读，以娱乐、休闲和实用为主，并非多么值得悲痛的事实。重要的是，有不同阅读旨趣的人们，都能从多元的阅读市场上找到自己需要的东西。而多元与包容的视野，正是香港书展在两岸三地的书展中不可替代的优势。
事实上，书展上，严肃图书的景况也并非真正有多凄凉，相反，毋宁说，它们在低调中享受着另类的尊严与风光。
笔者长时间驻足牛津大学出版社中文部图书摊位，一次次目睹其工作人员用手推车添货。该社的中文图书，在中文阅读世界向有品牌，特别对内地读者而言，许多书完全就是“精神奶粉”。你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是内地的出版环境造就了它的辉煌，但其所出图书装帧的典雅与精美，则非有对书籍的热爱与手艺的精良而不办。此次书展，该社推出了高华的《读史笔记》，肖军的《肖军东北日记》《延安日记续编》等重磅书籍，购买者固多属内地读者，但其同样新推出的《殖民家国外》，作者为研究香港殖民问题的罗永生教授，主题则紧紧切入后殖民时代的香港政治与社会心理，购买者中，香港人占多数。笔者在书展结束前两天决定买下此书，结果已经无货，脱销了。
对于厨子来说，还有比吃得一干二净更好的赞美方式吗？
本届书展的年度作家董启章，其小说有博尔赫斯式的玄奥与幽深，书写的是香港人的生存经验，其《梦华录》《繁胜录》，仿佛带有对香港城市未来不祥的预言。书展上，他的讲座听众踊跃，书的销售情况也不错。这一幕，与有评论者认为的严肃读物在香港向上走的趋势正相吻合。
七天里，近百万人亲近书籍，亲近文字，无论如何，笔者都不相信这是一场假面舞会，而宁愿借用艾柯与卡里埃尔那本赫赫有名的书的书名说，这是百万人在用脚和大脑在投票——“别想摆脱书”！
【书页中流动的历史与政治】
在次文化堂展位，我嗅到了历史烟云的味道。这是一个五味杂陈的购书、阅读体验。
次文化堂是一家中小出版社，已经有二十余年历史。从其出版方向看，堪称香港“图书界的《苹果日报》”。它出版的图书，除了实用类型，多以批判香港政治与内地政治的内容为主。近年崛起的本土派论述的教主级人物陈云的书，大多是次文化堂出品。常年犀利批评内地政治的古德明的书，更基本由其包办。
本次书展，次文化堂重点推荐的图书，包括陈云的《香港保卫战》《乱世修行》，林匡正的《香港大崩坏》《香港抗争运动史》，吴志森的《香港人不高兴》《不是一个人的战斗》，小思作序的《香港教育大零落》，岑逸飞的《谈另类国学》，彭志铭的《爱港不爱党》，毛孟静的《我是香港人》等。
显然，这是今日香港本土论述的一座重镇。在这种论述中，与内地政治切割，内地的民主，内地人的生活是内地人的事，香港人不必再关心，是一种市场在渐渐扩大的声音。说次文化堂出版的此类书籍，代表的是一种反抗的图书，应不算夸张。
书展期间，出于了解的兴趣，笔者多次往观次文化堂的展位，结果发现，次文化堂的这类图书，销售情况尽管不似通俗小说那般火爆，但细水长流，总有人驻足翻阅、解囊购买。而次文化堂的促销力度，也堪称书展中的翘楚。书的作者们轮番上阵签名售书，声势颇壮。《我是香港人》等书的作者毛孟静，是立法会议员，香港人熟悉的公众人物，她多次到次文化堂的展位站台，手持话筒，高声为其系列本土论述广而告之。
（香港本土派论述的旗帜人物陈云在书展上为读者签名，图片由作者拍摄提供）
然而，同样在次文化堂展位，在一个不醒目的角落，我却发现了该社于回归之前的1997年6月出版的一本旧书，书名为《旧路行人——中国学生周报文辑》，编者是前述知名学者小思。《中国学生周报》是五十到七十年代之间香港著名的报纸，读者群体以学生为主，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曾担任该报第一任社长。
从《旧路行人》中可知，在《中国学生周报》的年代，已有关于香港人身份的论述，有关于中国认同问题的讨论。只是，同样的议题，同为香港人，彼时的论述，与今日次文化堂展位上推销的林林总总的书籍中的论述，却是大异其趣。
最可注意的是，《旧路行人》中，有一辑的名字就叫“爱国爱港”，对今日香港政治稍微了解即知，在今日的政改语境中，这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词组，而当年的知识人，却是在完全主动、正面的意义上使用它们的。
一九六八年三月八日的《中国学生周报》上，刊有岑逸飞的《反“时髦爱国”》一文。此时，内地“文革”已爆发两年，文中有这样的话：“目前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十分痛苦的，而这种痛苦也是无可奈何的。纵使你不愿意做一个中国人，你还是留着炎黄子孙的血液，你还是有着黄的皮肤、黑的头发。事实上，我们是与生俱来的中国人，是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血肉相连的中国人。我们根本不可能使自己在心灵上与中国隔绝。而作为一个真真正正的中国人，我们也必然地要负起对中国的责任。”
岑逸飞同时批评了“时髦爱国”者，即那些“当中国人民受迫害的时候”，却不能坐言起行，而只是满足于呼号口号的人。
岑逸飞是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家、专栏作家，曾主持电台时事节目《时事分析》达十五年之久。书展期间，老迈的他，坐在轮椅中，神情落寞、萧然，出现在次文化堂的展位后面，为零星而至的他的读者签名。他的面前，是重重叠叠的关于香港，关于中国的书，那里的中国论述，已然与他近半个世纪前的文字，有着截然不同的温度。事实上，在香港，今天已经很难发现岑逸飞那样的文字了。
这样的历史轨迹，令人黯然。
作者： 章诗依，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