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套名气忒大的《讲谈社·中国的历史》十卷本中，最有意思的可能就要算这本《疾驰的草原征服者》了。如书名所示，这本书的焦点是中国四个少数民族政权：辽夏金元。
在中国的传统历史书写中，中原王朝史观在大多数时候似乎是唯一的政治正确，异族王朝不仅相对边缘，而且戴上了很多顶诸如野蛮、暴力和残酷这样的大帽子。如果不是蒙古人“一意孤行”地为少数民族兄弟鸣不平的话，二十四史里恐怕要成了二十二史，只有《宋史》，没有《辽史》和《金史》。
即使到了这个时代，异族王朝仍然带有原罪的基因，我们习惯于流传这样的段子：契丹人如何无耻地占据了燕云十六州，女真人如何残暴地勾结秦桧杀害了我们的民族英雄岳飞，不过他们都不如蒙古人，蒙古人如何人神共愤地灭掉了中华文明的顶峰宋朝，又如何在中国推行反人类的民族压迫政策。
还好，异族王朝们还是迎来了他们的知音和代言人：杉山正明先生。杉山正明在《疾驰的草原征服者》中，几乎在每个章节都不忘抨击一下“大汉族主义历史观”，像一个勤恳的环卫工人一样为“草原征服者”们洗刷着“不白之冤”，更重要的是，如姚大力先生在本书的序言中说，将异族政权作为“积极正面的主角”，“由他们来贯穿从唐到元的中国史进程”。
翻案先从辽（契丹）开始。“与南边共存的北宋相比，契丹国一直被以一种非常逊色的印象谈及”，杉山正明的对此翻案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第一，我们惯常认为虽然北宋的军事力量逊于契丹，但在文化上却占据了绝对优势。但在杉山正明看来，从近年来考古的发现来看，契丹的绘画水平未必不如宋，甚至是代表了中国历史最高制造水准的北宋陶瓷业，随着近年来契丹官窑的发现，也很难说宋朝就一定占据了优势。
看到这里，我只能默默地咕哝，杉山正明的这一判断让米芾、张择端和郭熙这些北宋大画家情何以堪啊，又将中国文化中已被神化的北宋四大官窑置于何地呢？
第二，关于澶渊之盟。这在我们的“大汉族主义历史观”中显然是一个著名的“不平等条约”，但在杉山正明看来，“北宋文化发展的最大原因，首先要归功于这个条约”，“假如没有澶渊之盟所确立的和平共处的体系，这个军事力量极弱的王朝恐怕早就不存在了”。
按照杉山的说法，“澶渊模式”确立了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的方式，和平时间长达一百多年，“为世界史上所罕见”。在一方面佩服于日本学者的国际视野的同时，也可以稍稍比对一下，无论是拿破仑倒台之后的“维也纳体系”（满打满算100年），还是一战后的“凡尔赛体系”（20年），还是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所维持的和平时间的确都不如这个被我们所鄙视的“澶渊模式”。在此，杉山也顺便攻击了一下宋朝，说宋真宗是一个“卑贱又可笑”的人，而澶渊之盟也是被“势利”的北宋单方面撕毁的。至少后一点他没有说错，北宋在金灭辽时突然对辽宣战的确非常不厚道，完全有违于一个所谓的文明高度发达国家之所为。
对于“皇汉”们（当年的大汉族主义者）来说，南宋在岳飞死后与金签订的“绍兴和议”，在屈辱程度上还要远高于澶渊之盟，原谅我再次使用但是，杉山仍然对此赞不绝口，绍兴和议是“澶渊模式”的再现，“依照国际条约达成的和平共处方式，是亚洲的东方规创造出的历史智慧”。
对此，姚大力先生在序言中说，习惯于在“中国的”与“汉族的”之间画等号的读者对这样的看法很可能会极不愉悦，“一种经过双方讨价还价后形成的有等差的外交关系框架内实行‘和平共处’，比起兵连祸结的长期恶斗，难道不是双方都更愿意接受的结果吗？”更何况，这种方式也不是辽金的创造，“它只沿用了汉室王朝早就发明的‘朝贡’体系，不过又把它倒转过来，让一向习惯于接受别人前来朝贡的一方变成了向别人朝贡的一方而已！”
作为日本最重量级的蒙古史专家，杉山正明最强大的翻案火力自然也留给了元朝。事实上，除了这本书，他这两年在华出版的另外两本书——《游牧民的世界史》和《忽必烈的挑战》均将重点放在了为蒙元辩诬的立场上。
撇开如“蒙古时代真正把中华引向了通往‘多民族之巨大中国’”这样的宏大叙事式的赞美不谈，杉山在三本书中谈到了三点一定会让将“中国的”与“汉族的”画等号的读者极其不愉悦的历史细节。
请此类读者做好砸电脑的心理准备。第一，杉山认为，与形象被塑造为残酷野蛮杀人如麻的蒙元相比，“文明国家”宋朝在某些方面才是真正的残酷野蛮。杉山在《疾驰的草原征服者》中举“凌迟”为例称，这一极刑在唐代并不存在，到了宋代特别是宋真宗之后反倒盛行一时，而蒙元呢，不仅“凌迟”不存在，连死罪也判得“很少”。总之在杉山的笔下，蒙元简直是一个几乎消灭了酷刑，洋溢着法治文明的国家，他在《游牧民的世界史》中也有专门一节命名为“蒙古残酷论的错误”。
第二，中华文明在蒙元时代被“发扬光大”。杉山在《忽必烈的挑战》一书中专门用了“蒙古是中国文明的破坏者么”一个小章节来说明这个问题。他以南宋的都城杭州为例指出，与中国历史上惯常的《芜城赋》这样的逻辑完全不同的是，蒙元时代的杭州实现了“持续繁荣”，甚至说，由于蒙元“世界帝国”的背景，“世界各国而来的人群、事物、文化聚集”所带来的繁荣程度“远胜过南宋”。杉山不无讥讽地写道，当蒙古人离开北京退回草原后，北京在明军的破坏之下“转瞬间就变得冷清寂寥”。
第三，元代的种族压迫问题。让我异常惊讶的是，杉山在《疾驰的草原征服者》中竟然否认了我们从初中历史教科书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一种“高谈阔论”：蒙元严格执行着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的四等级身份制度。无疑，这正是正统历史叙述中指认元代种族压迫的一个铁证。杉山认为，这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说法，因为它契合了蒙元的“野蛮印象”，而事实上，这种现象“仅限于后来所恢复的科举应试的极小范围”。
《忽必烈的挑战》中对此有更为详细的论述。杉山在这本书中强调，“元代社会四阶级”其实是一种“极端误解”，“蒙古几乎未对人种、语言、宗教、文化的相异有过什么拘泥”。他指出，所谓被排挤到最下层的“南人”并未有遭受到什么特别被残酷虐待的证据，而最上层的蒙古人，在元代穷困潦倒卖妻求生的事情也并不罕见。
杉山认为，将蒙元视作野蛮与非文明的妖魔化在元代就开始出现，但问题是，蒙元政府对此并未采取明确的应对措施，既无镇压，也没有进行言论控制。多么感人的时代啊，要知道，在美国还有斯诺登事件呢。
在杉山看来，对蒙元的最终恶评是在清代确立的，一个在言论控制上与元代截然相反的时代。而原因竟然是，清代知识分子碍于文字狱，不敢直接批评清政府，只好借批评同为异族政权的蒙元来借以“影射”。对此，我们自然是可以理解的，这就好比，我们在这个时代批评清朝文字狱，批评秦始皇焚书坑儒，批评汉武帝独尊儒术。对于被作为“影射标的”的蒙元来说，我觉得，这才是窦娥冤吧。
对于大汉族主义立场下的妖魔化，杉山的评价简直有点毛骨悚然，“汉文文献的可怕性，无可比拟。欲加以美化、圣化，则极力粉饰；欲加以贬毁、污蔑、则竭力丑化”。
以我的立场，杉山正明对于大汉族主义史观的批判，为中国历史上长期被贬抑的少数民族政权“代言”站台都是绝对有道理的，但总体来看，还是有点用力过猛，一些如“元不存在四等级制”、“元代文明程度不逊于宋朝”这样的说法或暗示有点过于耸动，至少在以上三本书中缺乏深入论证，反而削弱了翻案的效果。
最后，我还是忍不住说一点可能未必合适的“诛心之言”。自上世纪初以来，日本史学界特别是著名的“京都学派”对于中国历史的关注点就高度集中于边疆民族史地研究之上，鸟居龙藏、白鸟库吉和矢野仁一这些日本顶级历史学者，他们在抗战前提出的一些理论（如“满蒙非中国论”）尽管在学术上很有见树，也很难说是配合日本肢解中国边疆而打出的政治牌，但在客观上，的确曾被日本军方利用过。
作为京都学派的继承人，杉山正明自然也继承了前辈重视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的传统，但或许可以说他比前辈们幸运的是，他在这个时代去批判“大汉族中心主义”，从而建立某种少数民族政权史观，在政治上要正确得多，也不会再与“侵华”拉上关系。
但是，狡黠地想，对于杉山正明这一代史学家来说，他们（《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系列中另一本《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也持相似史观）用力过猛近乎偏执地为中国异族政权代言难道就没有一点“立场先行”的因素么？进而可以问，他们的立场为何总是偏向于异族政权？
在为中国的异族政权代言时，日本学者会不会“入戏太深”，就如同中国古代诗词中的“代妇言”一样，将历史上的日本也附会想象成“异族”的一个倒影，在潜意识中对“中国中心主义”有着天然的反感（他们在东亚的历史叙述中也曾被边缘化），对异族政权有着天然的好感？
这样说不知道可以不，在潜意识中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的立场先行，自诩客观的历史学家也概莫如外。或许，“程序客观”就可以了吧。
不要去问杉山正明，你为什么这么爱中国的异族王朝。想多了，就没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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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书出版信息：
《疾驰的草原征服者：辽 西夏 金 元》
作者：(日)杉山正明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译者：乌兰 / 乌日娜
出版年：2014-2
ISBN：97875495336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