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朋友看到我写过几篇涉及《春秋左传》和《资治通鉴》的文章，便希望我能给几位小学生在课外讲一些“国学”，我自然不敢应承。但因此也在书店留意翻看了一些儿童教育的读本，包括新出版的古代幼教读本。其中一本就是编制于明末，据说在清末和民国期间风行于全国各地的《幼学琼林》。
这本书从篇目上看，自《天文》《地舆》开始，讲到《岁时》《朝廷》《文臣》《武职》《祖孙父子》《兄弟》《夫妇》，以至于《身体》《衣服》《人事》《饮食》《宫室》……甚至《疾病死丧》。编者似乎试图在书中帮助孩子们建立一个涉及宇宙、社会、人生的完整的知识结构。它在讲述抽象内容时编入了许多具体的历史典故，是很可取的用心之处。但我细读之下感到，各篇中的主体内容，都还是局限在词语知识层面。
这个课本的第一篇，叫做《天文》。头两句姑且算是讲宇宙起源：“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气之重浊下凝者为地。”
然而到了第三句已是人间社会的语境了：“日月五星，谓之七政；天地与人，谓之三才。”
——这是把自然与人混在一起，或者说，是把人间社会的语汇和意识形态“写”到天上去了。
在这种“天人合一”——自然与社会不分的语境中，根本不可能传授独立于人的自然科学知识。
由此，我感到，科学的意识，自然科学的意识，可能首先就是将自然看作是独立于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的意识。
从这个层面看，这本作为幼儿教育读本的《幼学琼林》，其《天文》篇，并不具备科学教育的功能，甚至连科学的意识都不可能传授。这里面的“天”，是“人文化的天”“情感化的天”。
接下来，在“日为众阳之宗，月乃太阴之象”一句之后，其实介绍的已不是天象本身，而是人们称呼这些天象所用的修辞化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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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名螮（虫）东，乃天地之淫气；
月里蟾蜍，是月魂之精光。
风欲起而石燕飞，天将雨而商羊舞。
旋风名为羊角，闪电号曰雷鞭。
青女乃霜之神，素娥即月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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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风欲起而石燕飞，天将雨而商羊舞”一句，表面上像是介绍“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之类的气象知识，但其实“石燕”和“商羊”都只是传说中能够预知天气的动物：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说零陵山有一种预报风雨、奇妙通神的石燕，每遇风雨就要群起而飞。雨过天晴，仍然为状为似燕子的石头。东汉王充《论衡》说有一种预知上天降雨的怪鸟叫作“商羊”。因此，小学生根本不可能把这两句话当作是一个有用的气象学知识，而只能把它当作一个文化典故。
至于后面介绍“雷部至捷之鬼曰律令，雷部推车之女曰阿香”等等，更是没有什么用的文化知识。比《宫室》篇中“布政司，称为藩府，按察司，系是臬司”这类官署衙门的别称还没用；比《夫妇》篇中“夫谓妻曰拙荆，又曰内子；妻称夫曰藁砧，又曰良人”还没用。这些东西在“天文”篇里铺陈，只能说明真正的天文知识的匮乏。
由此可见，我们今天作为一个自然科学的专业名称的“天文”，其修辞学的源头，不过是“关于天”的“文”而已。它的本质不是“天”的知识，而仍然是“文”的知识。它显示的是：一个文化和词语过于发达的民族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匮乏，以及求真求知意识的不足。
这本书的其他篇目也一样。比如《身体》篇中并不讲生物知识，而讲什么“赵子龙一身都是胆，周灵王初生便有须”这种不能当真的典故。而《地舆》篇，也不讲五大洲、七大洋、国家版图、山川形势，而只讲什么“北京原属幽燕，金台是其异号；南京原为建业，金陵又是别名”这类地名沿革。《武职》篇并不讲国家武装力量的整体架构与规模，而只讲“姜太公有六韬，黄石公有三略”“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这类历史典故，再就是“大将曰干城，武士曰武弁”“都督称为大镇国，总兵称为大总戎”这类词语知识。
《幼学琼林》据说编制于明末，在清末和民国期间风行于全国各地。但如果我们拿《幼学琼林》的《天文》篇比较与下面所录清末梁启超《变法通议》自序中的一段比较一下，就能够感到《幼学琼林》的《天文》与时代的脱节了。
梁启超《变法通议》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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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海草螺蛤，大木大鸟，飞鱼飞鼍，袋鼠脊兽，彼生此灭，更代迭变，而成世界。紫血红血，流注体内，呼炭吸养，刻刻相续，一日千变，而成生人。籍曰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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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这一段文字中，不仅包含着更接近于近代科学的自然演化史和生物进化论——以生动的形象描述了一个丰富的、动态的世界图景；它本身还是一个包含着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的精彩的说理案例。
梁启超《变法通议》虽然不是给孩子读的，但是这些粗浅的科学知识，却是孩子可以理解的真的自然知识，而不是词语知识、记问之学。而这些知识在说理中的实际运用，则对于的思想能力的发育，会起到重要作用。
我买到的《幼学琼林诵读本》，由中华书局2013年出版，作为“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读本系列之一。其实，就其词语的生僻和其反映的社会关系的复杂性来说，无论对于古代的幼儿，还是对于当代的幼儿来说，都属于比较难的。其中大多数知识，都是成人社会交往知识，对于孩子并无多大用处。比如《夫妇》篇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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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人娶妻，曰荣偕伉俪；留物与妻，曰归遗细君。
受室即是娶妻，纳宠谓人娶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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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称人妻曰尊夫人，称人妾早如夫人”“正妻谓之嫡，众妾谓之庶”这类一夫多妻的称谓，在当然一夫一妻制的社会里也自然没用。
《外戚》篇开篇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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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女乃公侯主婚，故有公主之称；帝婿非正驾之车，乃是附马之职。
郡主县君，皆宗女之谓；仪宾国宾，皆宗婿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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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才说到百姓家也可以使用的“新婿曰娇客，贵婿曰乘龙”。
从这些词语知识的传授来看，这本书是把小孩当大人教人，它教出来的是“小大人”——一个满口成人语汇和满心成人世故的孩子。他们在词语中过早地成熟。知识陈旧，思想保守。
近年来，关于《三字经》《弟子规》等旧去蒙学教材诵读活动，有过一些争议，主要是因为这些教材有一些不合于当代的在价值观念。其实，《三字经》《弟子规》，还有《幼学琼林》，作为历史上的低幼读物，它们在思想见识上低于其所处的时代，算不上“国学”，也谈不上是“经典”。现在却往往以“国学”“经典”的面目重新出版，广泛传播，这可能是当代文化不自信的一种反映。
从《幼学琼林》中应当看到，如何把一个时代最先进的思想、文化、知识渗透到“幼学”之中，这是中国古代没有解决，也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也是中国当代面临的一个问题。
作者：马少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师，从事新闻评论教学。曾长期担任媒体评论员和专栏作者。近著《什么影响着新闻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