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五月初，《大家》约稿。希望能就五四时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发表一点看法。但给我划了两个限制，我不方便在这里说出。回答如果不能谈其中一个，也就没兴趣了。只是我的文字是分析性的，即使触及，当不会有什么问题。编辑答应，但要保留删节的权利。说出这一细节，是为亲证。
这些年来，我对五四新文化始终抱反省和批判之态度。在我未读梁任公之前，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即能感受新文化的严重问题。及读之后，由于有了前后比照，更觉问题之严重。
清末十二年，是20世纪的开端，从政治文明的角度，那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时代，它的主题词是“立宪”。然宪政之业，功亏一篑。辛亥之后，清末的虚君立宪转换为民初的共和立宪。立宪对象不同，难度徒然大增；但宪政本身，依然在前行中蜿蜒。
1915年，《新青年》及新文化出世，这是一支新的文化力量（后发变为政治力量），任公及其时代由此淡出。时代主题词亦从梁启超的宪政逐步更替为《新青年》的民主。从宪政到民主，是一种政治范式的蜕变。无论清末宪政还是民国共和框架下的宪政，都是作为一种健康的改良力量出现。民主不然，自清末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权，到踵继而起的《新青年》的“德先生”，它总是与暴力相伴，因而是作为激进的革命力量出现。按照传统体制的讲词，这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两次革命，主导了20世纪的中国史（从共和到共产）。因此，民主不独是国人百年来始终未变的政治目标，也是一个世纪以来影响最大的政治关键词。
今年五月，《领导者》杂志刊发拙文《极权主义的“德先生”——<新青年>民主论》。民主尽管有着其他政治词所没有的世纪光环，但，它遮蔽了它自己的致命症候。把其中的问题呈现出来，而非简单地人云亦云“民主是个好东西”，便是那篇文字的初衷。虽然，构成该文的各部分前此两三年间分别散落在《财经》《中国新闻周刊》的个人专栏上，但单篇不成阵。这次借《领导者》提供的机会，把它们调整修改打通，汇总为一。如题，它着重剖视的就是民主与极权的关联。
极权主义是一种政治现代性，它不是古老的传统专制，而是现代专制。问题是，民主与专制有什么关系，它不是反专制的吗？传统社会所以专制，不正是因为它没有民主吗？谓予不信，请看《大家》6月29号《我们至今未愈的民主综合征》文后的一条跟帖：“不是民主制度就是专制制度，随时都有可能被专制君主剥夺的自由不叫自由。活在随时被剥夺自由的恐惧下的自由，你管他叫自由。我就没办法了。” 请注意，不是民主制度就是专制制度，这是流贯一个世纪的政治学信条，它来自《新青年》。这样的表述，把民主与专制打造为一个无间道的二元对立，却不知民主一个快闪就可以露出专制的内裤。
《新青年》之前的任公时代，政治极权概念尚在视线之外，它面临的专制，是传统的君主专制。任公解构专制的路径是宪政。与此同时，孙中山的方略是民主（亦即三民主义中的民权）。对此，任公很清楚地指出，民主不但无以解决专制，反而自身有可能变成专制——民主的专制。因为专制不分君主民主，它与权力的来源或权力在谁手上没什么关系；关系要在权力本身的行使。如果权力行使不受宪法和法律制约，即为专制。相反，权力受制于宪法和法律，便是法治或宪政（在此，二者同义）。故，君主专制，也可以法治；正如民主可以法治，也可以专制。
不幸，任公的政治学被后来的《新青年》切断了，后者改写的政治学正是把民主与专制对立起来，并以民主反专制。《新青年》七卷一号有陈独秀的《实行民治的基础》，内称：“原来‘民治主义’（Democracy），欧洲古代单是用做‘自由民’（对奴隶而言）参与政治的意思，和专制政治（Autocracy）相反。后来人智日渐进步，民治主义的意思也就日渐扩张”；不仅“拿他来反对专制帝王”，“无论政治、社会、道德、经济、文学、思想，凡是反对专制的、特权的，遍及人间一切生活，几乎没有一处不竖起民治主义的旗帜。”《新青年》的民主虽可溯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但更突出了它与专制的对立。不但影响更大，同时错舛更多。
直到今天，国人依然大部分处在这种政治学的认知中，比如以上那条跟帖的看法就有相当的代表性。这种认知虽然来自当年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国民党专制的历史；但，这只是流，不是源（源头在《新青年》）。是《新青年》式的民主在观念上误导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
民主何以专制，或，民主如何不专制：关键在于它对法治的态度。五四之后，陈独秀在一次名为“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的讲演中，把五四那天的学生行为称为直接民主性质的“直接行动”。“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这样的表述每一句都问题严重，最甚者莫过于“不诉诸法律”。其实，学生那天的火烧表演和几十年后的红卫兵打砸抢没有两样，哪怕它头上顶了个爱国的帽子。
北洋时代是一个修修补补的法治时代，《新青年》没有为这个时代的法治推进而努力，相反，那位德先生要做的是踢开法治闹革命。至于陈独秀为什么对宪政和法律反感，不妨见他在《立宪政治与政党》中的言论：“立宪政治在十九世纪总算个顶时髦的名词，在二十世纪的人看来，这种敷衍不彻底的政制……不过做了一班政客先生们争夺政权的武器。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和政党，马上都要成为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
早在1901年，梁任公在《立宪法议》中就指出：“世界之政有二种，一曰宪法之政，一曰无宪法之政（亦名专制之政）。”民主如果排斥法治，同样逃不出专制的窠臼。2013年出版的《谁来守护公正》一书，是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访谈录。其中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在接受访问时很清晰地表示：“毕竟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我们是法治下的民主，某种程度上说，这与世界上多数同样宣称自己是民主政体的国家有很大不同。”这个不同，便以法治为界。民主必须是“法治下的民主”，否则用任公之语即“民主的专制”。
《新青年》在鼓吹民主的同时，不止一次表露出对法律的无视与排斥；故这样的民主天然就内含着专制的基因。
（刊发时略有删节）
作者：邵建，金陵教书匠。出版有《胡适与鲁迅——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