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热，本名吴小刚，1967年8月出生，壮族。现供职于广西文学杂志社，系“八桂学者广西民族大学文学创作岗”团队成员。作品曾获《小说选刊》2003—2006全国优秀小说奖；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最具潜力新人奖提名；第二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最具潜力新人奖；第五届、第六届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第八届广西青年文学独秀奖等。有作品入选中国小说学会“2008中国小说排行榜”，出版小说集《涂满油漆的村庄》、《火里的影子》、《广西当代作家丛书•李约热卷》。
范典/文、图
李约热的名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现在举行世界杯的巴西，其实这只是他的笔名而已。李约热原名吴小刚，11年前就使用这个笔名发表小说，起因是那时候互联网刚进入人们生活，他上网搜索自己的本名，结果发现相同名字的人太多了。“对一个想写出与众不同小说的作家来说，这个名字有点普通。那时候有语不惊人誓不休的心气，这种心气最早用在了取笔名上。”
他承认自己喜欢看足球，而且当时有一部名为《上帝之城》的电影吸引了他，便将故事的发生地化作了自己的笔名，期望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他之前写了不少中短篇小说，在国内知名杂志上发表了不少作品，出版了小说集《涂满油漆的村庄》《火里的影子》，现担任《广西文学》副主编。他的小说获得过《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2007年度最具潜力新人奖，也曾入围“华语文学传媒盛典·2005年最具潜力新人奖”等。
最近，这位广西壮族作家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是恶人》，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都可称得上是一部近年来难得一见的乡土文学佳作。而不久前在广西，也展开了一场关于此书的研讨会，50多名评论家、作家、诗人、媒体人对这部小说进行了探讨和推介。这部小说充满着浓浓的岭南民风特色，交织着小镇人民生活的善与恶，有人称这本书描写了野马镇上“平庸的恶”，也有人指出，李约热是位辨识性很高的作家，“他始终以特立独行的创作来张扬现实的批判意识”。
读完小说，仿佛感觉到余华早期作品的风格，为此，记者对他进行了采访。
【专访】
问：《我是恶人》是你第一部长篇小说，可谓出手不凡，出版社甚至打上了“新寓言小说”的称号。你怎么理解“新寓言”？之前这部作品叫《欺男》，能否讲讲你创作这部作品的动机和灵感？
答：“寓言”是浓缩，也是提炼，《我是恶人》这部小说所写的年代距今并不遥远。在我的经验里，我发现但凡一件事，哪怕是刚刚发生不久，在人们脑中很容易变得神秘和不可琢磨，我们那个地方，讲故事不叫讲故事，叫“讲古”，哪怕是说眼前发生的事情，哪怕是聊聊家常，也叫“讲古”。这很有意思。大概出版社觉得我这“古”讲的是触手可及的事情吧。写这部小说的动机，首先我觉得这是一个我绕不过去的题材，一个作家的出身决定他能写什么和会写什么，我出生的时候街上很乱，经常有枪声响起，当时我母亲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带我逃生，这种“隐性”的经历后来变成我的一块心病，觉得如果不写，没法对自己有个交待，这部小说我是当成“成长小说”来写的；再一个原因我也想绕开文坛流行的趣味，所有的历史都是曾经的现实，我想写大环境之下人的内心之乱，想与一些对现实作简单模仿的作品区别开来。在《作家》发表的时候名字叫《欺男》，起这个题目的原因是想写一部里面全部是男人的小说，这些男人被人欺负又欺负别人，所以叫《欺男》。
问：书里写到的1982年发生在小镇子里的事，是在打倒“四人帮”不久之后，所以会有一种盲目崇拜英雄的社会观念，因为大家都过惯了非黑即白的批斗生活，你设置这个时代是因为你对它很熟悉吗？
答：刚刚从动乱中走出来的人，他们身上难免会带有一个年代的烙印，肉眼看不见的价值观、思维方式，肉眼看得见的一举一动甚至说话的腔调等等，都会有强烈的年代感。我固执地认为，频繁的政治运动，改变了中国大陆人说话的腔调，少了平和、商量、谦让，多了铿锵、霸道和置之于死地而后快的意味，这显然跟我们长期以来热衷于抓坏人有关。知识分子对那个时代有很多的描述，最著名的是《八十年代》这本书，一群书生在叙说自己的经历，说得很好，但我发现，草民们的八十年代究竟是个什么样几乎没有谁去关心，中国最庞大，最基础的群体，就这样集体被“八十年代学”所遗忘，我觉得不应该这样。
问：“恶人”：黄少烈，虽然是人民公安，他有私心报复；马万良，一介平民，可是与全镇人树敌；包括那些街坊邻居们，看起来都具备了“恶人”的特质，可是反过来，他们又都不像恶人，这种群像式的书写，你是想说明什么问题？
答：你也看到了，不管是公安黄少烈，还是平民马万良等人，他们身上的“恶”在他们眼里都不算恶或者说之所以作恶那都是事出有因，写他们的时候我感到深深的悲哀，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近邻间都干了些什么呀：看别人笑话并以此为乐，互相提防和不信任产生的敌意导致自说自话直至众声喧哗最终恶果丛生，真的像贺绍俊先生说的那是一种弥散在日常生活里的“平庸的恶”。
问：书中写到的南方野马镇是否具备了广西小镇子的一些最独特的民俗特征？里面的“唱天”“问魂”等是否真实存在？你是壮族，可是书里却没有写到一个壮族的人物。
答：我小时候生活的那个小镇是个多民族聚居地，有很多风俗是少数民族特有的，“唱天”是壮语直译过来的，是一种固定的山歌的调子，想想也很有意思，老祖宗已经把曲子谱好，词的部分各人填各人的，喜怒哀乐一网打尽。“问魂”其实就是求神问鬼，我们那个地方现在仍然还存在。我是壮族，但我笔下的人物少数民族身份并不明显，我不会刻意强调人物的民族身份，我只关心他干了什么，这是我写作立场之一。
问：一开始你就写到马万良恨黄少烈是因为其父在文革期间批斗时被黄狠扇了几个巴掌，这种历史遗留下来的仇恨是否是导致两者互生“恶意”的最根本原因？
答：爸爸被打，妈妈被骂，在我们那里算是奇耻大辱，文革之后，我们那个地方曾经发生过很多起向打人者复仇的事，多是受害者后人发起的。他们不知道什么“历史遗留”，只知道冤有头债有主，我想要说的是：大时代波澜壮阔，善良的人们在时代的洪流中，一不小心就变成恶人，他们对此浑然不觉。所谓的和解、宽容，很多时候只是作家的一厢情愿。
问：出现的很多荒诞情节，比如砍伤手腕，认贼作父、制造英雄、瓮中捉鳖等，是你要深化矛盾的特殊处理手法，还是故意造成一种戏剧式张力？
答：以前我写中短篇，善于“留白”，长篇小说不行，长篇小说有长篇小说的法则，需要密集的情节来推进，人物在小说里成长，慢慢会有自己的行为准则和目标诉求，你拦都拦不住。还有就是，写这样的题材，我无法做到优雅。戏剧性的张力我不知道有没有，我只是遵循人物成长的规律用小说的方法来完成。
问：黄显达是一个反骨、逆子，他放着自己英雄的父亲不认，跑去马万良家跟他儿子马进偷东西，这也是全书最有意思的地方，为什么要塑造这样一个人物？
答：我们长期以来塑造了很多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黄显达想找一个食人间烟火英雄，他找不到，他只能去找马进了。这是我小时候的经历，五年级的时候，我突然领到一张奖状，学什么什么标兵，我不以为荣反以为耻，划根火柴给烧了，其实就是写自己。
问：书里有很多关于“死亡”“群架”等暴力、血腥场面的描述，很容易就想到余华的一些作品，是不是经历过文革洗礼以后的中国，所有的文明都要重头再来一遍，从最野蛮的状态开始？
答：这个我不知道。闲来无事，到人多的地方闲逛，看到人们购物、出行，我突然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问：在你眼里，世人真正的“恶”是怎样子的？你书中提到的“恶”又是什么？
答：世俗里的恶并不都是杀人放火偷东西，有一天我打开电视，记者在介绍一起车祸，他说司机当场变成“夹心饼”，用“夹心饼”来形容车祸死亡的司机，我不知道死者家属听到后会怎么想，我非常的愤怒，用食物的形状来形容死者的惨状，这就是一种“恶”，但愿这只是个案。至于我书中的“恶”，我不想多作解释。
问：有人认为你的小说是反思启蒙的杰出作品，在你的了解中，文革以后到现在，有没有同类型的作品出现过？你是如何在自己的故事中加入很多现代小说的元素？
答：看过很多反映政治运动的小说，多是以受难者的身份控诉他人。审判他人容易，自我审判很难。我也是一名读者，我希望能看到更多反思国民性的作品。至于你说的创作中加入现代小说创作的元素也不是有意为之，中国传统小说讲究白描，讲究润物无声积沙成塔，这让我很着迷，但是当我大量阅读小说的时候，正值国门大开，很多小说被引进，写作时或多或少会受国外小说的影响。这主要是技术层面上的影响。
书籍信息：《我是恶人》，李约热，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