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也许是最热衷于写日记的近现代中国政治领袖。自1915年至1972年，他的日记从未间断。2006年3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将所藏蒋介石日记全本对外开放。
日记开放之前，美国学者黄仁宇已著有《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材料虽主要转引自其他著作，仍具卓识。日记开放之后，大陆学者杨天石推出《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颇值一读。大约同期，台湾政论家阮大仁也推出《蒋中正日记揭秘》，阮氏系蒋介石侍从秘书阮毅成之子，其专业非历史研究，较黄、杨二氏稍逊。
2011年，台湾出版《郝柏村解读蒋公日记1945-1949》。三年后，又出版了《郝柏村解读蒋公八年抗战日记》。
现年95岁的郝柏村，曾任台湾“国防部长”、“行政院长”，武职做到上将，文职也做到顶级，堪称非凡。
关于抗战的书籍，海峡两岸已汗牛充栋。此书别出心裁，自成一体，可屹立于著作之林。
抗战是近现代中国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一场对外战争。
第一次鸦片战争历时仅两年，双方使用兵力均不及6万人，战场限于广州、厦门、宁波及上海；第二次鸦片战争历时四年，英法投入兵力2万5千人，清军4万余人，战火波及沿海与京师。中日甲午战争为时一年，日军2万5千人，军舰12艘，清军6万人，战场仅在黄海、朝鲜半岛、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庚子战争，八国联合派军约5万人，战火仅及天津、北京（俄罗斯偷占东北另计），清军及义和团人数难以统计，但当在10万人以内。以上诸役，波及民众至多以百万计。
八年抗战，自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8月15日，战线自北至南、从东到西，各在三千公里以上，波及地区约500万平方公里，日军投入兵力100万以上，中方投入兵力600万以上，中方军民死亡人数在1000万以上（一说死亡2100万，伤1400万），波及民众数以亿计，为中国史上对外最壮烈一役。
郝柏村此书并非抗战全史，而是以蒋介石日记为经纬，编年记叙夹以史论，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别样的抗战图像。
我不能说郝柏村此书是客观史著。在当代，几乎没有史学家会将历史学看作是纯粹客观的科学，而所谓“最后的历史”（Ultimate History），也早被公认为无法触及的乌托邦。历史学的三个基本构成要素：历史学家、历史事实和历史著作，都不可避免地拥有主观成分。历史学家的主观既受时代影响，又受个人经验、智力、心理的影响。历史事实的主观则更复杂些。首先，作为文献表现形式的历史材料，它本身就包含着其作者的主观；其次，作为当代史学家所选择运用的历史材料，它又包含着其选择运用者的主观。我们也承认，有些所谓历史考据的工作，其具体结论可能不受主观影响，比如名物典制、版本纹章、人物生卒、地理沿革，等等。但这仅仅是史学家所应掌握的“基本事实”，而不是“历史事实”，它如果不通过历史学家的解释、分析，本身没有任何内在意义。而历史著述，不论叙述还是语言，史学假设还是推论，都包含了前述种种主观因素。
不过，承认历史学有主观成分，并不意味着历史就纯然成为一种虚构，或者可以任人上下其手。每个诚恳的历史学家都在努力拼出一幅有说服力的历史图像，所用的拼接方式遵循其理解力（也往往隐藏着情感），而所用材料毕竟是实在的。
郝柏村用精心笺注来诚恳拼图。对蒋介石日记中提到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事件，所引用的每一段话，他都努力加以考证注疏，并且不停留在简单的名词解释上面，而是荡开笔触，前后延展，颇类中国古代的纪事本末体。
亲历抗战的郝柏村，对史实与人物烂熟于心，信手拈来，要言不烦，予读者极大便利。有时他也引入逸闻趣事，以增加笺注的趣味性。比如在解读1937年4月18日的日记时，他写道：“今日与冯谈话，应指冯玉祥。抗战前大家都知冯为基督将军，冯与蒋在北伐时合作，但1930年，中原大战阎、冯失败后，失去兵权。1936年，冯回南京任军事委员会唯一的副委员长时，曾到军校训话，他说老百姓养一条狗是干什么的，是看门户；老百姓养一只猫是干什么的，是抓耗子；老百姓养军人是干什么的，是保卫国家。颇能动人。抗战胜利后，蒋、冯又分道。”
读此书，必须前后串连，始能呈现时局轮廓。比如蒋介石为经营四川抗战根据地而与川内诸军事强人折冲连横，就分见多处日记解读。聊举五例：
1.“四川乃天府之国，物产丰富，而地形险峻，每当中央政府式微，四川即形割据之局。我幼时尝听：‘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川未治。’蒋公为准备抗战，必须以四川为主要基地。其时四川军阀，以刘湘势力最大，且藐视中央，而军阀间以刘湘与刘文辉叔侄互相斗争为烈，各军阀采防区割据，擅自征税，民间已预征税至1988年，又公卖鸦片为害军民。川军即有两只枪，一为步枪，一为鸦片烟枪。当时川军中以邓锡侯较弱，拉拢中央反刘，故蒋公以邓锡侯为川省主席，以抗刘湘，其实邓锡侯并非忠诚拥蒋，为浑名‘水晶猴子’的投机军阀。”（1937年1月·下星期预定表）
2.“处理川局煞费苦心，成立川军整理委员会，川省以刘湘势力最大，故示以优遇，但整军必须彻底，权限必须分明，其中自以服从中央军令，军费支用必须符合中央规定。而刘湘覆电，怨恨之心见于言表，可见其心态。但西安事变后，为建立抗日根据地，四川军阀必须排除。”（1937年6月18日）
3.“处理四川问题，顾祝同先与四川次要军头，诸如范绍增、孙震、杨森建立良好私人关系，顾入川即住在范绍增家。故蒋公覆刘湘函稿，与顾详讨后缓发。顾是用宽厚诚信软工夫，争取四川军头的信任与内向。”（1937年6月21日）
4.“四川省政府本在成都，今日日记以张群为重庆行营主任，并有在重庆组织省政府的构想。可见刘湘虽逝，川局并未完全底定，既反对张群到成都任川省主席，故有在重庆组织省政府的考量。”（1938年1月31日）
5.“建设抗战基地，四川非常重要，尤以军事第一线及与共党相接的第一线县长，须选一等人才并充实其经费，对四川各县长能力及绩效，亦亲自视察考核，而记华阳、南充县长不行，前新都县长最好。最可注意者为严禁县长贩烟，此乃军阀割据时代的普遍现象，北伐成功已逾十年，而中央势力未及四川，可见川政腐败之严重。”（1939年6月24日）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论世之外，郝柏村也臧否人物。
以细节论人如解读1937年5月27日的日记：“约周来见，应系指周恩来。西安事变后，蒋公与共党的谈判，均以周恩来为对象，而未以毛泽东为对象，层次即居于不利。毛躲在第二线，蒋亲临第一线。蒋公对共党虽欲以柔克刚，但以蒋公之刚性，周恩来之软功夫与毛泽东的柔性，故以柔克刚，乃为毛、周强于蒋公也。”
臧否人物之外，郝柏村还为争议公案提供大胆解读，比如汪精卫出走降日事件：“蒋公……对汪的出走，未采取防制行动。我猜想，蒋公若当时扣汪，党内同志必以权力斗争视之，自对蒋公领导不利，故任其在龙云协助下逃抵河内，而另派员制裁，则名正言顺处置投敌分子，必为全民赞成。枪手王鲁翘等人，以汪与其随从曾仲鸣临时换了房间，而击中曾仲鸣毙命，汪幸免。当时社会不知情人士，包括我自己，对于汪走出抗战阵营，以为必与蒋公有默契，一个抗日，一个和日，可减少沦陷区同胞的痛苦。”（《八年抗战局势概述》）
全书为编年体，难免支离饾饤之病，于是郝柏村在每一年、每一月前均作了简要导读，还专门撰写长文《八年抗战局势概述》，冠于卷首，以便读者融会贯通。
该文颇具缩地千里的本领，其中“中共势力的发展与抗战”及“国际关系与抗战”两节犹值注意。
譬如论蒋介石与史迪威的恩怨，郝伯村写道：“蒋公对史的态度，完全以民族自尊为唯一考量，甚至不惜重回独立抗战的情势。其实就战略运用而言，对史迪威仍大有运用之妙，不仅无害，反受其益。以分配美援武器而言，自可同意以轻武器分配共军，但其前提为，凡接受美援武器的军队，必须有美军顾问随同，协助训练与作战。毛泽东对于接受美军武器是欢迎的，但若美军顾问亦分配于共军中，中共可能宁可不要美援武器。因共军里如派有美顾问随行，则不能袭击国军。透过史迪威派其作战任务，则共军必须执行，共军到底对日军作过什么作战，美顾问自会反映到华盛顿，则中共……宣传，不攻自破。”
在自序中，郝柏村说，抗战胜利时，他是少校军官，亲历了抗战及世界大战的变化，刻骨铭心，“但所历所知，仅是片段与局部……阅读抗战领导者的日记，能从片段进展全程，能从局部拼成全面，应是最真切的历史真相”，同时他又说，任何解读都难免挂漏，只愿“能为历史留下重见真相的一粒种子”。其心其情，诚挚可见。
不过，这书也有一些缺憾。通读全书，作者对蒋介石太过推崇，以致几无一句贬辞。世间绝无完人，历史学家对研究对象的情感可以理解，但在著述中，他必须剥离情感，据事直书，其著作方可称独立之信史。此外，全书很少摘引日记原文，对无法读到日记的人来说，不免有些隔膜。或者需要与日记原文对照来读，才更有兴味。
《郝柏村解读蒋公八年抗战日记》
作者：郝柏村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年：2013-6-27
ISBN：9789863202073
作者：宋石男，专栏作家，西南民族大学教师，为《南方周末》、《新京报》、《东方早报》、《看历史》等平媒撰稿，现在《看天下》开有备受好评的“风物志”叙事专栏，在《南方都市报》开有个论专栏及历史评论专栏，在《新快报》开有“微言宋听”一周微博点评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