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北京大学的浙江乡党

中国传统的聚族而居、家族共产、等级分明的宗法制农耕社会，总体上是一种通过血缘姻亲关系相互联结的熟人社会。游学谋官、经商营市的江湖游子以地域划分的乡党行帮，其实就是这种聚族而居、家族共产、等级分明的农耕熟人社会的扩展延伸。只认乡党派别而不认契约诚信和普世法理的党同伐异，因此成为传统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一种陋规习性。

在已经初步近代化的北京大学内部，奉行这样一种陋规习性的浙江乡党，曾经一度占据着压倒性的优胜地位。进一步说，改革开放初期温州等地熟人社会的借贷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同样是这种只认乡党派别不认契约诚信和普世法理的陋规习性的发扬光大。像这样的一种陋规习性，在原始积累的创业阶段，是可以发挥出极其强大的凝聚力和创造力的；但是，一旦完成原始积累，在接下来的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方面，便会遭遇难以逾越的观念瓶颈和内部纷争。

（沈士远、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等人聚会苦雨斋）

【1、民国初年的严复与蔡元培】

1912年5月3日，中华民国政府批准教育部呈请，把清朝遗留的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大学堂监督改称大学校校长。“现已由本照会该总监督任文科大学学长，应请大总统任命除经科并入文科外，仍暂其旧。俟大学法令颁布后，再令全国大学一体遵照办理，以求完善而归统一。”

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于当日颁布任职令：“任命严复署理北京大学校校长。”

当年的北京大学校，是全国范围内唯一以大学命名的国立高等学府。时任教育总长的同盟会元老蔡元培，虽然已经有过留学德国柏林莱比锡大学的一段经历，却比曾经积极推动过地方选举、区域自治、教育独立的袁世凯、徐世昌、张謇等前清大员，更加倾向于中央集权。1913年初，蔡元培主持颁布新学制，把各省既有的高等学堂全部废除，从而造成北京大学一校独尊的畸形局面。

直到1934年，蔡元培才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中承认了自己的施政错误，并且进一步回忆说：“是年，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两年后，严君辞职，改任马相伯君，不久，马君又辞，改任何锡侯君，不久又辞，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

蔡元培的这段叙述严重失实。查勘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912年1月24日，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劳乃宣呈请清朝学部，以病躯不能理事为由提出辞职。2月25日，刚刚于十天前当选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颁布命令，“所有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事由严复暂行管理”。同年10月1日，袁世凯任命章士钊接替严复为北京大学校校长。在章士钊拒不就职的情况下，又于10月18日任命马良即马相伯代理北京大学校校长。12月27日，任命何燏时署北京大学校校长。1913年11月5日，何燏时呈请辞职。同年11月13日，教育部训令北京大学校工科大学学长胡仁源，在北京大学与北洋大学尚未合并之前，暂行兼管校中一切事务。

蔡元培刻意回避的重要事实，是严复的辞职离校与他党同伐异的乡党派系之争有直接关系。

按照严复的想法，文科之外的诸多学科应该全部西化，由欧美留学生主导各学科的发展壮大，留下相对隔离的文科专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为实现这一设想，以校长身份自兼文科学长的严复，聘请桐城派古文家姚永概（字叔节）担任文科教务长。在此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京师大学堂及北京大学校，一直是桐城派古文家的势力范围。其首任总教习、桐城派领袖人物吴汝纶，更是严复翻译西方学术名著的赞助者和审订者。姚永概的兄长姚永朴（字仲实）、姐夫马其昶（字通伯）和古文名家林纾（字琴南）等人，都是京师大学堂和北京大学校的经科及文科教授。桐城派在北大文科失去优势地位，是姚永概于1913年11月辞职之后的事情。

比起严复与蔡元培在办学理念上的意见分歧，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中国传统社会单边片面、党同伐异的乡党派系之争。1932年，为纪念北大校庆三十五周年而编撰的《国立北京大学校史略》，明确表达了对于前校长严复的谴责否定：“自复来校，校中盛倡西语之风。教员室中，华语几绝。开会计事，亦用西语。所用以英语为多。有能作德语者，尤名贵为众所称羡。法国教员铎尔孟独心非之，叹为非兴国之征。众弗顾也。后复去职，流风不泯者犹数年。至蔡元培来，始革之。”

到了落款时间为1966年1月的《我和北大》中，沈尹默干脆把自己包装塑造成为早在蔡元培之前就开始抵制严复等人亡国媚外的文化斗士：“还有一个宝贝，是当时教英文后来当预科学长的徐敬侯。他一开口就是‘我们西国’如何如何。他在教务会议上都讲英语，大家都跟着讲。有一次，我说：‘我固然不懂英语，但此时此地，到底是伦敦还是纽约？’我并且说：‘以后你们如再讲英语，我就不出席了。’我放了这一炮，他们略为收敛了一点。但这种情况由来已久，相习成风，一直到蔡元培先生任校长后，才有所改变。”

【2、北京大学的浙江乡党】

沈尹默原名君默，字中、秋明，号君墨，别号鬼谷子，浙江湖州人，1883年出生在陕西汉阴。他虽然不是绍兴人，却与鲁迅、周作人兄弟一样出生于师爷世家。关于严复的离开北大，沈尹默在真假难辨的《我和北大》中回忆说：

“一九一二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范源濂是次长，董惇士大约是秘书长，颇专权，因严复抽鸦片，示其辞北大校长职，以何燏时代理校长，仍兼工科学长。这是新旧斗争之始。严复之被赶，抽鸦片是表面理由，真正的原因是北京大学不服教育部管。严复之一向不服教育部管，也不仅仅是他的来头特别大，而是他有一个六万两存折在手中，这个存折是东清铁路股票，存在华俄道胜银行。……北大第一次的新旧之争，是争领导权，当然，也包括思想斗争在内。”

“董惇士”是沈尹默对于董鸿祎字恂士的错误记忆。董恂士是浙江仁和人，1878年出生，是清末外交官钱恂的女婿，比钱恂同父异母的弟弟钱玄同和钱恂长子钱稻孙年长9岁。他早年任学部候补主事，后赴日本留学。1901年至1904年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科，期间与岳父钱恂合作编译过日本政治书籍。1903年春夏之交，他与秦毓鎏、叶澜、龚宝铨、陶成章、魏兰、陈天华、黄兴、刘揆一、张继、苏曼殊等人共同组织日本留学生的第一个反清革命组织军国民教育会，并且与上海方面的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等人相互呼应。他后来一度随钱恂出使欧洲，中华民国成立后随蔡元培出任教育部秘书长，1912年9月升任教育部次长，1916年因病早逝。

据王云五回忆，1912年1月下旬，被广东同乡孙中山聘请为大总统府秘书的他自己，给素不相识的教育总长蔡元培写了一份建议书。蔡元培很快回信，邀请他到教育部“相助为理”。王云五请示孙中山，得以半日在总统府服务，半日到教育部相助，从此与蔡元培建立起“蔡先生视我如手足，我则视蔡先生如长兄”的亲密关系。

教育部北迁之后，王云五任专门教育司科长，当时的许寿裳任普通教育司科长，鲁迅任社会教育司科长，钱稻孙任专门教育司主事。随着蔡元培、范源濂相继辞职，教育总长先是由海军总长刘冠雄兼署，接着由农林总长陈振先兼署。

陈振先是留农归来的农学专家，1913年2月到任后把广东同乡王云五提拔为科长兼主任秘书。“查那时候的国会议员被选资格中包括有中央学会会员一项特殊资格。由于原规定颇为含糊，致有相当于专门学校的许多杂牌学校毕业生纷纷比附要求；从宽从严，应由教育部决定。在讨论此一问题的部务会议中，除社会教育司夏司长曾佑无意见外，其他参事三人（原额四人中有一人外调）与普通专门两司司长意见一致，却与陈兼总长的主张相左。陈先生不肯屈服于多数之幕僚，而五位高级幕僚一致反对总长，致酿成僵持之局。……董次长为表示对于辞职参司五人之同情，亦请病假不到部。”

这一僵持之局的最终结果是：“陈先生不知受到外间什么压力，突然请辞兼署教育总长之职，改由请假中之董次长暂代部务。不久又由汪大燮来长教部。”站在陈振先一边坚持长官负责制的王云五，不得不随着陈振先的辞职而离开主要由浙江、江苏人掌控把持的教育部。

王云五所说的五位高级幕僚指的是参事、浙江宁波人钟宪鬯（观光），参事、江苏武进人蒋竹庄（维乔），参事、江苏武进人汤爱理（中），专门教育司司长、陕西周至人路壬甫（孝植），普通教育司司长、河北任丘人王桐龄。董次长即时任教育部次长的董恂士。

与陈宝琛、严复、林纾等同乡前辈关系密切的福建人黄浚，在录入笔记体回忆录《花随人圣庵摭忆》的《践卓翁与天苏阁》一文中写道：“林畏庐晚年，自署践卓翁，践卓之义，众皆莫解。久乃知先生民国初元以北大教席事，与教育次长董恂士鸿祎迕，大怒。践卓者，践董卓也。董卓者，恂士也。此真匪夷所思。”

这里所说的林畏庐就是林纾，按照黄浚的说法，林纾离开北大的直接原因，是与教育次长董恂士发生过一次激烈冲突。

林纾本人在《训子书》中声称：“大学堂校长何燏时，大不满意于余，对姚叔节老伯议余长短……实则思用其乡人，亦非于我有仇也。”在《与姚叔节书》中，林纾还指责章太炎师徒“腾噪于京师，及力排媢姚氏，昌其师说，意可以口舌之力，扰蔑正宗”。

【3、沈尹默所谓“新旧之争”】

按照沈尹默的回忆，1913年2月，他在与北大校长何燏时（锡侯）、工科学长胡仁源（次珊）关系密切的浙江同乡许炳堃推荐下，来到北京任北大预科教员。“何燏时、胡仁源为什么要请我到北大去呢？当时，太炎先生负重名，他的门生都已陆续从日本回国，由于我弟兼士是太炎门生，何、胡等以此推论我必然也是太炎门下。其实，我在日本九个月即回国，未从太炎先生受业，但何、胡并未明言此一道理，我当时也就无法否认，只好硬着头皮，挂了太炎先生门生的招牌到北京去了。同去的有太炎先生门生朱希祖，他是应吴稚晖的邀请，到北京去参加教育部召开的关于注音字母的会议。其时是一九一三年二月。”

沈尹默来到北大的第一天，先后会见了何燏时和文科教务长姚叔节。姚叔节安排沈尹默在预科讲授中国历史：“姚先生和我只会过这一次，以后就没有见过面。”第二天，沈尹默见到胡仁源，胡仁源说：“我们已经晓得你来了。昨天浮筠对很多人说，现在好了，来了太炎先生的学生，三十岁，年纪轻。”

关于这番话，沈尹默的理解是：“言下之意，对北大的那些老先生可以不理会了。‘浮筠’是北大理科学长夏元瑮的别号，从胡仁源的这句话里就可以意味到，北大在辛亥革命以后，新旧之争已经开始了。”

沈尹默所谓的“新旧之争”，其实是更加具备斗争性的章太炎一派门生故旧，对于比他们更加资深年长也更加中庸厚道的前辈文人即所谓“桐城派”的“旧旧之争”，其结果是更加具有战斗力的章太炎派系，取得北京学界新一轮的文教主导权。

关于这场党同伐异的权利之争，沈尹默回忆说：“和我同到北京的朱希祖，在参加过教育部召开的注音字母会议以后不久，也进了北大。接着，何燏时、胡仁源把太炎先生的弟子马裕藻（幼渔）、沈兼士、钱玄同都陆续聘请来了。最后，太炎先生的大弟子黄侃（季刚）也应邀到北大教课。我虽然不是太炎弟子，但和他们是站在一起的。”

1914年8月19日，教育总长汤化龙签发委任浙江镇海县籍前清举人夏锡祺为北京大学校文科大学学长的饬令，章太炎一派门生故旧中的沈尹默、沈兼士、朱希祖、马幼渔、钱玄同、马叙伦、陈大齐、朱宗莱、周作人、黄侃、康宝忠、刘师培、刘文典等人彼此呼应，先后进入北大校园。此前在北大文科占据主导地位的以孔子、孟子、韩愈、欧阳修、程颢、程颐、朱熹为道统偶像的桐城派，逐渐被擅长以汉学传统从事考据训诂的章门弟子所取代。

1914年9月27日，时任教育部佥事鲁迅的一则日记，标志着章门弟子在与桐城派前辈的文教主导权之争中，已经取得初步成果：“上午得沈尹默、坚士、钱中季、马幼渔、朱逷先函招午饭于瑞记饭店，正午赴之，又有黄季刚、康性夫、曾不知字，共九人。”

这里提到的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季中）、马幼渔、朱希祖（逷先）、黄侃（季刚）、康心孚（性夫），都是任教于北京大学的章太炎一派的门生故旧。

到了1917年11月5日，朱希祖在日记中记载了章太炎一派在北大文科的决定性胜利：“桐城姚君仲实、闽侯陈君石遗主散文，世所谓桐城派者也。今姚、陈二君已辞职矣。”

关于桐城派的姚永概、马其昶、林纾等人与章太炎一派党同伐异的文坛争斗，钱基博在《现代文学史》中分析说：“既而民国兴，章炳麟实为革命先觉，又能识别古书真伪，不如桐城派学者之以空文号天下！于是章氏之学兴，而林纾之学熸。纾、其昶、永概咸去大学，而章氏之徒代之。”

作者：张耀杰，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人员，文史学者，传记作家，书评家。出版专著《谁谋杀了宋教仁》、《历史背后》、《民国底色》、《北大教授：政学两界人和事》、《红粉民国》等十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