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养是一种形象的说法，猪羊牛马驴鸡鸭狗兽是圈养，动物园里的动物都是圈养，这些圈养的动物们不缺吃，不缺喝，就是失去了本属于动物们的天性和自由。他们的结局或者成为人们的盘中餐，或者成为人们的观赏景观。
教授们的圈养是借用，也与动物们的圈养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人终归是人。教授们的圈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物质性圈养，听话的教授，有吃有喝，不听话的教授，没吃没喝。如果没吃没喝，或者臣服，或者另谋生路。二是精神上圈养，通过各种各样的思想灌输，使他们臣服于现有的思维框架，自我毁弃学术自由。通过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圈养，使得教授们都在现有的轨道中运行，不管轨道破旧与否，这具有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形态。
如今的大学教授，大体上分为四类，一类是官教授，一类是臣教授，一类是打工教授，还有一类显得另类，即公知教授。这四类教授，都是圈养的教授。圈养的因素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体制性圈养，二是课题性圈养，三是道德性圈养，四是文化性圈养，五是社会性圈养，其中体制性圈养是决定性因素。
官教授的核心是官。官教授是大学的怪胎，也是大学里的主体教授。他们享受到体制内的一切好处，行使着体制内的一切权力，却没有因行使权力而应负有的责任。他们是大学党委书记与校长、各学院书记与院长。大学党委书记与校长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免，向上负责，而不是向学校负责。院书记及院长向大学党委书记及院长负责，而不是向院负责。一个向上负责的体制，使得官员教授们在逻辑上和事实上失去了应有的责任。他们虽然都在说又建造世界性一流大学，那也只是追求大学政绩、个人升迁的需要。大学教授对两级书记和院长没有实质性的监督之权，只有履行不尽的义务。两级书记与院长及其机构却对大学教授具有物质与精神双重宰制之权，却没有承担相应的大学发展责任。他们鸠占鹊巢，他们不当得利，他们滥用权力，他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臣教授的核心是臣。臣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老师的发明，这一概念准确地概括了大学里一些教授的媚权心态。这是大学党化行政化的必然产物。臣教授面临两条可以选择的道路，一条道路就是当官。一旦当上了官，臣教授就可以有了穷小子变阔佬的感觉，也具有了翻身农奴把歌唱的心态，就有了傲视尾随其后的臣教授的资本和资格。第二条道路就是求当官而不得，求学问而不能为，自我选择当臣教授，以求从官员教授那里分得一杯羹。他们皆尽拍马屁之能事，急官员教授之所急，想官员教授之所想，以此分得体制性的好处。比如，他们主动为官教授跑课题，主动为官员教授写论文，主动为官员教授写书，主动为官员教授做不能公开做的各种事情，甚至在官员教授的孩子出国、结婚、旅游方面臣教授都会伸出援助之手。一句话，臣教授是没有长成人的知识型奴才。
打工教授的核心是打工。他们与官教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可长可短，再往前走，就是臣教授，保持原地不动，就是打工教授。在他们的眼里，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放在功利面前、金钱面前进行权衡，有利于功利、有利于挣钱的事，他们都会毫不犹豫地去做，哪里有工作，哪里能挣钱，他们就冲向哪里。哪里没有功利，哪里不能挣钱，他们就会选择退避三舍。对于当官，他们视之为可有可无，有当官的机会更好，没有当官的机会也无所谓。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在外面打工挣钱。精致的利己主义大学生，最后有一部分进入大学，就变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教授。
公知教授的核心是公。他们愿意就公共问题发表看法，并试图通过专业知识影响公共论坛，成为公共论坛的主体。在互联网的条件下，公知教授的影响被互联网无限放大，产生了公知教授之外的溢出式影响力。与臣教授与打工教授比起来，公知教授意识到圈养，想跳出圈养的栏杆，但大都没有跳出来。长期的圈养，想跳出来容易，但却没有跳出来的能力。这如同一个长跑运动员，都已经退休了，再拉出去长跑，也是极为不易的。公知教授也得活，生存从来都是第一位的，没有了生存条件，公知教授自然做不成。一般说来，公知教授一般都倡导理性、和平、道德、渐进、非暴力，倡导普世价值，所以他们的生存条件并没有受太大的影响。
无论何种类型的教授，都是体制内的产物，都在体制内生存和发展。体制内圈养都是他们成为教授的决定性因素。所有的教授都有体制内的社会保障，体制内的职称评定，体制内的业绩考核，要符合体制内的评估标准，享受体制内的工资。无论大学这种体制的目标与原则是什么，无论体制内运行的机制是什么，无论体制内的资源如何配置，教授也是大学教授。教授的吃穿住行，教授花费的学术费用与资源，都需要体制内提供，何况大学教授本身就是体制长期运作的结果。有体制内教授，就有体制外教授，体制外教授只是体制内教授的延伸。所谓体制外，也只是相对于体制内而言。没有大学体制内教授的评定，体制外的教授什么都不是。只有在体制内享受着教授的福利待遇，才能享受到体制外的福利待遇。在体制外的教授，都得傍上某大学著名教授。大学体制是教授的根，只不过教授开的花香飘到了墙外。
课题性圈养是体制内圈养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大学被各种各样的课题包围，国家级课题、省部级课题、地市级课题、专项课题。这是大学评职称的必备条件，有的大学甚至规定没有国家级课题不能评教授。大学老师们为了评教授使劲浑身解数争课题。在大学，有一个词用得频繁，那就是跑字。跑项目，跑课题，跑关系，跑人脉，什么东西只要跑起来，应该到手的到手，不应该到手的也到手，不能到手的也能到手。没有跑，就什么都没有。无论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还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或者是教育部等重点项目都是跑出来的，而不是系统严格地论证出来的，更不是搞长期学术研究研究出来的。一旦拿到了国家课题，享受国家课题本身的利益及相关利益，想搞学术也就是痴人说梦了。课题不是学术，课题是国家权力意志的体现。
道德性圈养是体制内圈养的精神组成部分。在大学里，最难揣摩的就是道德，它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又来无影去无踪，没有固定确定的标准，但道德的能量却极为强大。一些大学教授科研能力不强、教学水平不高的人却经常能获此殊荣。道德圈养具有诛心的能力，无论一个人教学与科研多么优秀，一个道德标杆打下来，诸如一个思想有问题、一个自私自利的评语、一个不关心集体荣誉、一个此人有个性的评价都就会让大学教授们无以遁形，无所适从。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大学教授们进行灵魂鞭挞，让教授们在学术上自我设限，自我宰制，自我阉割，他们也就不能也不敢甚至不会再越雷池一步。
文化性圈养体制性圈养的功利组成部分。此类圈养看重的并不是文化影响力本身，看重的是功利性大小。这主要是包括那些在社会上有影响力的文化人，小说家、作家、诗人、官员、记者、媒体人员甚至个别影视明星在大学做个兼职教授、名誉教授、特聘教授。这种文化性圈养，虽然体现了大学里的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原则性要求，但由于引进机制的不透明，引进的机制不规范，他们在给大学带来影响力的同时，但破坏了大学的职称评定规则，伤害了大学教授的积极性和自尊心，破坏了大学本来就很虚弱的学术氛围。
社会性圈养是体制内圈养的评估部分。大学教授的水平高低，需要社会来评价，这本身无可非议。社会评价值有好有坏，有高有低。社会评价的标准就是大学教授在社会上的各种学术兼职、各种名誉地位、各种评审专家、各种学术委员会成员、论文与专著的各种奖项、被社会采纳的项目与学术观点及其影响因子、转载率等。这种社会性的圈养，使得大学教授们失去了独立的判断能力和自主研究能力，研究内容不是由着个人的学术旨趣来，而是跟着社会评价走，造成了学术思维能力严重下降。
谁都清楚一个国家的未来取决于大学的未来，大学的未来取决于大学教授的水平。尽管中国的大学越来越多，招生的规模越来越大，国家的教育投资越来越多，教授们越来越多，硕士点博士点越来越多，发的论文与专著越来越多，但中国大学的影响力并没有相应地提高，世界大学的排行榜没有应有的学术地位和世界级的影响力。
反讽的是，人们却经常看到有钱人和有权力的人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去受中学教育、大学教育、研究生教育；人们经常看到香港大学与北大清华大学在招生竞争的过程中，人们宁愿选择香港大学而放弃北大清华，过去引无数学子青睐的北大清华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风采。甚至有的官员宁愿选择在国内当裸官，宁愿放弃自己进一步升迁的机会也要让自己的孩子接受西方的教育。这是通过跑路的方式对中国大学强烈的无声抗议，对中国大学抗议的实质是对大学圈养教授的抗议。
总之。各种不同的圈养形式，使得教授缺少学术研究的自主性、自由性和独立性。教授们已经失去了基本的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一个没有创新的教授群体不但是大学的悲剧，也是中华民族的悲剧。
作者：木然，1962年生，辽宁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生导师，网络政治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权力制约的多维视域》。生于困难年代，在文革中长大，在改革开放后入学，在浪漫时期注入理想，在享受改革成果中变老。
